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啊，我要向你倾诉……

一

难忘四年前的那一天，坐落在故乡小城的母校啊。春风拂过你的身躯，你却充满了愁容，一个所谓的“电钟事件”，使你又增添了新的伤痕！

如今闭眼一想，温老师的面容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温老师啊，你在那天的数学课上，离开教案，心情激动地呼吁我们“珍惜时间，好好学习”，的确不是偶然的啊！

我记得，自从1973年秋冬刮起了所谓“反黑线回潮”的邪风，整个学校就像被铁勺猛搅过的一锅糊粥，唉唉，我们那班初三学生虽然全都16岁了，也难在“四人帮”搅起的漩涡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说“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还只不过使我们目瞪口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则让我们心乱神迷，到1974年春天“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传达下来，别的同学不敢说，反正我就像喝了狼奶一样，是非美丑开始在我头脑中颠倒……

那一天的数学课，是上午最后一节。上课铃打过了，教室里却仍旧乱哄哄。温老师站在教室那打了补丁的门前，好几分钟没有登上讲台。她那不大丰厚的短发，多少年如一日地梳得整整齐齐，抿在耳后；长圆而苍白的脸庞上，轮廓不大清楚的淡眉毛下面，两只微陷的大眼睛射出痛心的光芒；她嘴唇紧紧地闭成个“一”字，默默地扫视着我们……

终于，大多数同学都安静下来了。温老师登上讲台，用明亮的嗓音、清晰的吐字开始了讲述：“今天，我们接着讲对数……”

我们刚上初一的时候，温老师讲课非常生动活泼。她能把冷冰冰的数学公式，讲得让我们听起来个个都像充满了热力的火箭；在她的诱导下，我们都决心乘坐这多级火箭，去攀登科学的“星球”……逢到学完一个单元，上练习课的时候，温老师就捧着一个蔚蓝色的硬纸匣子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是怎样的好奇、欢欣与精神振奋啊！那匣子里放着四十八张习题卡，每张卡片上分别写着我们四十八个同学的名字；卡片发到了我们手中，啊，温老师精心地根据我们每个同学的具体情况，分别在卡片上排列着不尽相同的练习题！我至今还记得她在为我制作的卡片上写下的娟秀字体：“方程移项时别忘了变号！”“注意：不止一个解！”倘若温老师笼统地给我们出相同的练习题，那可省事多了；而为了细致地纠正我们各不相同的“坏习惯”，温老师在灯下耗费了多少心血和光阴，才制出了一匣子又一匣子的习题卡啊……那时候，我们真是特别喜欢上温老师的课。

自从“反黑线回潮”以后，温老师讲课的风格变了。想必她备课一定越来越吃力，因为她要把上课讲述的每一句话，都事先设计好，写在教案上；到了课堂上，她就尽量约束住自己，不讲教案以外的话；逢到出现突然情况，比如，有次一个男生自己画了张得“0”分的“数学考卷”，还故意署上了“赛铁生”的名字，得意地举起来，边给周围的同学看边扮鬼脸，我们都忍不住笑了，温老师痛心地眨了眨眼睛，张开嘴想说什么，却终于没有说，她胸脯起伏了一阵，便又照原计划讲了下去……又到复习课了，温老师没有带那蔚蓝色的硬纸匣来，她只是默默无言地在黑板上书写统一的练习题。可是，写着写着，她那拿粉笔的手打颤了。原来，她列出的算式挨近了黑板上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复习就是复辟”——那是“赛铁生”上课前就写好的，温老师一开始没有发现……教室里有人笑，有人嚷，有人着急，有人起哄；温老师啊，当时我一点也不理解，你为什么只是咬咬嘴唇，拿板擦使劲擦去了那六个丑字，便仍旧无言地继续列出算式；只是粉笔道更粗，更深了……

回想起来真痛心啊！温老师接着讲对数那天，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因为无论是根据张铁生的所谓“先进事迹”，还是按照“一个小学生致王亚卓的公开信”精神，跟着温老师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对数，都是不但没必要，而且很危险的。于是，温老师在讲台上讲她的对数，我却模仿着一个顺口溜，往数学作业本上涂写着：“我要农村去落户，何必跟你学对数？”我想，反正我们这个小城市还没普及高中，像我这号功课中平的，毕业后肯定下农村。到了农村我会抡锄头就行，什么对数呀、函数呀……有啥用呢？

恰好我的座位挨着窗户。窗外是一堵灰墙，因此窗玻璃可以当成镜子来照。我望望自己扎出的小短辫——像不像“羊角辫”呢？如今报纸上的报道也好，里的描写也好，一提到“反潮流”的女学生，总说是“扎着一对刚强的羊角辫”，显然“羊角辫”是一种最革命的发型，难怪班上二十四个女同学，倒有二十个跟我一样，尽量把自己的小辫扎成个“羊角”。唉，只可恨我这一头蓬松的软发，你瞧，我那两根短辫疲沓沓地垂着；再加上我那竖不起来的长眉毛，瞪大了也射不出狠光的圆眼睛，以及红嘟嘟的胖脸蛋、厚而小的桃子形嘴唇，无论怎么努力，也具备不了画上那些个造老师反的“反潮流小将”的“雄姿”呀！

我正对着“镜子”胡思乱想呢，忽然觉得耳朵里突然少了些什么。扭过头一看，啊，原来温老师停止了讲课，眉心挤出一个“川”字，眯眼正望着我。全班同学这时也都把目光投射到我这里，有几个男同学还发出了笑声。

现在回忆起温老师当时的眼光，我能理解，那里头充满了多少痛惜，多少失望，多少呼吁，多少愤懑啊！是的，一定是这样，温老师一刹那间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是谁让李荷香这样纯洁的孩子改变了眼神？是谁唆使她放弃了原来成绩优秀的数学这门课程？是谁毒害了这些孩子，叫他们自己践踏自己的青春？孩子们啊，你们为什么这样糊涂！你们醒醒吧！

但是，当时的我啊，一点也不理解温老师的心情，反倒产生了敌意：管我干什么？甭来“师道尊严”那一套！

温老师继续讲课了。我注意地倾听起来，不是听有关对数的讲述，而是耸起耳朵捕捉“问题”——我还觉得自己是“走上正路”了呢——那些受表扬的，让我们学习的“反潮流小将”，绝不是仅仅凭着“羊角辫”，而是凭着抓住了老师“复旧”、“翻案”这些“大错误”，才当上“英雄”的啊！

温老师讲完对数，伸腕看看手表，显然离下课还有一段时间，她沉思了几秒钟，便抿抿头发，毅然地把教案推到了一边，目光炯炯地朗声对大家说：“同学们，我有些心里话，实在不能不说说了……”

这是好久没有过的事了，大家猛地都感到有点意外；可是细想那些天温老师几次张嘴要说点什么，几次又都强忍住没有说的情况，又觉得这是意料中的事。本来已经浮动的课堂顿时安静下来。大家不由得都仰头望着表情激动的温老师。

温老师走到我们座位当中的过道上来，不时和这个、那个同学交流目光，还特意两次盯住我的眼睛，感情十分沉重地说：“同学们，你们正在迈进青春的门槛，风华正茂，要珍惜啊！……”温老师停了一下，眼睛有些湿润了，看得出，她在使劲控制自己的激动，“你们一定不要把大好的青春时光浪费掉，要按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努力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同学们，我当教师已经整整二十年了。1958年，我送出了我教出来的第一班初中毕业生。我还记得，毕业的时候，同学们用勤工俭学的钱，特意买了一个大电钟，送给母校留作纪念。同学们在电钟上用红漆写下了他们共同的誓言和赠语：‘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他们把电钟挂到传达室门外以后，互相勉励说：几年以后咱们再到母校相会，畅谈一番，看谁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珍惜了每分每秒，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说到这里，温老师忽然容光焕发，“我现在还记得1964年春节的那次聚会。除夕晚上，十四个同学来到我的宿舍，满满堂堂挤了一屋子。大伙围着我叫啊，笑啊，唱啊……我使劲摆手让他们安静下来，认真地提出问题：‘你们是怎么度过这几年的青春岁月的？珍惜时间了吗？好好学习了吗？努力工作了吗？过得有意义吗？幸福吗？快乐吗？’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讲起来了。许采云原来是个腼腆的小姑娘，现在成了纺织厂的先进生产者，她把时间甩到了后面，已经在干后年的活了。她那两只永远带着笑意的眼睛里，闪动着自豪的光芒：‘我们厂从去年11月20号起，就跨入新的一年了！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创造历史最高年产量的战斗！’沙振明这个大个子，是首都的建筑工人，他还是老样子，一说话就站起来，挥着大手，用粗大的嗓门像朗诵似的说：‘谁说青春不能长驻？请你们到首都去看看我们青年突击队盖出的楼房吧——我们把一分一秒的青春，倾注进了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高楼大厦……’宋建民成了西藏第一代架线工。他本来有点结巴，说普通话也不大流利，可他却先用藏语朗诵了一首诗，一面还带表情、做动作，逗得大伙笑了个前仰后合。然后他告诉我们：‘为了扎根西藏干革命，我要求自己每天学会十句藏语；现在，我说藏语就跟背九九表那么熟练啦！’这时候，我忽然注意到梳着长辫子的冯东琴，这个大学数学系的高才生，正蘸着茶水在桌上列着算式呢。我指着她向大伙宣布说：瞧？

这儿有个‘开小差’的！同时拍了她肩膀一下，她抬起头来，扶扶眼镜架，惊讶地问：‘我算错了吗？’嗬，大伙这顿笑啊，连眼泪都快笑出来了；原来，她正在琢磨一篇数学论文，早就是这么个入迷忘我的精神状态了。她本也打算在聚会中暂时抛开论文，和大家一块玩个痛快，没想到一听见别人话里出现数目字，就联想到自己的研究专题，顿时就又掉进了数学的海洋里……同学们，当时，我听着、看着他们的汇报和表现，心里充满了快乐和自豪！作为一个人民教师，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啊！我亲眼看到，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他们成长起来了！他们的青春放出了多么灿烂的光彩，为祖国为人民已经作出，将要作出多么有价值的贡献呀！……可是，忽然，我听见从屋角传出来抽泣的声音。大家都感到很惊讶。一看，啊，那不是熊秉杰吗？怎么捂住脸哭起来啦？要论长相，他是班上长得最神气的小伙子。五八年他初中毕业以后，考高中没考取；分配他当售货员，他嫌没前途，不干；后来当了一阵临时工，又嫌太累，不干了。当时宋建民写信来约他去西藏，他说‘我才不当那号傻子呢！’不去。以后，他图当矿工挣钱多，到矿上去干了三个月，又因为怕艰苦辞了工……最后他来找我，我动员他去考小学教师，他倒是兴冲冲地去考了，可是学过的文化知识全都忘光了，没有考取……直到那个除夕他还没个着落。他跑来聚会，本是为了吃点糖，嗑点瓜子儿，凑凑热闹，聊聊天，没想到大伙谈的是这么一个有意义的主题，对比之下，这几年，他竟是一片空白，而浪费掉的宝贵青春，再也追不回来了。他又愧又悔，所以忍不住哭了。”温老师讲到这里，长长嘘出一口气来，才又接着说，“也怪我后来没能管住他，他跑到了外省，不知靠什么关系当上了采购员；很久没他的消息了，去年才听说他当过一段什么‘司令’，搞打、砸、抢，犯了大错误……同学们，这说明青年人要是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好好学习，或者贪图享乐、消沉堕落，或者跟着邪风跑、被坏人当枪使，那就不仅是荒废了青春，而且会伤害祖国和人民……同学们，今天我提起这些事，是希望你们能定下心来想一想：现在祖国需要你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包括很重要的数学知识，你们怎么能在数学课上走神、搞小动作，甚至胡闹呢？你们更应当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啊！……我记得那个除夕，零点整的时候，我和聚会的同学们来到了校门口的电钟下面，同他们唱起了自己编的歌；我把歌中最要紧的两句词告诉给你们——‘珍惜时间，让社会主义祖国一分一秒地更加富强！珍惜青春，让青春在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闪光！’”……

我本是抱着“找碴儿”的心思来听温老师讲话的，结果，我却被她讲的话，特别是她讲话中渗透着的那一片赤诚的心意感动了。我朦朦胧胧地想：“这样的老师，也非得用‘角’去顶、用‘刺’去扎吗？……”

放学的时候，我们班的许多同学或者是因为被温老师的一番话所感动，或者是出于好奇，挤在传达室门前端详那个挂了十六年却依然走得很好的电钟。我也踮起脚尖使劲辨认——不错，虽然经过多次擦抹，钟蒙正当中的红漆字已经不大完整了，但还能看出是“珍惜时间，好好学习”两行小小的隶书；钟壳下部则随环框用红漆写着“母校留念，一九五八届全体初中毕业生”的字样。

“你们堵在这门口干什么？”传达室的葛大爷开门出来了。他那洪钟一般的嗓子，使同学们连笑带哄地全跑开了。葛大爷矮墩墩的，一脸络腮胡子，同学们那时候敢跟每一个老师顶嘴，却几乎没有一个人敢跟葛大爷顶撞。

我离开得最慢，从传达室里出来的一个高个青年叫住了我：“李荷香！”

他顶多也就30岁，穿一身折线笔直的新工作服；要不是右眼下面有个明显的月牙疤，凭他那整齐的五官真可以去当演员。他是团市委派到我们中学来蹲点的，进校不久，已经在全体团员会讲过两次话。他口才真好，对“反潮流”精神吃得很透，狠批对张铁生不服气的一些团员时，他连着拍了五次桌子，一气说出了十个反问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简直是从当时舞台上、图画上跳下来的“标准英雄”。他的一举一动，都仿佛是在聚光灯下“亮相”，特别有派头。我面对他站住时，就发现他一手叉腰，一手用卷成卷儿的报纸点着我鼻子前头的空间，满脸带笑地望着我，微微摆摆头问：“你们刚才围在这儿干什么哪？嗯？”

当时我对他可真有点崇拜，忙恭恭敬敬地回答他：“孙老师，我们在看上头这个电钟哪！”

他把叉腰的手潇洒地一摆：“什么‘老师’，我可不是臭知识分子，叫我孙师傅，老孙好啦！”

葛大爷这当口“咣当”一声进屋甩上了门。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孙师傅”跟葛大爷的儿子同在一个工艺美术厂待过。葛大爷知道他的底细——进厂没在车间干过几天活，凭着两张嘴皮子能跟着“梁效”文章的调调唱，后来又抓住厂里生产“嫦娥奔月”镶嵌画的事，直接给“中央首长”写了一封“反潮流”的信，从此被“四人帮”在我省的代理人看中，点名调到了团市委。

我把大家为什么来看这个电钟的原因刚一说完，并不老的“老孙”两道浓眉一飞，顿时激动起来，把我胳膊一拉说：“走！办公室里细说说去，这可是个重要的动向、典型的事例！”

我懵懵懂懂地跟着他到了办公室。他问一句，我答一句。问了几十句以后，他把桌子一拍，腾地站起来，打着手势说：“你们上当啦！温淑芝是在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啊！你们年幼无知，缺乏斗争经验，难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糖衣炮弹打来了，你们顶不住！”

我吃惊了：“温老师的话是糖衣炮弹？她是资产阶级？”

“孙师傅”猛拍了我肩膀一巴掌，“启发”我说：“看事物，不能光看外表，要看实质啊。好比说，嫦娥奔月，画出画儿来瞧上去挺美。可嫦娥是个什么东西？是古代的奴隶主太太！温淑芝给你们讲的那些话，乍听似乎都是好话，可她骨子里却是在搞翻案复辟！十七年的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所谓‘好学生’，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的修苗！她说到的那个什么沙振明我就知道，是个有名的‘黑劳模’嘛！其实十七年的所谓‘坏学生’，往往倒是真正的反修尖兵，好比她说到的熊秉杰，文化大革命当中是个响当当的造反派；虽说组织过百货公司的武斗，有点过火行为，大方向并没有错嘛……你看，温淑芝颠倒黑白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也不奇怪。她老子是个大学教授，两辈的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说出这种话来，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的！李荷香，你可要擦亮眼睛，分清是非啊！”

我被他说得心里怦怦直跳。“孙师傅”见我基本上被他征服了，便又坐下，轻轻拍着我那扶住桌边的手指头说：“你抬起头来，看着我！”我便抬起头望着他。他指指右眼下的月牙疤，用沉痛的语调对我说，“你知道这伤疤是怎么来的吗？十七年前，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臭老九’出题考我们，限定非当堂交卷不可……我早被他们折磨得精神恍惚，考试时一紧张，昏死过去，脸庞摔到了桌面上，砸碎了墨水瓶，被玻璃碴割出了这个口子——这是十七年修正主义黑线专政的活见证啊！”

眼望着那月牙疤，我震惊了。真是应该“跟十七年对着干”啊！当“孙师傅”具体指导我如何“起来斗争”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惶惑而慌乱……

当天下午，传达室对面的墙上贴出了我在“孙师傅”指导下写出的大字报：《温老师把我们引向何方？！》我本来已经写得够荒唐的了，“孙师傅”还不满意，他亲自加上了诸如“猖狂”、“肆无忌惮”、“丧心病狂”一类字眼……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温老师站在大字报前面的神情，特别是那双缀着细细的鱼尾纹的眼睛，不，那不是两只眼睛，而是两团怒火，也不仅仅是怒火，那里头闪动着无法形容的复杂感情……但愿生活能从新开始，但愿我没有这样深地伤害过一位值得尊敬、并且从内心里希望我健康成长的好老师……当时大群的同学在大字报面前指点着、议论着，有些和我同样糊涂，甚至更加糊涂的同学，故意怪声怪气反复念着大字报上最尖刻的句子，个别男同学甚至朝温老师后背扔去了小石子……两位同组的老师把温老师从大字报前扶开了，一些同学发出了难听的起哄声……

正当我在这出乎自己预想的场面前产生了几丝后悔情绪时，一只手落在我的肩上，啊，原来是“孙师傅”站到了我身边。他用手连拍我肩膀三下，大声地对站在周围看热闹的同学们说：“李荷香这一炮开得好！开得及时！小将们，团结起来，向大大小小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发动总攻击啊！”说着，他像当时舞台上“一号人物”常作的那样，一下子跳到砖砌乒乓球案上，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激昂地演说了起来；从历史上的“法家”讲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批孔老二”讲到“批当代大儒”……我记得他还扬着嗓门煽动说：“大字报刚刚贴出不到一小时，我就听到学校里五个工作人员的公开反对——甚至堂堂的支部书记，也跟我说‘这不合适’；事实说明，这个学校的问题够典型了！小将们，起来革命啊！学习李荷香，砸烂旧制度！”

半小时后，不顾葛大爷咆哮大怒的阻拦，几个男生把那五八届毕业生郑重地请“母校留念”的大电钟摘下来砸了；傍晚以前，一批由“孙师傅”亲自组织的“小将大字报”贴在了我那“头炮”左右，表示“坚决支持李荷香的革命行动”……

我像被人扯着耳朵灌了劣酒，浑身发躁，头脑发晕。“孙师傅”把我找到办公室，滔滔不绝地启发我“借这股东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具体地说，就是要我写一封信给报社……可是，学校里呈现的混乱局面，使我贴大字报时的“斗争气概”消失了一大半，我感到很难“更进一步”；我也听不懂他那些“更进一步”的意思，只记住了他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这是整个斗争的需要！”什么叫“整个斗争”呢？斗争谁呢？这听来吓人的“整个斗争”干嘛需要我这么个小姑娘呢？……

暮色笼罩校园时，“孙师傅”才放我回家。走拢传达室前头，我不禁愣住了，只见葛大爷正帮着一个男同学在贴一份大字报。这份大字报贴在正对我那份大字报的对面墙上，标题字迹工整，描得很粗，蹦进我的眼里就像一串子弹：《温老师讲的是毛泽东思想！》

葛大爷弯下腰，用关节粗壮的手指拍着没粘牢的纸角，那个男同学转过了身来——啊，我不由得大吃一惊，范铁民！怎么会是他？要知道，他是班上脾气最温和的一个同学，甭说从没有过冲冲杀杀、大喊大叫的表现，就是上课回答老师的问题，明明能答得头头是道，站起来的时候脸也总免不了要红一阵儿；他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个敢贴大字报的人？而且，凭他功课学得那么好，是个玻璃心肝的透亮人儿，他怎么会不知道这时候贴出反对我的大字报，就是反对“孙师傅”，也就是反对张铁生……因而也就是对抗“反黑线回潮运动”啊！

范铁民发现我过来了，他那圆脸庞上一双似乎永远充满笑意的大眼睛并没有显出敌意，但是宽鼻梁下的那张嘴，紧紧地闭着，没有主动同我打招呼。

我走前几步，用劝告的语气对他说：“范铁民，你可别当‘小绵羊’啊！”

范铁民的脸腮顿时涨出了红潮，可那显然并不是因为害臊，而是出于激动。他思考了一两秒钟，便用平缓的语调对我说：“绵羊头上也有角啊，可这角是用来顶狼的。”

“什么？！”我觉得这话比大声骂我还难听，便气恼地质问他：“你贴大字报反对我——你顶我，难道我是狼？！”

葛大爷一旁答话了，他两条花白眉毛耸成两座小山，眯眼望着我说：“你不是狼。可你要再糊涂下去，可就当定了让狼耍弄的猴儿了……”

葛大爷也对抗“反黑线回潮运动”，真没想到！他干嘛骂我是“猴儿”？我又气又臊，一扭身跑出了学校……

回到家，已经从同院同学那儿听到消息的爸爸，脸色铁青，握大烟斗的手一个劲儿打颤。他是个搬运工，几百斤的大件家伙扛起来不当回事儿，发个言、讲个道理却别提有多费劲。他招呼我站到面前，呼呼呼喷了好一阵烟，才憋出了这么几句话：

“你算反哪门子的潮流？你甭给我丢人现眼去！五八年的学生有啥不好？温老师有啥不好？……你、你、你给我老实点儿！”

爸爸生了这么大的气，我还是害怕的。就这样，我在混乱的事态、混乱的心情中度过了初中的最后岁月……我那份大字报所挑起的“电钟事件”，使得母校大多数班级的文化课乱得像开茶馆，使得教学楼楼道里散布着总也扫不干净的碎玻璃碴……老师们和范铁民那样的同学见了我都不愿搭理我，而“孙师傅”对我也很不满意，有次还拍着桌子训斥我：“不能造顽固老子的反，辜负了革命派对你的期望！”

我痛苦，我困惑，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应当怎么办……

母校啊，如今回忆起这一切，我不仅是悔，更充满了恨——“四人帮”这伙政治教唆犯啊，他们用所谓“反潮流”的鸦片，毒害了多少我这样原本是天真无邪的青少年，驱使我们在祖国的身躯上，划出了多少令人沉痛的伤口……

然而，我要控诉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此刻我耳边又响起了温老师在那天数学课上的亲切话语：“你们正在迈进青春的门槛……”是的，我迈进青春的门槛了，我的青春，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啊……

二

……是最后一场秋雨了吧，落下来的不是雨点，而是闪光的霰珠。我打着一把蓝色的塑料伞，在晶亮的柏油公路边上走着。周围的田野笼罩在迷蒙的雨雾中，唯有长途汽车站那红色的站牌，在一片灰绿中显得格外醒目。

我走拢车站，才发现那儿早有一位裹着灰色塑料雨衣的大嫂，她见我便热情地打招呼：“李老师，哪儿去？”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说：“进城，到母校……”

啊，母校，你万万没有想到吧，在发生了“电钟事件”一年半以后，我也成了教师！

事情是这样的：初中毕业我就到这离城一百二十里的郭河公社插队了。在新的环境中，我渐渐摆脱了“反黑线回潮运动”给我套上的“精神项链”（温老师他们被套上了“精神枷锁”，我这样的“反潮流小将”被套上了“精神项链”，其实我们都是被人套着欺侮的——当然，我是很久以后才想透这一点的）。1975年夏天，随着教育战线整个形势的好转，郭河公社学校决定进一步发展，当时师资奇缺，公社党委便决定把一部分有长期教学经验、业务进修较好的小学老师，提升为中学老师；同时从知识青年的初中毕业生中，挑选一些人担任小学老师，我就是被选中的一个。我当然不可能痛痛快快地服从这一分配。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把老师当做革命对象看待，现在居然让我也去当“革命对象”，怎能甘心呢？不过，公社文教书记挺耐心地足足找我长谈了五次，大队贫下中农又一见面就语重心长地劝说我，再加上特意从城里赶到农村来的爸爸，挥动着烟斗几乎是吼叫着说：“还要组织上拿八抬大轿来请你吗？白吃了党给你的几千碗干饭！”我的心开始活动了……

一个虫声唧唧、蛙声呱呱的夜晚，我的脑袋瓜在枕头上滚动了一夜——终于下定了决心，去当个小学老师！我自我安慰地想：我跟温老师他们不一样，我跟“十七年教育黑线”毫不沾边，我也戴不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无论如何，我总是“新生力量”啊！

也许这就叫“命运总跟人们开玩笑”吧——到了郭河公社学校，偏偏又分配我教算术！

开头，我还沉得住气。毕竟我是初中毕业生，教小学四年级学生总不用心虚。可是，几堂课过去，我就心慌意乱了。原来当老师的不仅要自己懂，顶顶要紧的，是还得具备能把别人教懂的能力！而要教懂学生，又不仅是需要有清晰、准确、生动的表达能力，还需要善于组织教学——维持课堂纪律，特别是对付那些妨碍你讲课的个别生。

我那班上，有个圆脑袋、翘鼻子、眼仁蝌蚪般黑的男孩子，名叫罗灵宝。倘若他只是贪玩，管不住自己，我也不必想起他来就头痛了。他不知从哪儿学来了一套让人哭笑不得的“捣乱经”。比如说，我正讲着四则题，他会忽然尖声学起驴叫，同学们哄堂大笑，课堂自然顿时乱作一团。我不得不大声批评他：“罗灵宝，不许怪叫！”

他满不在乎地坐在位子上，伸出手指头点着我，反驳我说：“你甭搞管、卡、压！”

我能不生气吗！我走下讲台，朝他逼近几步，教训他：“你胡闹就不行。就算你不爱学，别的同学还要学呢，你非学驴叫不可，就到外头叫去！”

我这分明只是一句气话，谁知他听完却果真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教室。我想，也好！少了你才清静呢！可是我刚开始往下讲四则题，窗户外头就传来了滑稽腔调的“驴叫”，教室里顿时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

这回我气得上下牙直打架。我怒冲冲走到门外，呵斥他说：“罗灵宝，你有完没完？！”

他冲我扮个鬼脸，仰着脖子大嚷：“你甭来‘师道尊严’那一套！”

这时候，我忽然感到——教师多么需要有必要的权威啊！为什么罗灵宝对老师连一丁点尊重也没有呢？他怎么会变得这么浑呢？这么想着，我就情不自禁地指着罗灵宝的鼻子嚷了一句：“你真浑！”

罗灵宝立即“回敬”我：“你是臭老九！你反动！”

这话一直刺进我心窝里去了。我也是“臭老九”？啊，对对对，谁让我也当了教师呢！我后悔得浑身发颤，双手捂脸，扔下一教室同学不顾，哭着跑回宿舍去了……

学校支部书记赵中喜，一位长脸庞、长眼睛的、有着大哥哥风度的同志，和我耐心地谈了一下午。他对我说；“你这堂课上砸了，有三个因素——第一，罗灵宝受了某些宣传的影响，故意捣乱；第二，你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组织教学的经验，只顾管他一个，没能稳住多数；第三，中午放学我找一些纪律较好的同学问了问，他们说你讲课不生动，如果讲得特别吸引人，罗灵宝也会不知不觉地听入神的——他们说，上常识课罗灵宝就要好一些……所以，除了批评教育罗灵宝以外，你也应当努力提高组织教学、讲授知识的能力和技巧；休假的时候，你不妨回母校找老教师请教请教……”

夜深人静，我在宿舍灯下托腮沉思。一些长着翠绿翅膀的小虫撞得电灯泡铮铮发响。想着想着，母校的生活一幕一幕在我的脑际浮现出来了；而温老师的面容，便如同电影上的特写镜头一般，无比真切地推近到了我的眼前：一头短发，长圆而苍白的脸上总挂着一种真挚的笑意；两只微陷的大眼睛那么专注地望着人；让人觉得，她似乎总在思考着：我的心血已经灌注进孩子们的身上去了吗？“啊！多么好的老师啊！”我突然良心发现地喊出声来了。温老师啊，你还怨恨我吗？你这会儿一定还在灯下备课吧？我记起来了，我们下乡的那一天，你也赶来送行，在一瞥中，我发现了你鬓边的几缕白发——原来有没有呢？我努力地回忆，原来似乎并没有啊，温老师，是“电钟事件”对你的打击，才使得你鬓边出现了最初的几丝白发吧？我们乘坐的汽车开动了，欢送我们的锣鼓响了起来，我却不敢再从车窗望你一眼，因为，我害怕和你那充满了诚挚和期望的眼神相遇……现在，我想到了你关于珍惜时间、关于青春的讲话，想起你过早地出现了的几缕白发，也无限痛悔地想起了我在荒唐中度过了最初的青春。……此刻，温老师啊，我感到第一回真正地能够理解你了——为什么即使在“赛铁生”那样的学生捣乱的情况下，你也并不跑出课堂，而且还能想方设法稳住多数，尽最大的努力，用清晰而严谨的讲述，把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大家……温老师，我多么需要向你请教组织教学的经验和讲授知识的技能技巧，多么需要学习你的涵养和毅力啊！温老师，都怪我当年和罗灵宝一般地糊涂……几滴泪水落到了身前的桌面上，悔恨颤动着我的心弦……

在那个晚秋的雨天，我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赶回城里，去母校找温老师的。

我打着伞拐进母校所在的那条街时，已经是中午了。正赶上放学，打着各色雨伞、身着各色雨衣的同学从校门里涌出，喧哗声顿时充满了整条街道。我已经能用老师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了，所以我忍不住劝阻了几个故意用雨靴蹚积水的低年级男孩，又对一个甩着嗓门骂人的男学生投去了责备的眼光。忽然，我听见有人叫我：“李荷香！”

我抬眼一看，红油纸雨伞下，一对明亮的眼睛正对着我，照例显露出一贯的笑意。

“范铁民！”我非常高兴。他初中毕业后留校继续上高中，现在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千百句话语涌上了我的喉咙，可是真不知该让哪一句先蹦出来！

我们躲开人流，站到一家药店的屋檐下去说话。

“我们都听说你变了，当老师了。开头还有点不信呢……”范铁民还是不紧不慢地开口说。

“别不信，”我心里突突跳着，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再是被人戴上纸壳犄角牵出来耍的猴儿了！……”我忘记了他要赶回家去吃饭，下午还要准时上学这些事儿，站在药店那淅淅沥沥响着的泄水管旁，一五一十把我怎么当的老师、当老师以后遇到的困难，以及这天我为什么要回母校的原因都倾诉了出来……

范铁民听完，已经显得成熟的面容变得严肃起来，他那两道细黑的眉毛微微往一块儿碰，望定我问：“今天的新闻广播，你听了吗？”

我把头一摆说：“谁顾得上听那个！我一大早就上路了……”

范铁民告诉我：“今天播了篇清华、北大大批判组的文章，题目叫《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你不是要找温老师吗？快去吧，她也许已经吃完了饭，正研究这篇文章呢……”

一点也不错，当我走进温老师那小小的单人宿舍时，她正坐在书桌旁，一只手托住下巴，紧皱眉头读着当天报纸上的那篇文章。

温老师见来的是我，倏地站起来，披在肩上的棉外套一下滑落到了椅子上。她显然感到意外，眼角的鱼尾纹颤动着。是吃惊？是厌恶？要骂我一顿？还是要轰我出屋？……

我提着收拢的雨伞，任雨水滴滴答答掉到干净的水泥地面上，心里像拉开了一张弓，愣愣地望着温老师，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我多么想大声嚷出来：“温老师，过去我错了！”可是没等我开口，温老师便一步跨上前，接过我手中的伞，竖到墙角；然后便拉着我胳膊，让我同她并排坐到朴素而洁净的床铺上。她一边用双手摩娑着我的右手，一边细细地打量着我说：“荷香，我就知道你会回母校来的！你怎么才来？……”

原来温老师对我并不厌恶，更不记恨。但是从她那闪闪的目光里，从她那亲切的语调中，我却感受到比原谅更强烈的震动。我低下头，使劲把羞愧的泪花憋回去。我想，重要的也许并不是道歉的话语，而是我将怎样像温老师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我向温老师倾诉了一切。温老师默默地听着。

最后，我告诉温老师：“我们郭河公社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赵中喜，就是1958年的初中毕业生，他给我讲了好多那时候的事儿，我明白了，‘十七年’那段，在学校里，指引我们的主要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说过的许采云、沙振明、宋建民、冯东琴他们，不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吗！我还从教学实践里懂得了，珍惜时间、遵守纪律、尊敬老师……这些都并不是什么‘儒家的旧道德’，而是每一个学生都应当具备的最起码的品质啊……温老师，再当我一次老师吧，这回我一定、一定好好跟你学！”

温老师听完我的话，没有马上回答我。她静静地用双手把头发往耳后抿着。我又一次看见了她那最初的白发，而且似乎又增加了许多。我的心里不禁涌荡着难以描述的感情。我等着，温老师将会立即把她所有的教学经验全盘托出的……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温老师沉吟了一会儿，便深沉地对我说：“荷香，你来晚了，晚了！”

“怎么晚了？”我大惑不解地睁大眼睛反问。

温老师抻过桌上的报纸，递到我的手中，敲敲那两校大批判组的文章说：“你看看吧！”

我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啊，有人“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了！谁呢？如果不“篡改”，应当“坚持”什么“方向”呢？……读完，我恍然大悟了，原来他们是要学校回到去年“电钟事件”那前后去，是要把刚刚开始的整顿教学秩序的工作拉下马！难怪温老师说我“来晚了”，是呀，倘若依这篇文章的调子办事，那就应当继续以温老师为敌，哪能来找她取经？……

我愤懑地打开报纸，痛苦地绞着双手，一时说不出话来。温老师一时间也默默无言。但是，她背着手在床前来回踱了几次以后，像是经过思考，下定了决心，忽然走到桌前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布面厚本，递到我的手中。

我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教学笔记，第五册，1974年4月9月”；啊，那不正是“孙师傅”号召全校师生“结合我校温淑芝放毒事件，狠批黑线回潮”的岁月吗？而温老师却仍然坚持着记“教学笔记”！我双手颤抖地翻开了第一页，只见上面写着：“4月12日，晴。党支部不同意‘蹲点人’让我停课检查的意见，也不同意开会对我批判。但‘蹲点人’今天又‘指导’学生贴出批判我‘放毒’的大字报共十五份。我只要仍能站到讲台上，便一定要教会学生。因为，是党和人民，把向学生传授知识的任务交给我的；谁也不能剥夺我引导孩子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珍惜时间、好好学习的权利！今天我开始给初三（一）班讲二次方程，在讲授中我注意到……”看到这儿，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只觉得心口突突突地跳，啊，温老师，你有一颗多么美好、多么坚强的心！

温老师坐到我的身边，搂住我的肩膀，轻轻地对我说：“你带回去看吧……早晚有那么一天，还会云开雾散的！”

我趴到温老师的肩膀上，用手指抹干涌出的泪珠，然后抬起头来，甩甩头发，把那教学笔记按在心口上，宣誓似的对她说：“温老师，我要像您一样，做一个真正为党和人民办事的人民教师……”

我怀着悲壮的感情离开了母校，离开了温老师。我知道，我的工作将更加艰难，然而也更加光荣。

1976年元旦假期后的头一个教学日，我给四年级甲班上算术课。随着广播中、报纸上关于“反击教育战线右倾翻案风”的调门越来越高，文化课教学越来越难进行了。这节算术课，底下学生一直比较浮动，我喊得嗓门发哑，鼻梁上的汗珠滴到了嘴巴里，仍然有几个男孩子不但不听讲，还公然用弹弓互相打着玩。为首的还是那个罗灵宝。别看处境更困难了，我倒比前一阵耐心多了。我从温老师的教学笔记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我停下算术知识的讲授，清清嗓子，环顾了一下整个教室，宣布说：“同学们，听我来讲个故事吧……”

教室里顿时安静了许多，罗灵宝他们几个玩弹弓的同学也停止了小动作，个个都抬起眼睛望着我。

我怀着一种异样的感情，讲了起来：“这是一个关于电钟的故事。十多年前的一个除夕晚上，雪花静静地飘落着，这里、那里不时发出爆竹的响声……在一位老师的宿舍里，十多个毕业多年的大哥哥、大姐姐聚会在一起……”

那天，我的声音仿佛有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几句话过后，教室里就静得仿佛只有我一个人了；窗外的树枝上落下了两只鹡鹡鸟，好像也来听我讲这个动人的故事……

我走下讲台，走到过道中去，就像一年多以前温老师所做的那样，不时同这个、那个同学交流着目光……

忽然，我在半句话上停住了——因为我接触到了罗灵宝的目光，那目光令我又气恼又惊诧，因为我猛地从他的眼神里，发现了我自己当年的神态——头年春天，我在母校温老师上的那节数学课上，不也是这么一副表情吗？不仅是目光，那面部肌肉，那微歪的嘴角，都仿佛在说：“哼，你甭放毒——我可得留神听听，你哪句话是复旧、翻案！”望着罗灵宝，我那激荡着美好感情的心灵仿佛被狠狠地戳了一刀。这是为什么啊——“反黑线回潮”把昨天的我毒害成了那个样儿，“反右倾翻案”又把眼前的罗灵宝教唆成了这副模样，难道我们一茬又——茬的青少年，就应当在这种“革老师命”、“造知识反”的“反潮流”当中，度过我们的青春岁月吗？我心里那股感情的激流陡地汹涌而出，全身一阵震颤，忍不住呼出了一声：“不能再这样了！”

罗灵宝和其他同学都吃了一惊，教室里掀起一片低声窃语的声浪。我镇静了一下，接着，便任满腔激情瀑布般地奔泻了出来——我向他们讲了那个并不复杂、然而惊心动魄的故事，一直讲到“母校留念”的电钟被砸。最后，我诚恳地对他们说：“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革命。可是，随着我来到农村，来到贫下中农中间，随着我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我开始懂得了一个很简单可也很深刻的道理：既是革命，总得对人民、对祖国有好处。学张铁生之流，专门造老师的反，不珍惜时间，不好好学习革命道理和科学文化知识，把学校弄得乱哄哄的，对人民有好处吗？对祖国有好处吗？同学们哪，我也是打你们这么大过来的，我走过弯路，所以我最知道浪费了时间会带来多大的痛苦——别的东西丢了还能找回来，大好的光阴给糟踏了，可是找也找不回来的呀……”

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学都被我的话打动了。有两三个孩子的眼睛里，甚至出现了晶莹的泪花。我特别又注意了一下罗灵宝，原来拿在手中的弹弓掉在了地上，他也没有发觉，只是愣愣地低头坐在那里。他是被我的话感动了呢，还是在琢磨我的话里有什么可供“造反”的辫子呢？……

真是又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第二天，罗灵宝在我宿舍门口贴出了一份《不许李荷香右倾潘案》的大字报。别看他把“翻案”写成了“潘案”，也别看短短两张大字报纸的篇幅里出现了十一个错别字，这份大字报给我上的纲任谁看了也得大吃一惊。还有更想不到的事儿——当天下午团市委的“调查组”就进驻了我们郭河公社学校，而且，找我进行个别谈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在母校“蹲点”的“孙师傅”——不过这时候他已经当上了团市委宣传部长，习惯于别人把他称作“孙部长”了。

当时，事态的发展多少有点令我莫名其妙，不过，后来我弄清楚了，一点儿也用不着奇怪——罗灵宝的爸爸是公社团委副书记，跟“孙部长”早就是一个帮派里的人，罗灵宝的那份大字报，是他爸爸唆使他写的——目的还并不仅仅是要打击我和郭河学校，而是要用“郭河学校右倾翻案一例”来证明公社党委“路线错误”，从而好由他们一伙来成立“公社新党委”；“孙部长”自然胃口更大，是要用“郭河公社触目惊心的复辟事件”来证明市委、省委统统应当“靠边”，由他们的帮派体系来取而代之。

在学校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又单独同姓孙的坐在桌子两边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本质没有变，但显得更加老练，舞台式的亮相动作看不见了，也很少扬声说话，眼里闪动的光芒更加冷峻，嘴角上增添了让人摸不透的淡淡冷笑。我呢，他可以看出来，不仅梳上了他准认为是温老师式的短发，眉宇间也透露着他所厌恶的温老师式的思考气息，我的大眼睛里消失了盲目信任的天真色彩，我紧闭的嘴唇里也肯定不会再吐出顺他心意的话语——一句话，我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我们互不相让地对视了几秒钟以后，他缓缓地说：“叛徒！没想到机会主义头子折腾了七、八、九三个月，就能把你这号意志薄弱的青年从正道上拉到泥潭里去……你居然当着几十个学生忏悔‘电钟事件’，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你不感到害臊吗？”

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我感到自豪。因为我知错认错。因为我不愿意再给你们当猴子耍，也不能让你们再勾引我的学生们去当猴子耍。”

他的眉尖抖动了一下，可是略微思考了一两秒钟，便挤出一个笑容说：“好，怪我刚才的话说重了——我是为你在尖锐复杂的路线斗争里迷了路而痛心。荷香，我们来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显然，他是见我硬的不吃，又换软的来了。我还他一个轻蔑的冷笑：“推心置腹地谈谈你那个月牙疤吗？你别忘了，刚刚靠边站的赵中喜同志，小时候跟你在一个村里爬树摘过杏，你那月牙疤是怎么弄出来的，他顶清楚——你现在还要编瞎话蒙骗我，那就请编个更巧妙的吧！”

我话音刚落，他那右眼下的月牙疤便哆嗦了一下，脸色顿时大变，仿佛成了一块锈铁。他再没哼出一个字来，站起身来就走了，从此再没有同我见面——但第二天我便被宣布停职检查。

在我“停职检查”的第二天，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了，我深深地淹没在无限悲痛的浪涛里。

多么漫长而痛苦的日子啊！

接着，消息传来，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活动中，数不清的革命群众受到了残酷的压制。

这是为什么？！我想啊想啊，忽然，我内心里被一道闪电照亮——啊，我明白了，“孙部长”他们，“梁效”他们，以及某些我当时还不大清楚的在上头牵线的家伙们，他们“反黑线回潮”也好，“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好，都是冲着敬爱的周总理的呀！难怪早在去年春天，“孙部长”就跟我翻来覆去地宣扬什么“整个斗争的需要”呢——原来他们的“整个斗争”，就是反周总理、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呀！

我心中滚过隆隆的雷声。我没有什么检查好写！我用白纸剪成了一朵朵的小白花，扎成了一个小小的花环。我把这花环放在窗台上，遥遥献给我无限敬爱的好总理……我透过泪眼望着这洁白的花环，默默地宣誓：

总理，您放心吧！我已经懂得了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青春年华、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您们所开创的事业，一定后继有人，千千万万……

三

1978年的春天到了。多么美好的春天！如果说，1977年春天我们还仅仅是满怀着希望的话，那么，1978年的春天我们便看到了第一批“希望之果”。

啊，春风送我回母校。葛大爷呀，您为什么认不出我了？啊，您点着我鼻子笑了。是呀，您说得对：“多亏了党中央！”葛大爷把我拉出传达室，让我仰头看——怎么，难道砸烂的东西还能复原？那熟悉的位置上仍然挂着一个电钟，是新的！钟心一样有两行小小的隶书红字：“珍惜时间，好好学习”；环框上呢？“母校留念，1977届全体高中毕业生”——我猛然一醒：是的，谁说被“四人帮”夺走的时间不能再夺回来，只要我们加倍地珍惜时间，加倍地好好学习！

这是星期六的下午，我应当能见到亲爱的老师们——什么，全不在？哪儿去了？啊，市委请全城中小学老师到红星剧场看慰问演出去了。葛大爷啊，那我也要进去转一转，我有许多许多的话要对母校说……

葛大爷为什么先不让我各处去转转？葛大爷为什么把我领到了会议室门前？葛大爷抻抻我的衣袖，又让我仰头朝上看——啊，《“母校留念”展览》——多么新鲜的展览！葛大爷开了锁，让我走进屋，拉开了日光灯，便微笑着离去了。葛大爷是要我补上这重要的一课……

先看“前言”。太有道理了——“‘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诬蔑社会主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修苗’……看看这里展出的历届毕业生留赠母校的纪念物品吧，事实胜于雄辩！……”

啊，我眼前出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发人深思的纪念品，而是我们新中国一届届中学毕业生鲜红的心，也是一部形象的校史……

看，当年参加土改宣传活动的高中毕业生，把他们获得的奖旗留给了母校；看，这来自上甘岭的、用美军炮弹壳做成的笔筒，是十二名志愿军战士托赴朝慰问团捎回母校的；再看哪，那是战斗在遥远的青藏高原的地质队员，寄给母校的矿石标本……

啊，这里还有从南海前哨寄回的海贝，从东北森林捎来的松塔；有成为美术工作者的毕业生，赠给母校的表现钢铁工人炉前奋战的大幅油画；也有六三年就扎根农村的毕业生，培植出的玉米优良品种……

当然，也有不少是毕业生离校时的赠品：附有“时刻准备着！”字样的大玻璃镜——当年的同学一进校门，便能从镜中检查自己是否衣容整齐，并想到祖国的召唤——后来竟被当做“修正主义路线”产物，被摘掉扔进仓库了；自制的天文望远镜、飞机和舰艇模型……啊，这是什么？“五八届初中毕业生留赠母校的电钟模型”——实物呢？！我双手捂住脸庞，只觉得脸上的每根血管都在强有力地跳动——歹毒的“四人帮”啊，竟挑动我们用双手去砸毁了这凝聚着革命激情的纪念品！我们当年砸毁的不是电钟，而是时间和青春啊！时间哪，我懂得珍惜你了！青春哪，我懂得应当怎样度过你了！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向“四人帮”讨还时间和青春！母校啊，我向你宣誓……

我激动地在展览室中挪动着步子。从1949年到1966年，百分之九十几的“母校留念”物品都闪动着时代精神的光彩，说明写得多好啊！“大家看一看，算一算，究竟十七年占据主导地位的，到底是什么？”

……我走到了1966年1977年这十一年的展品前。那校办工厂车工车间车出的亮闪闪的汽车零件，那在东北“屯垦戍边”的大幅照片，那从云南胶林捎回的割胶刀和接胶碗……啊，尽管这期间出现了曲折，二十八年来，可爱的母校培养出了多少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啊！……

这是什么？一株才一尺高的青松，盆上的红纸条上写着：“深山插队炼红心，经风沐雨长成材——母校留念，范铁民。”啊，铁民！早听说你自愿到山村锻炼去了，我多么想见到你啊，你可知道，现在我怀着多么钦佩的心情回想到了你；你可能告诉我，在那乌云翻滚的混乱时刻，是什么促使你坚持了真理？……

看完了展览，我激动地走出了会议室。没有立即回去找葛大爷畅谈，我朝校园深处走去。母校啊，我有千言万语要向你诉说……

母校啊，你高大的教学楼再没有破烂的窗户，夕阳给每一扇玻璃窗染上了闪光的玫瑰红，像一只只充满热情的眼睛。走过这一间间教室，我想起了这几年里母校所经历的考验，也想起了我们这些从母校出去的学生所经历的风浪……

教研室啊，你那一张张办公桌，一叠叠作业簿，充满了多少诗情，蕴含着多少画意；难忘闪动在这四壁间的辛勤身影，难忘在这里听到的亲切话语。温老师，你可好？尽管白了的发丝不能复黑，可我相信你身体里如今流动着的是青春的血液！啊，我隔着窗玻璃望见了什么？——在温老师的办公桌上，正放着那勾起我多少回忆和联想的蔚蓝色纸盒！温老师啊，你知道吗？现在我那办公桌上，也有这样的一只纸盒呢；我也采取了这种细致的、有针对性的办法，来辅导自己的学生。温老师啊，你猜是哪个学生帮我糊成了盛习题卡的纸盒？是罗灵宝！揪出“四人帮”以后，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备课，忽然听见有人怯生生地在敲我宿舍的门。我去拉开门，一个身影倏地闪开了，跟着是迅速远去的吧嗒吧嗒的脚步声。我惊疑了——可是随即便发现了投进门槛内的一个信封，我拾起信封，掏出了信纸，上面是一行工工整整的大字：“李老师原谅我吧我再也不饭糊涂了真的罗灵宝。”我把这封信拿到桌前，把“饭”改成了“犯”，加上了标点，心里涌动着欢欣和希望的浪潮……温老师啊，今天我把这封信带来了，还有罗灵宝最近得满分的作业，要给你看哩！

黄昏降临了校园，我心中却充满了晨光。我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母校啊，我应当把什么留给你当做永久的纪念？想来想去，我决定写下这篇不成熟的文章，愿在校和今后的弟弟妹妹们能读一读。今后还会不会出现“四人帮”式的丑类？但愿不会有，可又难以绝对避免。我的弟妹们啊，当你们读到这份留给母校的记录时，希望你们很好地、很好地想一想：该怎样珍重自己宝贵的青春，不被“拉大旗作虎皮”的阴谋家们利用，而让青春真正放出璀璨的异彩！

简析

母校留在每个人心中的，或许是质朴的爱，或许是打动心灵的情，或许是诉不尽的思念。但这篇向我们描绘的却是留在“我”心底最痛的悔。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四人帮”统治时期，政治混乱，思想偏激，人人自危，当时的“我”被“拉大旗作虎皮”的阴谋家们利用，经历了世态种种，不仅在心中刻下了永不磨灭的创伤，而且也伤害了一位值得尊敬的、从内心里希望“我”健康成长的温老师。历史永远都是公正的，它使误入迷途的“我”渐渐醒悟。再次回到母校时，看到母校的电钟上“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几个字，那不仅是温老师的希冀，也是时代对青年学子的期望。时至今日，这个道理仍然适用。时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活着的人，意味着生命；对做学问的人，意味着资本；对学生，意味着知识和命运。陶渊明有诗云：“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当年温老师不顾政治的压力，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坦诚地告诉学生，这是一位负责任的老师，是一位真正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