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哪一年的元旦才是真正的新世纪的开篇呢？我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在故乡，一大清早，为了看新世纪的第一缕曙光，我和丈夫早早就起床了。大兴安岭的冬天实在是逼人地寒冷，玻璃窗上蒙着厚厚的霜花，我只得用手指去刮霜花，刮出一道月牙形的明亮的玻璃来，透过它去看曙光。

其实那一缕曙光与平素的并没有什么区别。它橙黄色，微微颤动着，在山岭间如以往一样地弥漫着。后来，它的颜色不那么明丽了，太阳起来了。我所看到的太阳，因为是在霜雪的缝隙中，因而给人一种很大的感觉。

我的指甲似乎至今还留有去岁刮玻璃窗的霜花时所生出的寒冷。这一年过得何其快呀！2001年的元旦了，各路媒体又在大做文章，说是今天才算是新世纪的第一天。我觉得人真的很可怜，对自己所生活着的世界知之甚少，连哪一年是新世纪的开端都确定不了，如同我们并不真正知晓为什么我们会是地球中人，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在我看来，父母偶然的结合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来处，而坟墓也只是一个人肉体的终极去处。我们穷尽一生的智慧，大约也难以把我们所困惑的问题解释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目前跨了世纪的人，是生于20世纪，最后必定终结于21世纪。

黄恰巧来哈尔滨，所以今年的元旦仍是我们一同过。我们约了要好的朋友，在六福楼聚会，我特意到远大购物中心买了一件中式的红色软缎棉袄穿上，希望能给自己、家人和朋友带来好运气。席间，我还得到了一束粉色的康乃馨。回来的路上，黄又去花店买了一篮火红色的康乃馨，这下屋子里春意盎然了。

日子其实都是陈旧的，只有当人把它赋予新意的时候，它才是特别的。

2001年1月1日

去邮局取稿费，见里面买中国体育彩票的人比比皆是。其间有老人，有学生，还有民工。彩票是近几年兴盛起来的。花上两元钱买一注彩票，也许就会获得很大的利益回报，这是大多数彩民的心理状态。谁都想让幸运女神手持的金砖把自己砸一个大跟头，殊不知，幸运之于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天空中的星星，你看它跟你不停地眨眼睛，但是你想把它揽在怀里，是绝不可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游戏。我们对于游戏是不陌生的，它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战争计谋的实施，小到蝇头小利的获得。“三国”中的许多战争场面其实就是游戏的场面，比如诸葛亮的草船借箭、木牛流马。游戏是有它自身的规则的，关键是我们无法破译它，否则每一个人都会成为赢家了。而游戏之所以出彩，是由于有众多的输家作为陪衬。游戏只能让极少数人笑，让绝大多数人哭，否则它就不是游戏，也失去其光彩了。在世界上种种的游戏中，最没有诗意的就是财富的游戏了，而彩票就是其中之一。相反，战争游戏、权力游戏、爱情游戏则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和传说。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在很冷的时候，人很容易想起温暖的事情。而这样的温暖大多只在梦***现。

2001年1月9日

这一段时间又读了一遍《日瓦戈医生》。最早读它，是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求学期间。那时这本书刚刚被翻译过来，风靡一时。我记得班级里许多人在传阅和谈论它。老实说，当时读它时并没有像今天这般激动，也许是十几年过去后，岁月流转，使我多了某种沧桑感，所以对它尤为钟爱了。

我喜欢拉拉和日瓦戈医生之间的那种爱情。那是一种受压抑的、高尚的、纯洁的爱情。他们之间那种内心热烈如火而外表却竭力克制的爱情令人同情和钦佩。其实真正的幸福总是和痛苦相依相伴，而备受折磨的爱情就像含露的花一样惹人怜爱。评论家们都喜欢把这部书当做一部“政治”书来看，因为它写到了十月革命，写到了一代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但我今天宁愿把它当做一部辛酸的爱情来看待，因为哪个时代没有哪个时代的悲剧呢！

帕斯捷尔纳克因为这样一部书，在西方获得了极大的荣誉。虽然瑞典科学院宣布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对俄罗斯诗歌所做的巨大贡献，但谁都知道，他是因为《日瓦戈医生》赢得了更广泛的国际声誉。这部书在给他带来荣誉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苏联认为作者在书中诋毁了十月革命，称这是一部反动的书，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表示对祖国的忠诚，他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即便如此，苏联文学界对他的排斥一直都没有终止，直到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孤独地死去。

事过境迁，如今的俄罗斯人谁还会对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抱有敌意呢？可是在当时，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竟然激愤地到帕氏住宅前闹事，他们砸毁了门窗，称作者是苏联的“叛徒”。这使我联想起中国的“文革”，红卫兵小将对一些大知识分子的批斗，不也是如出一辙嘛！中国从苏联那里不仅借鉴了政治上的东西，连文学上的“革命”也是一样地“拿来”，真的是很可怕。其实任何的革命在其成功的同时，都存有它的弊端，应该允许人民进行反思。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反思自己，它的航船才能驶入更深更广处。

这是一个寂寞的周末，我一边听着马勒的《大地之歌》，一边写这则日记。我觉得它的旋律很适合《日瓦戈医生》，这部音乐作品和这部文学作品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因为它们同样地质朴，同样地富有激情和诗意，同样地苍凉和悲壮。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不时地给我们带来灵魂的震撼，俗世的生活将是如何令人窒息和乏味啊。

2001年1月13日

出了三九，马上就要立春了，天气还是这么冷。我想南方的春节才叫春节，北方人过的是“寒节”。

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贴着大红的“福”字和春联。春联的内容大同小异，无外乎“平安吉祥、福禄寿喜、招财进宝”一类的词语。风大的时候，一些春联就从门楣上飞了起来，它们在空中飘舞着，就像一条条红围巾。街上少了卖瓜果梨桃的，因为大多数人家年前已经把它们买足了。年后所卖的东西，有充了气的五颜六色的气球，有各色糖葫芦，比如山楂的、菠萝的、红枣的、海棠果的等等。此外，还有为着即将到来的元宵节而卖汤圆的。我记得小的时候，过年的水果只不过就是两种，而且它们都不是新鲜的：冻梨和冻柿子。它们必须用凉水去拔，然后才能够化开。我喜欢吃冻梨，当它刚刚化开的时候尤其好吃。如今卖冻梨的已经没有了，室内的水果摊床卖的都是大城市普遍在卖的水果，譬如橘子、猕猴桃、葡萄、苹果、草莓等等。也许是它们都被施用了农药或者是用了催熟剂的缘故，这些水果吃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仿佛是一个个化了妆的“美女”，猛一眼看很漂亮，仔细一品味觉得毫无味道。而且这样的水果还不禁放，搁个三五天就烂了。

2001年2月2日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是我们女性的节日。晚上接到了几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是祝福我的节日。

在我的心目中，还从来没有真正地把它当做一个节日看待，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情调的节日。它没有生日对自己有纪念意义，没有愚人节那么快乐，没有情人节那么浪漫，没有中秋节那么诗意，更没有春节那么热闹。

女人为着自由平等而为自己争来一个节日，她真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我看未必，女人在社会生活某些方面的局限是永远的。其实有些局限是美好的。让男人们为这个世界冲锋陷阵吧！我们在家插花煲汤不也其乐融融吗？

2001年3月8日

看报纸，说是现在吸食毒品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摇头丸，据说是享用者甚众。有国外权威的医学专家声称它对人体并没有什么伤害，而且它对一些精神疾病的治疗（譬如忧郁症）非常有效。大约十年前，我为《名人》杂志写了一篇谈毒品和卖淫的文章，我认为这两样社会现象是伴着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事物，当人们精神空虚时会去吸毒，而当人们不相信爱情时就会去卖淫。现在看来，我的观点似乎片面了些，完全存在着相反的例证，那些优秀的人才由于精神生活过于丰富，想找到最简捷的一种放松方式，让精神能够获得暂时的安宁而偶尝毒品。而有的卖淫者，她完全是有可能相信爱情的，她的放浪形骸也许是身不由己。所以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不要过于武断和轻率，人在幼稚的时候是非常喜欢给事情下结论的，现在看来这是不成熟的表现。我相信一个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不断地发生变化的。有变化是好现象，说明人还会思考，还在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不过，我仍然觉得吸毒是不可取的，理由很简单，它对身体有伤害，我们不能轻易糟蹋上帝赐给我们的身体。而且，除了感性之外，人类之所以为人类，是因为他有理性的光辉。

到花店买了几枝百合花。我喜欢白色的百合，因为它亮堂、干净，把它放在哪里都是一道阳光。而且，百合花的香气非常馥郁，晚上时可以把它从书房拿到卧室，闻着花香入睡，实在是美妙。天还冷着，估计这花会开得长远些。

在故乡，我见到的百合花都是红色的，它们开在山间草畔，如火如荼。它们也有香气，不过没有这种白百合更蓬勃而已。也许野百合的香气都让蜜蜂和蝴蝶给吸食走了。

有些疲倦，头昏昏沉沉的。看天的样子，也许又会有雪。

2001年3月18日

阴历三月初一，我吃了一天的素。只要是在家里，每逢初一和十五我都要吃素的。平常吃荤的，人确实有些浮躁和不耐烦，能够时常吃点素，会有一种清爽宁静的感觉。很多人吃素是从健康角度出发的，我觉得那还没有悟到吃素的真谛，仅仅只是为了肉体而已，而我觉得吃素会使人的灵魂得到意想不到的净化。

去年在北京买了几盘有关佛教的音乐，如《清净法身佛》、《灵气》、《大悲咒》等等。我最喜欢的是《大悲咒》，它隐含着一种悲凉的喜悦之气，沉郁而又明朗，真正地有股悲天悯人的情怀。宗教是讲究博爱的，我觉得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无论他在何种环境中，都不会迷失自我。在青灯古刹旁出家念佛，与身处闹市念佛实际上是一样的。佛是一种意念，心想佛知，心知则佛在，心广则佛大，念佛对人的品质确实是一种提纯。

一楼开的烧烤店老是窜出一股浓浓的焦煳味，闻了令人作呕。其实政府应该全力取缔在居民楼下开餐馆，尤其是烧烤店。四楼的一位退休的老职工对我说，这种气味就跟火葬场烧人的味道一样刺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吃它，我见他们有的时候在楼下串羊肉的时候，手上脏乎乎的，先不论肉的质量是否过关，单是它的卫生状况就让人害怕。看来人们不把自己吃出毛病是绝不会罢休的。拥挤的城市生活几乎到处都是弊病，这种时刻我就觉得生活在一座小县城是幸福的，它空气洁净，没有噪声和污染。

2001年3月25日

散步时，发现了西大直街新开辟的草坪上伫立了一座雕塑。先不说这雕塑的水平如何，单说它身处的那狭窄而又庸碌的环境，就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看上去就像一个穿着晚礼服的贵夫人在遗落着垃圾的菜市场买菜，让人觉得格外地不谐调。

其实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能放雕塑的。雕塑作品应该与它身处的环境相适应，才会给人带来美感。哈尔滨的斯大林大街，我觉得摆一些雕塑是应该的。因为它濒临松花江，开阔、有气派。虽然说它的雕塑作品本身并不很出众，除了怀抱婴儿的母亲，就是海鸥的造型，但它们并不难看，因为它们融入了环境中，优美而空阔的环境瓦解了它们本身的缺点。

我记得去年冬季在北京时，刚好有一个空闲时间，我就独自去了中国美术馆看英国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作品展览。亨利·摩尔的作品是抽象的，同时也是具象的。他的许多用不同材质雕塑的母与子的作品尤其令我钟情，很难有人把这个主题表达得如此和谐完美。

但更加引起我注意的，是他有关雕塑的一些议论。比如他认为雕塑是一种露天艺术，需要阳光对它的补充。有些雕塑在一片草地或一个池塘中找到了最佳归宿。而有的可能与粗糙的树木更为相衬。有的雕塑在橡树的映衬下显得很美，有的则需要榆树的烘托。还有的雕塑需要隐秘的高地或是由灌木围成的草地。我很喜欢他的论述。确实，雕塑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是需要环境的照耀的。不是因为它是艺术品，随便摆在哪里都会闪光的。除了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室内作品外，亨利·摩尔的大件作品则在天坛展出。我想天坛的参天古树大约可以更加完美地诠释他的作品。

雕塑家们什么时候把斯大林大街的雕塑重新审视一下，雕一些更适合它的作品，大约会使这条街显得更加迷人。

2001年4月5日

这还能叫天吗？整整一天了，天空是浊黄色的，空气中遍布着尘埃，令人窒息。以为是世界末日来到了呢。我一天不曾下楼，怕那灰尘塞满了我的肺。

晚上看省新闻联播，才知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沙尘暴，齐齐哈尔市尤其严重，那里的居民白天却要开着灯，街上行驶的汽车也一样车灯大开。虽然我把窗子关得严严实实的，可是窗台上还是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幸而今天是周末，许多人不用上班，不然还不得吃一肚子的灰呀！

妈妈来电话，说是老家那里今天也出现了沙尘暴，她说天色发红，空气沉闷，他们还以为要地震了呢。我想这次沙尘暴爆发的规模如此之大，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广，说明我们身处的环境已经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毁树开荒，加快了荒漠化的进程。据说距离北京不到一百里的地方，沙漠化的痕迹已经越来越明显。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去积极地预防它，将来我们这里有可能就成了沙漠，没有水，没有绿树和碧草，有的是无边无际的狂风和干燥的空气，那我们就是在自己的生存空间自掘坟墓了。我相信地球如果有一天毁灭了，绝对不会是外星系的星球对我们构成了威胁，一定是因为我们不断膨胀的私欲使地球难以承受了，它才会走向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