文艺问题谈深了，谈具体了，有令人钻牛角尖处。此后文代会作代会，不大讲文艺理论问题了，说的是协会工作，讲的是党组、书记处与主席团、全委会，成绩几项，问题几条，安排若干，清楚明白。

一九九六年的文代会作代会上还有一事，就是原文联主席曹禺老师在会前五日因病去世。据说曹禺在九三年政协会上，与领导见面时提过解散什么什么文艺团体的意见，语焉不详，我当时因出访新加坡提前离会了，不在现场。但他毕竟是德高望重。他之后，谁当主席？后来提名的是周巍峙。还有作协选上了铁凝担任最年轻的副主席，这两件事，我都赞成，都是倡议者之一。

《中流》杂志还在此期间发表《王蒙其人其事》的专文，一心树王为敌。文中有将王某定性为“党内不同政见者”之说。时任文化部领导的同志劝我“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说不要理它。其时《中流》并大骂社科院一位领导刘吉，此同志见我后便说，我们是“同案”。这一时间段被该杂志批评的还有胡绳、韦君宜、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等。

文化部原办公厅一位担任秘书工作的女同志，与林默涵同志联系较多，有些林老的谈话，是此位同志帮助整理的，她的文字功力不错。她对我极友好，她特别希望我与林老能有更好的沟通与合作。她告诉我，此文在林老那边压了颇一段时间，后来杂志方面催得太紧，林老才没有再说什么。

他们非要把我搞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可能是由于时代与文化环境文化背景的隔膜，我一说话，一做事，他们就觉得气味不对，不符规范，像那位倒霉的被撤职的林业部长一样，也像我五八年听到的那种话一样，鼻子一闻，就知道是不是自己人了。就是说，他们确实认定，王某是敌人。

其二可能是，他们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年代有失落感。他们看不惯当前，他们停留在辉煌的与理想化的过去，他们痛恨在新的环境下如鱼得水、能写能说能成为头面人物的人。

第三是老翟来后，王某有再起的危险，他们有危机感。

第四是，最可笑的是争文坛的领导权。读者还记得严文井老师给我讲的“梦寐以求了”吧？

第五是，有些人对改革开放十分反感，十分疑虑，他们不敢公然地批邓小平等领导人，便抓住于光远、厉以宁、厉有为、刘吉、王某之属，穷追猛咬，死活不撒嘴。两三家杂志，这方面显得很破格。

《中流》杂志越骂越兴奋。骂贾平凹，其实是刺翟泰丰。

我相信《中流》对于开阔言路也是有贡献的，可惜它后来去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了，自己挖了自己的陷坑。我一开头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但《中流》的态度，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它的丰厚内涵与深远意义。

至于小贤弟们，自己慢慢消停了下来。人文精神失落了半天，现在也不像已经复归的样儿，也不见激愤的呼喊了。我早就说过，调子太高，一个是难以为继，一个是容易自我重复。祝他们有新的思考，新的作为，新的进展。

五次作代会后，察言观色，感觉掂量，还是两便的好。我告诉作协同志，我已经年逾花甲，视力明显减退（我后来还做过一次眼睛的小手术，太好了，我更有理由对某些活动请请假了），写作未有穷期，我只参加作协的类似春节联欢之类的活动，外事则是参加有外宾提出要求要见王某的活动，只参加宴请，不参加会见。简单概括就是吃与玩的活动可以考虑，其他则请假，以求皆大欢喜，请他们谅解。

在老翟主持工作期间，在五次作代会结束后，我对所有主席团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都请了假。

后来二零零零年，金炳华同志前来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领导同志对我家访，要我支持老金。我稍稍改变了不参加作协正式会议的做法，前后五年，我参加过少量会议。

相反，此期间我参加政协的活动是很投入的，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八年，我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主任，这属于现职也是实职，我的工作得到了支持与鼓励。我越来越看到了政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70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幸福生活

吾兄招数用到了那个样子，好得很，我乐得不必参与那么多作协的活动，听那么多颇为无趣的讲话指示，走那么多形式。政协这边，文化部这边，还有一些外事团体这边，尤其是各高校各文化出版机构这边，有我的许多公差，有我的满足不了的期待邀请安排，还有我的许多好领导好朋友。我已经够忙活的了。

这段期间是我外访的一个高峰：美国许多次，包括做哈佛的特邀学者三个月，三一学院的高级学者一整学期，此外，日本、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荷兰、瑞士、意大利、喀麦隆、南非、埃及、突尼斯、韩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不丹、尼泊尔、新加坡、马来西亚、德国、比利时、瑞典，以及后来的伊朗、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一直到港澳台地区……都跑遍了。绝大多数是与芳一起去的。好啊。

此后和作协的交道有一点点外事活动，二零零一年，我曾率一个作家团访问印度，对印度文化印象极深，回来也写了文章。此行能够与湖北的熊召政，河南的年轻散文家、评论家何向阳等同行，也是愉快的。何向阳的父亲南丁，我们共同参加过新中国第一次青年创作者会议，又同期落难。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无法阻挡。

此后我参加了中印两国元首确定的两国名人论坛。我相信两国的交流大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认识旁人也认识自己。

我也介绍作协与挪威作家举行了互访与会面活动。挪威驻华大使白山（sverreberghjohansen）先生对于文学十分感兴趣，曾多次宴请我谈加强两国作家交流的事。一九九八年，挪威外交部邀请我与芳对挪进行了很好的访问，白大使回到奥斯陆迎接我。

后来一九九九年挪威作家来了一批人，与中国作家交谈得活泼热烈。其中有一个担任过司法部长三个月的女作家，现在专写犯罪题材的作品。她对中国没有所谓犯罪文学很感奇怪。作家出版社的蒋翠琳副总编辑说，在中国，那不叫犯罪文学而叫法制文学，她一说，我也是恍然大悟。

中国作家王安忆、冯骥才、徐坤、刘恒、张胜友与我等在二零零零年回访了挪威。

这些年来，有趣的是逢日本作家团来访，多半都要到我的“自宅”拜访一番。

过去是每来访都到夏衍家，夏老去世后我在那里充了数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东京发生奥姆真理教投毒事件，数千人中毒，十余人死亡。夏秋之际，一个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团来访。我问到他们此事，他们说，根据日本的法律，该教教主麻原彰晃一案，要审理清楚，大约需要十年。我说，中国的法律可能不那么完备，像这样的重大罪犯，早枪毙了。

想不到的是代表团诸君，虽然不懂中文，但都熟悉“枪毙”一词，我说完了，他们男男女女，纷纷点头哈腰，异口同声、你唱我和地不断重复道：“枪毙，枪毙，哈依，枪毙！”显然他们也是同意乃至赞赏我的枪毙论的。此后这成了我的外事活动的一个“段子”，给谁讲，包括给极严肃的资深外交官们讲，他们都笑成一团。

而且经切磋请教，似乎我这样讲话并无不妥。

我以作协名义宴请过一次以色列作家团。以色列作家告诉我，他们的领土只占世界的极小百分比，但是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上cnn头条的却占惊人的大比例（具体数字忘记了）。我乃在祝酒时祝那里的上新闻头条的事情迅速减少下来。

同样的祝愿也适合巴勒斯坦、伊拉克与伊朗。这是一个例子，出镜呀，上头条呀，广为人知呀，未必都是好事。人其实更应该有权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

一九九六年，我收到伊拉克驻华使馆的请柬，邀请我参加萨达姆·侯赛因的集的发行式。因时间与出访英、德冲突，未能出席。今天回忆，不免感到沧桑。

作协工作走向正常以后，对于我来说主要有一件好事，就是夏季到北戴河创作之家休息与写作。我多次说过，我不思也不善消费，更不愿挥霍排场，我没有花天酒地的习惯，我对于生活的最高理想，就是盛夏到海滨一待，上午写，下午大海里游泳，这就是我的天堂，我的共产主义！

一九九七年，我来到了作协在北戴河的点。一九九八年又到河北省，然后一九九九年以来，年年到作协的创作之家。

作协的点始建于“文革”前，“文革”后作协“砸烂”，该地被一家线圈厂占用。

唐达成主持作协工作时想收回此点，不好办，找了我，我乃找到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高占祥同志，终于将之收回，并翻盖了一幢二层后来又是一幢三层小楼。

我很关心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的建设。尤其是它的二层屋顶，毫无隔热性能，夏季晚上，室内比室外热多了。一九九七年天气炎热，我在这里长了一身痱子，是告别童年时代以来首次重温盛夏的滋味。张锲曾戏称这里为“水深火热”。

一九九九年，我去创作之家时，便准备自费安装个空调。后来，作协给北戴河创作之家各室都安装了。我其实无意以自费安装作姿态施压，我觉得你没有经费，我可以自己搞，作协机关的办公设备都是齐全的，包括空调设备也都有，而创作中心是招待各省市的老作家的，其条件反而较差。这也是一个现象，机关号称服务作家，但优先将资源向自身倾斜，首先还是服务自身。

二零零零年，我带着一个二十九英寸的电视机前往作协创作之家，此前那里只有十四英寸的只能收六或八个频道的电视机。此年八月四日至十四日，我还与铁凝、张贤亮三人一起参加了中央国务院邀请的北戴河疗养。疗养***现吃海鲜拉肚子事件，搞得中央国务院领导前来检查慰问。所有中央领导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噢，你没有拉……”其实我是后来出现症状的，总算当时没有发作，似乎优越了那么一小点。

从国务院的疗养所回来，发现创作之家各室已更换了电视机。

次年，东面小院的房子改善了一下。这个院落里有许多柏树。还有长得奇形怪状、干与根扭结在一起的四株木本丁香。原来这里是北戴河老式的住房，中间一个公共活动室，一大间公共盥洗室，周围几间住房，很嫌潮湿。改成两套套房，加了石板地与地板砖地之后，潮气被阻住了。

我每年都在这里居住一个月以上，几部“季节”、《尴尬风流》、《我的人生哲学》、《青狐》、《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都是在这里定稿或完成了框架、完成了主体工程的。这儿心要专得多，干扰要少得多。有几次说是作协开主席团会，我就藏在这里假装没有时间不得参加。躲作协之猫猫于作协，高抬贵手，也是两便，对我放宽政策。中国毕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国家。

我要在这里说明，我很注意规章与纪律，费用都是注意缴纳的。

我有我的死板，用芳的话是死教条的一面，认定了夏季应该游泳，便再不能改变。只要天气允许，下午进入海水之中，一下，两下，一百下，一千下，就这么死死地游起来。有时候感觉我的游泳就是人与海的拥抱。有时候想，人生能有几次游？

二零零七年我又增加了一项活动，上午大体写作，下午游泳，不游泳时玩保龄球、乒乓球、克郎棋，晚上在滨海道上散步，回室后用电脑听在线歌曲，听百度和谷歌mp3。多少老歌儿呀，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纺织姑娘》，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柴可夫斯基的《悲怆》，舒曼、勃拉姆斯、圣桑、肖邦……钢琴王子弹奏的各类小品，以及帕瓦罗蒂、胡里奥、蒋大为、李谷一与邓丽君的歌，直到周璇与李丽华，《四季相思》与《渔光曲》，民族音乐与“红太阳颂”，古琴与洞箫，尤其是《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旋律》、《在森林和原野上》等多年没有听的歌曲乐曲，我算是听了个美。

我曾经在美好的歌乐声中度过青春。我曾经在强横的与夸张的引吭高歌中困惑地迎来中年。我期待着盼望着苦笑着在时而陌生时而兴奋的歌声里度过了夏天。我在一片大合唱中迎来了新的季节。我期待着大雪纷飞，我期待着在最美好的音乐中度过秋天，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71你就是海，你就是沙，你就是鱼

游泳对于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的父亲之对游泳，带着一种病态的狂热，带着一种崇拜、热爱、死心眼……这几乎是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使他的一无是处的人生还不至于在社会与家庭的浪涛中完全灭顶。

显然的，我的游泳与上一辈人有关。我从一九五一年快十七岁了才学游泳，胆小，体力不佳，不耐冷水，游一会儿，嘴唇发紫，身上起鸡皮疙瘩。工作忙，没有时间游，又舍不得牺牲午觉去游。我迷信各种游泳须知，知道游泳前二小时后一小时不该吃东西。而且中学时代的失眠教训了我，我始终认为睡眠是生命之本，精力之本，总不可以牺牲了睡眠去游泳。一夏天过去了，没有学到什么。

一九五二年，我仍然是笨手笨脚，哆里哆嗦地在人如煮饺子一般多的什刹海游泳池那里学游泳，忽然，头抬起来了，游几下，动了，同时气喘吁吁。我立即将学习重点转入呼吸，我必须按照游泳教程之类的书上要求，头埋入水内呼气，抬起头来吸气，而且是口吸鼻呼，后来又看到一本书，说是口吸同时应是口鼻同呼，也有说口吸口呼的，这一点我至今理论上没有完全弄明白，但我的蛙式呼吸完全正规合格不费力气。

为了能熟练地自然地合乎标准地游泳呼吸，我应该算是前后练了二十五六年，够笨的。直到一九七八年首次到北戴河，有较长时间连续游泳的机会了，我才练得比较自信与熟练了。在纠正姿势方面，至今仍在学习调整。

刚刚做到了漂在水面不会沉底，我又练开了跳水。第一步，比赛跳水，跃入水中时呈二十度角，就是这样，我跳前心脏的跳动也如敲鼓一般，怦怦怦怦，面无人色，还是非跳不可。每次都跳，每次都怕，越怕越跳，越跳越怕，因为越跳越高，从池边跳到一米跳板上忽悠着跳了……终于越跳越不怕了。轻轻跳起转身，头向下保持垂直，落入水中，轻轻在水下转身，哧溜，吐一口浊气，人出来了，一切安全无恙。一直发展到在新疆红雁池水库跳五米高的悬崖，在墨西哥城海洋公园跳四米高的跳板。

我其实自幼孱弱，我不壮实，甚至于是不健康。我的胆子也不大，我常常在体育课上完不成指定动作。我深知自己这方面的不足，所以我要好好学游泳，我要挑战自己，学会游泳对于我来说意味着胜利、健康、勇气与自主征服。

其实我的跳水姿势也极难看，腿是半蜷着的，更没有任何姿势，燕式或者镰刀式。但是我必须跳，与其说是体育或者游戏，不如说是一个既然规定了目标就必须达到的形而上的理念。跳水与游泳一样，是我的功课。我自幼就是一个重视功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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