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雪竹坐在藤椅上打毛线。尽管她一再停下来数针数，可是仍旧不断出错。她索性停了下来，毛线团从膝上滚到了地下，也无心去捡。

通向外屋的门虽然关拢了，却还能听到丈夫司徒文川那不时扬起来的声音，可以想见此刻他的身姿面容：激动地站起来，往烟碟里捻着烟蒂；眉心的“川”字抖动着，去汇聚灵魂中的全部耐性，好继续那万分吃力的“突击教学”工作……

潘雪竹瞥了一眼小衣柜上的帆形闹钟，九点一刻。啊，那么说，已经快整整三个钟头了！

窗外是静美的秋夜。林荫道上，殷红的枫叶在悄悄飘落；蓝绡般的天空中，闪着十字光芒的寒星真像瑰丽的钻石。楼下是哪一家，正在放唱片，是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优雅柔美的旋律从那家窗隙飘出，又从潘雪竹家的窗缝渗入。按说，这是个多么幸福的夜晚。打倒“四人帮”两年了，和暖的政治春风，吹去了人们心头多少阴霾，在这样的时刻，难道还有人痛苦而忧郁？

是的，此刻的潘雪竹，心上仿佛压着一块无形的石头，她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修长的眉毛郁闷地耸动着。

她和丈夫司徒文川，同在某个科研单位工作。司徒文川从事着一项国际上兴起不久的边缘科学。她在情报组负责译摘法文资料。上个月，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决定，要派出一个去欧、美的科学技术考察团，根据需要，有关部门请他们单位派一位熟悉某种边缘科学的科研人员参加。司徒文川恰好是所内对这门边缘科学最有研究的人。他从1961年大学毕业以来，就在老前辈夏教授支持下苦攻这个新兴的学科。1968年初春，夏教授在林彪、“四人帮”迫害下，惨死于“牛棚”中，临终时，以“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黑苗”的罪名也被打入“牛棚”的司徒文川，单膝跪在夏教授弥留的木板床前，含泪聆听了夏教授最后的教诲：“你要……坚持搞下去！因为……中国需要这门……科学！……”司徒文川泪如泉涌，把嘴唇贴到夏教授耳朵上，发誓说：“只要我活着，我就搞到底……”他说到做到，从1968年夏天军管会进驻，到1976年10月以前，尽管形势起伏不定，道路坎坷不平，他硬是含辛茹苦，咬着牙把研究工作持续了下来。现在科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春意正浓，但檐下、墙角也难免还有未消的冰碴、残雪……到此刻为止，所里的决定仍旧是：派并不熟悉该门边缘科学的孟成杰参加出国考察；司徒文川从业务上说虽是最为适宜的人选，却只领受了“帮助孟成杰熟悉有关业务”的“紧急任务”……

这是为什么呢？人人心照不宣，却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破。三天前，所里的党委副书记麦其远来潘雪竹家，向司徒文川交代任务时，也绝对不提那个众所周知的因素。

老麦是个令人尊重的老干部。他身躯魁梧，花白的发丝犹如铜线般坚硬，长方脸上的额纹和颊纹深陷而不细碎，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他出身贫农，解放战争时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到过朝鲜，解放后先在物资部门工作，后来才调到科研系统。近十年来，林彪、“四人帮”把他整得很苦，他肩窝那儿本有朝鲜战场上留下的枪痕，“四人帮”煽起的妖风中，他被残酷批斗，脖子上又增添了新的伤疤。

老麦来到司徒文川和潘雪竹的家，态度和蔼，大方随和。他落坐到外屋的沙发上，端起潘雪竹为他沏的珍眉茶，呷了一大口，且不忙交代关于给孟成杰补课的事，先询问司徒文川和潘雪竹生活上有无困难？他们的独生女儿小盈是不是已经上到了初二？这当然绝不是客套，更不是虚伪。老麦为人的诚恳，在所里是有口皆碑的。

但是，当老麦说到“这回小孟出国，任务不轻；司徒你辛苦点，看能不能用几天时间，实在不行搭上晚上，让小孟把你掌握的那套玩意儿，学个八九不离十……”司徒文川和潘雪竹对望了一眼，内心里同时涌出了难言的苦水儿……

孟成杰比司徒文川小八岁，他大学没有念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1972年才从劳动锻炼的地点来到这个所；诚然，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青年，特别是这两年来，为了追回被林彪、“四人帮”夺去的青春，他如醉如痴地扑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好几个姑娘看上了他，给他写情书，他却无动于衷地塞到兜里几天忘记拆封，终于掏出来时，却又当成草稿纸演算起来……司徒文川和潘雪竹对他印象都很好，司徒文川多次公开表示要向小孟同志学习，潘雪竹为向小孟提供新的法文资料开过好几回夜车。

但是，小孟却并不熟悉司徒文川所攻的这门边缘科学。现在派他出国考察有关这方面的项目，他同司徒文川一样感到苦闷。这不仅打断了他自己正当兴味盎然的研究，而且，行期在即，虽然司徒文川连续三天用了早、中、晚三个单元，竭力地向他进行了灌输，他还是没有把握，不能自信到欧、美后能获得准确而深刻的考察成绩，特别是有关专业知识的英文语汇，离达到听、说运用自如的程度，差得实在太远。

潘雪竹持着毛线针的双手动了几下，却终于打不下去。她听见外屋先是“咚”的一声，有人以拳击桌，接着便是拉椅子的声音，然后传来小孟那歌喉般润亮的嗓音：“算了！我反正掌握不好！司徒啊，我看今晚上肯定能改变原有的错误决定——这回该去考察的，是你，而不是我！”

丈夫没有立即回答。也许是在皱眉抽烟。

“我真想冲进他们的会场，向他们大声疾呼：不要再形而上学了！你们为什么不信任司徒？应当让他去、他去、他去！”

小孟说完这话以后，一定走拢了窗前，因为听到了他“刷拉”地拉开窗帘的声音。

潘雪竹知道小孟此刻望着窗外什么地方。司徒文川此刻也一定望着那儿。潘雪竹抬起眼睛，她前面的窗户始终就没拉上窗帘，说实在的，她坐在那儿，眺望窗外那引动她感情潮汐的目标，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

那是大约两里地以外的，所里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的四扇灯光莹然的窗户。已经九点半了，党委扩大会仍在进行。所里大多数的成员，在这个静谧的秋夜，也都关心着这次会议的结果，但是，他们大概都不会像这套单元里的三个人一样，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次会议上，究竟是麦其远为代表的那种意见取胜，还是以党委书记贺真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获得更多的拥护？

潘雪竹回忆起昨天中午，她同贺真同志的那场谈话。这回事她直到此刻还瞒着司徒文川没有说。

昨天一早，潘雪竹刚走进情报组，大伙就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贺大姐回所了！”倒好像她请求过组内同志，希望他们一知道贺真同志从院里开会回来，就得及时向她报信似的。潘雪竹矜持地朝大家微微一笑，尽可能用无动于衷的语调“唔”了一声，便坐到自己的桌前，开始翻译一篇法文资料。一上午，她装作外出取一样什么东西，到贺真同志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次，但光是看看贺真同志的秘书小姚抿紧嘴唇的表情，就可想而知贺真同志该有多忙了，她终于没能鼓起勇气走过去，要求同贺真同志谈谈。最后一次回到情报组，偏又遇上老麦去检查工作，而且恰站在自己空着的桌前，拿起自己仅仅译出了六行的稿纸，在那里皱眉。

潘雪竹紧张而惶惑地回到桌前，老麦不满地望望她，相当耐心地说：“怎么一上午，才搞了这么几行呀？要珍惜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春天啊，可不兴翘尾巴呀！”

潘雪竹脸涨得通红，紧抿着嘴唇，低头不语……

中午下了班，她刚走出楼门，一眼就看见贺真同志一个人正匆匆地沿着松墙走向食堂。再莫失去这个机会！她紧紧纱巾，小跑过去，还离着一二十米就招手呼唤：“贺大姐！”

贺真同志停步转身，等着她跑近。贺真同志身材矮小，虽然只有54岁，却已经满头银丝。她长得很不好看，眼皮有些下垂，下巴显得有点短。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要同她接触到三个月以上，便会感到她具有一种不平常的魅力，包括她的身姿、面容，都洋溢着一种不好形容的特殊气质。她当年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地下党的支部委员。解放前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直到1966年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她1976年年底才到这个科研单位来任党委书记。从1966年夏天到1976年秋天，她是怎么过来的，所里流传着许多种“口头文学”，比如说当她被江青亲自点名为“黑帮”揪出来时，人们都以为她会惊惶失措，没想到她镇静得能够细心地从袖口上拈走一根线头，从容地说：“她一个人说了是不算数的。我只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又比如说1976年清明节以后，有人勒令他们干校的“老学员”刷“欢呼”的标语，她带头在墙上刷出了把“保留党籍”四个字放大半倍的关于邓小平同志的标语，“四人帮”的爪牙来兴师问罪，她叉腰以待，厉声质问说：“决议里有这一条，我们拥护，何罪之有？你们恨决议里的这四个字，居心何在？”……来到潘雪竹他们这个所以后，她很快就获得了所内广大知识分子的难得评价：公正、懂行。所以，当潘雪竹在那个秋天的中午追到她身边时，内心里充满了信任和期望，她决心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向这位可信赖的党委书记和盘托出。

贺真同志一望潘雪竹的神态，就知道她有要紧的话要对自己说。于是，她便主动把潘雪竹引到一条通向僻静去处的小径上，小径两旁是圆叶泛红的黄栌树，秋阳透过叶隙射到小径上，四周弥漫着秋叶的特有芳香。

潘雪竹有一肚子话想说，可临到头来又不知从何说起，憋了几分钟，她才脱口而出地说：“贺大姐，我请求你们批准我——跟司徒文川离婚！”

贺真同志并不惊愕，只是稍稍有些怪讶：“怎么？你都想到这儿去了？”

尽管拼命克制，泪水还是涌出了潘雪竹的眼眶。她冲动地说：“我不能再连累他了！都是因为我那该死的姨妈，他一直不能出国。这回是个多么难得的机会，他要是能参加出国考察，回来研究工作一定能有个突破……都是我，毁了他的事业、他的前程……贺大姐，我不是在说气话，我是认真的——我要跟司徒离婚，离了婚，他就只剩下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问题了……”

贺真同志既没有泛泛地给她以安慰，也没有草草地给她以劝说，而是搓着双手，眼睛仿佛在盯着地上的几片红叶，皱眉思考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我觉得，小潘呀，你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是狭隘了一点？派谁出国更合适，难道只是为了让谁的个人事业更有发展前途吗？应当着眼于，怎么更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更有利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回从院里开会回来，一上午我已经听到三起反映了，你的反映算第四起——对党委决定派小孟出国而不派司徒出国有意见。你知道，小孟出身好，社会关系也简单，本人政治上不用说更没有问题，这样的同志出国，一般说来当然是合适的。不过，司徒这样的同志，本人政治上表现不坏，业务上又非常对口，为什么就不能出国呢？这里的确有一个政策问题……有一个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克服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的问题……”

此刻，当潘雪竹坐在藤椅上，透过窗外的夜色，凝望着远处会议室的四扇灯光明亮的窗户时，贺真同志头天中午说过的这些话又撞击着她的心头。贺真同志一定在会上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吧？老麦同志他们，能够接受吗？

“妈妈！”一声呼唤，把潘雪竹从凝思中唤醒过来。是女儿小盈，她从床上翻身下来，走到妈妈身边，拾起妈妈掉在地上的毛线团，递到妈妈手中，半蹲在藤椅旁，仰着脸，两只蓬松的小抓髻上翘，大眼睛扑闪着，充满了说不出的疑惑和苦恼。

“你没睡着？快，去披上衣服！傻瓜……”潘雪竹小声责备着。小盈去披上了衣服，仍旧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用执拗的语气问：“妈妈！姨姥姥，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潘雪竹不忍再注视女儿的眼睛。她心口突突突地猛跳着。是的，那个该死的姨妈，她不但妨碍着司徒出国，而且也妨碍着小盈的入团，小盈早已过了14岁生日，她已经五次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却总是得不到批准；为了得到批准，她连团支部的每一个微小号召都竭尽全力地去响应，有一个星期日，她因为没完成支部规定的消灭十五只苍蝇的指标，晚上说什么也不上床睡觉，对着只有十二只苍蝇尸体的火柴盒直掉眼泪……但是，直到前几天她才知道，原来她之所以未获批准，竟是因为她有一个反动的姨姥姥！无论这个姨姥姥现在是死是活，这个反动的社会关系构成的污点，是一辈子也洗刷不掉了，小盈原来不仅想入团，还想将来像刘胡兰一样，小小年纪就加入党组织呢，这下可好，反动的姨姥姥！她在小盈出生好多好多年前就存在了，既然有她存在，又何必生下我小盈呢？！……

潘雪竹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小盈劝到床上重新睡觉。她许下愿：明天一定详详细细地把那个姨姥姥的事告诉给她。但是，当她重新坐回到藤椅上时，她自己也困惑了。说实在的，关于自己妈妈的这个姐姐，她潘雪竹所知道的，也极其有限啊！

她费力地回忆，也只能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形象。她七岁以前，当中学教员的妈妈，带她去过姨妈家几次，只记得姨妈家比自己家阔气，姨父是个门牙挺大、牙上有烟垢的瘦高个，姨妈是个烫发描眉、嘴唇猩红、爱发脾气的胖女人。姨妈从来不喜欢她，有一回她不小心碰掉了茶几上的烟碟，姨妈扯红了她的耳朵，妈妈还和姨妈口角了几句……那都是解放以前的事了；解放前夕，姨妈跟着姨父跑到香港去了，据妈妈说，只来过一封信，姨妈说姨父在车祸中死去了，她正同一个英国人在一起生活。解放后，潘雪竹有好几年把姨妈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在填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看到社会关系那一栏，才问起妈妈，妈妈才向她说明：“你那个死鬼姨父，原来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商人，头几年审干的时候，组织上才告诉我真相。你那连国都不爱的姨妈是不是也参加了特务组织，搞不清楚；她现在是还在香港，还是跟着那个英国人到了别的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潘雪竹很认真地把妈妈提供的情况全写上了，并且怀着真诚的义愤，批判了姨父和姨妈的反动立场，还反复想了很久：他们对自己有哪些坏影响？应当怎样划清界限？在发展会上，她把自己的认识讲了出来，获得了几乎是一致的肯定，不久，她被批准为正式团员。

当她大学毕业，分到这个所里工作以后，姨妈的存在已经成了近乎被遗忘的事。所以，在那个难忘的仲夏之夜里，她没有向司徒文川提起这个人。现在她痛苦地想：这难道构成了一种欺骗？早知道这位早已不知飘零到世界哪个角落，甚至是否已经死掉也无从考察的姨妈，会如此严重地影响司徒文川的前程，她当时真该拒绝他那双伸向她的手啊……

那个月圆之夜的情景，犹如一套永不褪色的拷贝，如今仍可清晰、生动地在眼前放映：所里的大食堂里传来舞会的音乐，记得演奏的是一支新疆曲调的轻歌曲：《给我一朵玫瑰花》；司徒文川把自己邀到了外面，恰好也走到了前天同贺大姐谈话的地方，不过黄栌树的树叶还是浓绿的，傍晚阵雨留下的水珠儿，在叶片上似坠欲滴，反映着晶莹的月光，如粒粒神妙的珍珠……司徒文川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宣读学术论文时的那种沉稳派头消失殆尽，低着头、一只脚尖捻着小径上的湿土，笨拙地说：“我觉得，应该把我家里的情况，也跟你说说……”他告诉潘雪竹，他爸爸是个资本家，当时还在工商业联合会里有个什么头衔，是市政协委员；妈妈原来当过职员，后来就当家庭妇女……潘雪竹听完，也便主动地说：“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不过，爸爸五年前就得绞肠痧去世了；妈妈现在还在教物理……”记得司徒文川当时还惭愧地说：“你的爸爸、妈妈多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我的爸爸，剥削者！我一直在努力同他划清界限……你不会嫌我吗？”潘雪竹使劲地摇头，于是，司徒文川抬起头，胸脯急剧地起伏着，伸出一双手来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握手吧！”潘雪竹只觉得那轮金色的月亮像一张旋转的唱片，发出了无法形容的美好旋律，她一把抓住了那十根修长的手指……唉，当时她为什么就没想起来，提一下姨妈的事呢？

1966年夏天，在运动中，所里有人贴出了占一堵墙的大字报，标题是：“看！走资派麦其远招降纳叛的累累罪行！”那大字报实际上是一份表格，前面是姓名，然后是头衔，最后是指出“如何重用”。潘雪竹占据了第二十三行，那一行的全文是：“潘雪竹，间谍、特务的贤侄女，被麦其远安插到情报组充任情报员。”十二年过去了，后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写这份大字报的人现在同大家在一起声讨“四人帮”，没有必要、也无从去追究当年他干的这件蠢事，那第二十三行在潘雪竹心上剜出的伤口，也似乎早就平复了；但对于麦其远来说，那心上所剜出伤口是平复了呢，还是仍在往外渗血呢？回忆起来，1966年以前，在他到所的两年里，他实在没有任何一件事算得上是“招降纳叛”，只不过在知人善用方面，显得大胆果断一些罢了，到了这1978年，他本应更加坚决地贯彻重在表现的政策，可是，他却显得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难道是因为他吸取了“有益的教训”，变得“聪明”一些了吗？！

潘雪竹从藤椅上站起来，忍不住走拢窗前，呵，远处那四扇窗户还亮着灯，周围楼房上残存的亮窗已经不多，那四扇窗户犹如两双瞪大的眼睛，在夜空衬托下显得格外有神。党委会怎么还没有散？当然，要决定的事情很多，出国人选仅是议题之一，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关于保证六分之五科研时间的问题……

是上个月吧，星期六，“法定政治学习时间”，潘雪竹他们偏接到一个电话，得知某大学自己搞了个国外科技资料分析展览，已是最后一天，星期日就要收摊，腾出展览室另作他用。潘雪竹兴冲冲地和组长一同去请示麦其远，谁知老麦听后浓眉一皱：“现在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我看，当前在我们所，首先应当保证六分之一雷打不动！”组长同他争辩：“今天规定宣读的学习材料，大家都已经看过，何必走形式？不如允许我们去看展览……”老麦平平气，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希望你们冷静。1956年也有过科研热，‘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嘛，后来怎么样？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又会怎么说呢？……还是保证六分之一，‘雷打不动’吧！”潘雪竹想不通，当时冒出一句：“六分之五为什么不打雷就能动呢？星期二下午增加过半天讨论，其实那样的文件听过就行了，用不着非走讨论的形式……”

麦其远还是不肯通融，于是他们去找贺真，问来问去，终于在司徒文川所在的研究室里找到了她，她正像个小学生似的坐在桌旁，打开小本子做着笔记，听司徒文川跟她讲解几种边缘科学的基本常识。听完潘雪竹他们的诉苦，她取下老花眼镜，笑着说：“你们就去吧！老麦那儿，我去说服……”

贺真怎么去说服老麦的、说服了没有，后来不得而知，但是有一天傍晚，潘雪竹因为急着要译出一篇资料，自动加班到七点多，当她正准备离开资料组时，听见走廊上传来了渐近又渐远的谈话声，那是贺真正在同麦其远继续着可能已经进行了好久的长谈，贺真那热切的语调从门缝飞进，击中了潘雪竹的心坎：“……我们不能总是当外行，更不能‘余悸’在心，不敢大胆地去调动积极因素；不调动积极因素，实际上就是调动消极因素……你在所里十四年了，为什么就不多少学一点科技外语呢？我是从关进‘牛棚’开始，向一位‘权威’学科技英语的，来所后又拜了好几位同志为师，眼下能大体上看懂英文资料，这对抓好工作很有用处啊……”

潘雪竹站在窗前，伸腕看看手表，十点十分！那四扇窗户仍旧亮着，亮着……党委会啊，你将作出怎样的决定呢？彻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决定？调动一些积极因素而束缚另一些积极因素的决定？有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的决定？……

潘雪竹忍不住走到外屋，司徒文川和小孟都站在窗前，她正想向他们发问，小孟突然拳头一击窗台，大声地说：“散了！”

潘雪竹几步走拢窗前，同他们并肩朝开会的地方望去，是啊，一盏、两盏、三盏、四盏……日光灯相继灭去，那四扇窗户消失在紫色的楼影中；秋风把一片红中带黄斑的枫叶吹到窗外，紧贴着玻璃，好一阵才又飘然而去……

“你们等着！”小孟转身提起挂在椅背的粗呢外套，激动地朝门口走去，走拢门口扭过头来，双眼闪着希望的光芒说：“我去问清楚，最后怎么决定的，然后赶紧来告诉你们！”说完他就冲了出去，楼梯上传来他急促下楼的脚步声。

潘雪竹和司徒文川默默地对视着。他们那两颗渴望着为祖国繁荣富强无束无缚地贡献全部力量的平凡心脏，在剧烈地抖动……

他们所能等到的，将是什么样的决定呢？

简析

这篇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两年以后，在一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静美秋夜中，主人公潘雪竹却有着莫名的痛苦与忧郁。单位要选派人员出国，她的丈夫司徒文川本来是业务上最适宜的人选，只因为司徒文川有一个出身资本家的家庭背景，潘雪竹有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姨父，在“左”倾思潮的余悸中，组织上决定选一个出身好，但业务“外行”的年轻人出国。当时“四人帮”已经被打倒，和暖的政治春风，吹去了人们心头多年的阴霾，类似事件怎么还会发生，难道不能引起人们反思吗？刘心武关注历史与现实，勇于揭示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尖锐的批判性给人以感染。结尾处，潘雪竹和司徒文川怀着两颗渴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美好心灵，等待着组织最后选派谁出国的决定。这不仅是一对夫妇的渴盼，也是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对打倒“四人帮”后政治春风的渴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