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所乘的出租车，与我们仿佛是有某种缘分。一上车，司机一听说去极乐寺，就知道我们是去烧香的。他说他供了满堂佛，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烧香磕头。他说他之所以信佛，是因为他前些年老是能够听到有“人”跟他说话，比如说他独自开着车在街上行驶，有时耳边突然就响起了一个声音：“前面的车要撞车了。”立刻，撞车的事情就发生了。他还说有一回那无法知道来处的声音提示他，说让他的某某朋友今晚不要出车了，他提醒了那位司机朋友，可他不信，照样出车了，结果当晚就被抢劫出租车的人给弄死了。他还说有一回他拉了一个客人，走了一会儿后，他突然看见有一块砖头朝车后的乘客头上砸去，他就问他是不是在建筑公司的工地工作，那人答是，他就提醒他在工地要注意从高空落下的砖头。结果那乘客下车后，他的耳边响起了骂声，说他欠嘴，那是个恶贯满盈的人，应该死，不应该提醒他。他说他为此很苦恼，就四处看病，有人让他信佛，他遵从了，从那以后，他好得多了，可是有时仍然还是能够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不像是撒谎的人，他的话使我汗毛直竖，幸而我们很快就到了极乐寺。妈妈也觉得遇见这个司机不是件偶然的事情，她相信司机所说的话，那就是人生的福祸确实是由天来定的。寺里的香客多极了，我们请了几炷香，从天王殿依次地朝拜下去，直至最后一重的观音殿。烧完香之后，妈妈发现她的衣裳被烧了一个洞，她很心疼，那还是几年前我给她买的套裙。我跟她开玩笑说，老佛爷可能嫌你磕头磕得少，心不够诚。她急了，说：“我怎么心不诚了？”我安慰她说，这衣裳被烧了个洞是好事情，将来你回了老家，可能会忘记这次出来的许多事，可是你一看到这套衣服，看到这个大窟窿，就会想起极乐寺，让你不忘了常念阿弥陀佛，她笑了。我们在寺里买了一些豆腐和素馅饼，算做中饭。

2001年5月23日

一到大连，妈妈就喜欢上了这里。她说这里空气好，城市建得漂亮。屈指算来，我已经有十六年没有到这里来了。变化真的是大啊。

黄请他的一个朋友为我们安排的住处，离友好广场很近。这里虽然也有我的一些文学界的朋友，但我想这次出来是专为了陪妈妈看海的，我出去应酬她会有受到冷落的感觉，所以谁的电话也没打。

今天我们去了海之韵广场，那里依山傍海，妈妈第一次看见了大海。她充满深情看海的样子还带有某种少女的神态。她很喜欢广场上盛开的花，不住地指着某一种花“哎哟哎哟”地叫着，说：“真漂亮啊！”我在那里给她拍了足足一卷的照片。昨夜她在火车上本来一夜未曾睡着，这列火车的软卧实在不怎么样，卧具不干净，地毯脏得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而且司机好像是个生手，把车开得直晃荡，根本让人无法入睡。我以为她今天会没有心情出来玩了，谁知她比我的兴致还要高。离开海之韵广场，我们又去滨海路转了转。晚上和妈妈坐在一家餐馆里一起吃喝，感觉很好。

大连美中不足的是，它的建筑没有特点，尤其是近几年盖起的高楼，东一座、西一座地竖立在矮的楼群中，给人一种很不协调的印象。不过它的绿化和城市的洁净却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

2001年5月24日

天气真好，不冷又不热，是游玩的最佳天气。陪妈妈到星海公园，那是一个面临大海的公园，很大。不过那里游人太多，没有海之韵的清幽。我们参观了水族馆，妈妈对那形形色色的鱼惊叹不已，不停地让我为她和那些美丽的鱼拍照片。我与她开玩笑，说我是她的秘书、导游、保健医生和专职摄影师，她应该给我付费。她很高兴，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见她这般地高兴了。也许是过于兴奋，她一夜没怎么睡。我们看上了一家餐馆，叫“王麻子粥城”，里面环境不错，有各色小炒和海鲜蒸饺，还有各种粥。我和妈妈边吃边聊，有的时候我说话会呛着她，但她并不介意，她知道我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

黄昏时楼下居民区传来一片哭声，我站在窗前向下一望，见是有人家死了人，楼洞口吊着灵幡。妈妈听见那哭声，神色显得有些黯然，我连忙说出门碰见死人是吉利的事情，她这才又表情活跃起来。我动员她坐飞机去北京，因为她从未乘过飞机，她很坚决地反对，我知道她是害怕飞机不安全。我威胁她，如果她不乘飞机，我就让她一个人坐火车，而我自己坐飞机。她笑着撇撇嘴说：“行！”

2001年5月25日

从北京归来。

妈妈终于没有拗过我，忧心忡忡地跟我上了飞机。她那不情愿的样子就像让我给绑了票。到了周水子机场后，我偷着为她买了一份保险。登机前，为了使她情绪放松，我对她说坐飞机跟乘汽车一样地平稳，除了偶尔遇见气流，飞机会颠簸几下外，你几乎感觉不到什么。上飞机前，我特意为她和我们即将乘坐的飞机合了一个影。飞机刚一起飞，她就闭上眼睛，拉着我的手，很紧张的样子。我让她深呼吸，尽量放松，待飞机升到高空平稳下来后，她主动松开了手，睁开了眼睛。我让她透过舷窗去看白云，她只望了一眼就收回目光，说她眼晕。我就陪她聊天，渐渐地她忘了自己是在飞机上，在吃盒饭的时候，她显得很有胃口，比我吃的要多。待飞机平安降落后，她还有些意犹未尽，说是这么快就到北京了，真的比坐火车要舒服多了。我跟她开玩笑说，这下把你的胃口吊高了，以后你要是旅行，还不得主动要求坐飞机呀，那我可就吃亏了。她毫不含糊地说，我下次去昆明看花就坐飞机，省得在火车上折腾好几天！看看吧，人学会享福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正赶上双休日，黄就可以陪我们出去游玩。很少能够见到北京有那么蓝的天，我们陪妈妈去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地方。她对人工建成的园林没有太大的兴趣，这些地方游客实在是太多了。在颐和园时，我和黄动员她划船，她先是坚决不肯，后来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迫不得已上了船。同她乘飞机一样，她一旦身临其境，恐惧感就消失了。当我们把船划到十七孔桥时，她神色大悦，说是在水面上感觉很风凉，人又少，比在地上走强多了。植物园刚好有玫瑰展，我们带她去看，她爱极了那花色多样的玫瑰，不停地嗅它的馥郁香气，还特意去请教园丁，问人家的玫瑰怎么能够培植得这么鲜艳。园丁说要常浇水，而且要上鸡粪，她就恍然大悟地对我说：“怪不得我养的玫瑰开得不好，原来是没上鸡粪呀。”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我把沿途给她拍的七卷照片冲洗出来，我们坐在湖畔的凉亭里看那些照片。看着看着，她突然说：“以后回了家，这些照片得不知让我翻多少遍。”她说这话是无意的，可我却觉得有些难过，我对她说以后还会带她出来旅游，她摇了摇头，对我说：出门太费钱了，再说我可不愿意耽误你的时间。

哈尔滨也热起来了，我和妈妈待在家里，基本不出门了。

2001年5月31日

妈妈回老家了。从车站送她回来，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的呆，觉得心有些空空落落的。

放上一盘影碟，是一部黑白的老片子：《一仆二主》，是出喜剧，挺好看的。

2001年6月4日

前两天很热，这两天又冷起来了。

台湾施行了“废娼”制度，引起社会的不满，许多妓女在台北举行了示威游行，龙应台也出来为妓女说话。一个国民党老兵对政府采取的这一措施更是深恶痛绝，他说自己一生未婚，解决“性”的途径就是每周去妓院，如今妓院被封，他觉得自己有失去家庭温暖的感觉。

在女权主义者的眼中，娼妓肯定是不允许存在的。其实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文明社会还是愚昧的民族，谁都避免不了它的存在。你不让它明着存在，它就会在暗中发展。而明着存在是有法规可以约束它的，暗中的交易则因为它的不合理性而会引发其他的社会问题。这样看来，与其让暗娼泛滥，不如让“明娼”挂牌营业。我们是不能从“爱情”和“文明”的角度去考虑娼妓的，因为它就是性的交易。

2001年6月9日

看《东方时空》，说是新《婚姻法》出台后，有关的书籍很快成为畅销书。记者称“人们开始关注婚姻了”。其实我想大多数人关注它，是由于困扰自己的婚姻的危机。试想想五六十年代的话，社会发展单一，人的情感也相对单一，婚姻呈现普遍稳定状态的时候，谁会关注这样一个“法”的出台？

今天很冷，晚上去工大散步，见小花园里以往都满坐着人的长椅，如今全都空着。风大极了，它把我的头发都吹乱了。

2001年6月13日

中午去二十三军吃饭，是几位部队朋友的聚会。

军人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战争。他们讲该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听得我昏昏沉沉的。有人说该去打，有人说该和平解决。我就在“打”和“和平”的议论声中吃完了那顿饭。

午后读书。

2001年6月14日

昨晚与蒋子丹电话聊天，由一个老作家晚年住院的遭遇说开去，我们谈到了为老年生活所应做的必要安排。我说晚年应该出去旅游，把年轻时挣来的钱花在青山绿水中。蒋子丹则说钱在晚年还有一个大用途，就是住医院，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七老八十的时候，身体还健康如年轻的时候。由医院而说开去，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安乐死。我说荷兰已经对安乐死进行了立法，这是非常文明的方式，也是人道的方式。不过在教会看来，这法规是对上帝的不忠和蔑视。

人道只有当它是减少了人的痛苦时，才是名副其实的。有的时候把生命的来历看得含混一些，对它反而会有更为主动的把握。否则，你把生命看做是上帝赐予的，就很难主宰它了。

2001年6月15日

黄在新疆。他不时地用电话向我报告他的行踪。今天说是在戈壁滩里，明天又说在湖畔或者葡萄沟里，刚才他说是到了女儿国里，是唐僧取经途经之地。他打电话的时候，哈尔滨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分了，而他说新疆的太阳还明晃晃的。

这就是中国，它实在是太广大了。我不知道西部大开发后，会不会破坏其很多原生态的东西。这个世界少几座现代化的城市不是坏事，而少了几片净土却是天大的灾难。

2001年6月16日

昨晚看意甲直播，实在是过瘾。罗马对帕尔玛的最后决战真是惊心动魄，巴蒂的最后一脚真精彩。罗马球迷对三比一领先的结果欣喜若狂，所以未等比赛结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冲入场地，欢庆胜利。罗马球员的背心几乎都被疯狂的球迷给抢跑了，有的球员比赛用的短裤也被拽下来了，幸而球员还有内裤遮羞，否则就成了健美而裸体的《大卫》。比赛为此中断了十分钟。我想万一这场比赛因中断时间长而被判无效，吞下苦果的就是罗马球迷自己。因为这可是联赛冠军啊。我想罗马队在领先的时候，若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不把余下的比赛当做“垃圾”来磨磨蹭蹭处理，就不会有球迷过早的庆祝举动了。

足球场上什么时候把“垃圾时间”彻底清除了，足球就会更加地纯洁了。这只能够靠自觉了。

2001年6月18日

三大男高音的故宫演唱会确实还不错。

三个人中，我最喜欢卡雷拉斯。他的声音很柔情，很性感。可是昨晚他发挥得并不好，似是很疲倦的样子。我想这有可能是他们三天前刚参加完汉城演唱会的缘故。而且，卡雷拉斯的身体状况在三人中是最差的，他虽然战胜了白血病，但明显感觉他的体力不如帕瓦罗蒂和多明戈。帕瓦罗蒂是随意的，他看上去像个高级厨子，唱歌一点都不费力，他的歌声极富感染力。而多明戈发挥得最好，他的声音就像阳光一样富有穿透力，让人觉得那声音能够把乌云击散。当一个歌唱家有多美好啊，不管听众是否能听懂歌词，都能最直接地感受声音的魅力。而文字给人带来的震撼，不会像歌声这么迅疾和彻底。歌声是不需要翻译的，而文字却不然，这也是文学交流的局限吧。

2001年6月24日

看《狂野周末》节目，觉得很有趣。这一期是介绍长鼻猴的。

在长鼻猴的群落中，鼻子越长，其魅力就越大，地位就越高。那些雄性长鼻猴，若是鼻子短，就得不到雌性长鼻猴的青睐，它们只能忍气吞声地离群索居，最后孤独地死去。

公猴有时为了和母猴寻欢，因为不满意母猴身边有幼猴陪伴，嫌其碍事，往往就残忍地咬死幼猴。所以幼猴就得须臾不能离开母亲。长鼻猴生下来时是金黄色的，一岁多以后就变成黑色的了。

这简直是个谜团。为什么长鼻猴会以鼻子的长短论尊卑？它源自什么？公猴杀死幼猴的行为更像是人世间演绎的情杀。人类与动物一样，既有其善良的一面，又有其残忍的一面。而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界，悲剧的发生似乎都与“情”有关。看来“情”会伤人的。

2001年7月8日

停水了两天。

与邻居一起到物业公司询问停水原因的时候，那位朝鲜族的邻居很关切地问我：“我看你白天也在家里，你是不是没工作啊？”我笑了，对她说，我下岗了，目前还没有找到新工作。她问我是不是很烦，我说是。她就很虔诚地劝我：“那我看你还是信教吧，你就不会心烦了。”她告诉我，她有很多朋友都信仰基督教，周末的时候，就在她家聚会，唱诗。其实她不告诉我，我也知道她是个教徒。我的书房与她家一壁之隔，间壁墙不隔音，每到周末，我都能听见唱诗的声音。她家的门口一到了这时候，就遗弃着很多盒饭的空饭盒。

我想就是真的由于没工作而心生烦闷的话，上帝也未见得能给你多大的帮助和安慰。而且，我总是觉得，因着什么事情的发生而信仰什么，是对宗教的一种亵渎，因为功利心首先占了上风，而任何宗教的教义对功利心都是不赞成的。

黄昏在工大校园闲坐，那是一条长椅，先前只我一个人坐，后来来了两个老女人，她们就与我挤坐在一起。她们打扮入时，看上去很有教养，想必是知识女性。她们的聊天使我忍不住想笑。其中一个说，她新处的对象（她确实用的这个词）是个退休老干部，她说这人跟她同岁，都是七十岁（我可真没看出她有七十岁，说她五十多岁都有人相信），他们谈了两年的恋爱了，每天要通几次电话，每周要见一面。她说他们见面都是在公园，有时就在外面买点吃的东西凑合一顿。她还说那老头字写得好看，也很疼她，常给她买小礼物。她还说这几天老头在省报的儿子领他到五大连池游玩去了，所以不方便通电话了。另一个听的老人就焦急而又羡慕地说：“你咋就这么命好，摊上个好老头！啥时你也给我找个这样的。”那个讲述爱情故事的老女人说：“上回我给你找的那个就不错，可是人家跟我说你对他不热情。”“哎呀，那个老头的个子也太矮了呀，我比他还高一头呢！再说，他家庭负担也太重了。”她急急地申辩。以我的理解，那个自觉幸福的老太太还没有和她的男朋友结婚，我想这一定是双方的儿女反对。不然她不会说，老头一外出了，就不方便通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