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整理

1994年9月28日上午9：30，王小波作品暨集《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二楼会议室召开。与会者有著名文学评论家及报社记者近20人，会议由华夏出版社编辑（《黄金时代》一书责编）赵洁平主持，副总编辑林建初出席了会议。

以下为研讨会发言摘要：

第一部分：主题发言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与当前流行的作品决然不同，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现了新的意味。

谈三点印象式的观感：

1反讽的方式：这本书中的主人公王二，就他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可能是“垮掉”派，不能算是好孩子。但他追求个人自由和反媚俗的行为方式，却反射出了时代本身的荒谬；这样就使“垮”与“坏”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另外，作品里对“性”的描写，又构成了对渗透意识形态的爱情的一种反讽，写出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

2喜剧的心态：这本书在看取历史与现实的态度上，超脱，随意，嘲讽的意味处处显现，具有一种玩历史于股掌之上的倾向，这种意识比正剧意识和悲剧意识更为独特，也更为重要。

3放达的语言：作品的语言与作品的内蕴相得益彰，机警而内含诙谐，粗俗而富于理趣，自由放达中充满了感觉的灵动与理性的聪颖，可读而又可思，从而使语言本身构成了一种表现对象。

朱伟（《人民文学》）：

这本书很有意思。记得1989年我就看过书稿，当初看了印象很深刻，如果当时能发表，对整个文学界都会起很大作用。

王小波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受。我也当过知青，但在我看来，所有写知青的书都很假，像梁晓声的就是这样。王小波写的知青生活是真实的。文学理论界正在讨论“新体验”和“新感觉”，王的就是这类理论的现实表现。

王小波的在表面层次很好读。他贴近自己的感受，不故作高深状，也不故作平庸状，是很本色的。建国以来大多数文学作品总是被意识形态牵着走，作家不写自己的感觉，不愿面对自己的感觉，怕人说自己没有深度。

蒋原伦（《文艺报》）：

这部在台湾得奖，我觉得不仅在台湾，在大陆也应该得大奖。从文体上看，内容粗鲁，但一开始看马上就进入了。时间上掌握得很好，跳跃、交合非常自然。我看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作者是有意识的，另一种可能是作者进入了写作的无意识状态。叙事时间间隔20年，但作者在两个时间点之间跳跃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别的作家也做过这种尝试，但没有这么成功过。也正因为能在时间上跳跃自如，反讽的效果就出来了。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把性大胆直露、不媚俗地写出来。历史上，官方意识形态对性的描写永远是要束缚的，而文学永远要冲破这种束缚。王小波的撇开了意识形态，按自己的体验写。这种新体验是成功的。

兴安（《北京文学》）：

王小波的对新体验理论有借鉴作用。尤其是叙述角度和人称的变化。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的人称变化很自然，不留痕迹。看了他的之后，我有一个感觉，那就是，新体验产生于新体验理论之前。

朱正琳（《东方》杂志）：

首先应肯定的是这本书的文学价值。米兰，昆德拉说过，是西欧的传统。从《堂，吉诃德》开始，一直追问存在的方式。而我国的文评长期接受苏联的传统，强调现实主义，认为是讲社会问题的，例如，认为《子夜》、《幻灭》都是批判社会的。就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揭露贵族社会的。王小波写的是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社会问题。就像加缪、萨特写二战不是写二战本身而是写生存状态一样，王小波写“文革”，也不是在写“文革”本身，而是超越了“文革”。

马克思说过，人和人的关系全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和自然的双重性。爱可能是矫揉造作的，性却不可能。它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要写人的生存状态，不写性是不可能的。写性是必要的，关于艺术与色情的界限，我的观点是：必要的性就不是色情，不必要的性就是色情。（陈晓明插话：在西方，淫秽和色情是两个概念。）

王小波掌握了独特的叙事方式，语言表达的正是感觉本身。我们搞哲学的，总有个观念在前面，比如荒诞啊，浪漫啊，感觉跟在观念后面。王小波的叙事，感觉走在观念前面。

我有一个担心，对书中的反讽意味，现在的年轻人能不能体会得到。（陈晓明插话：我觉得他们能接受。人们接受文学的感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接受与自己体验相通的感觉；另一种是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感觉。蒋原伦：现在的年轻人聪明得很，他们都懂，即使没有体验过，他们也能看懂。）

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我看王小波的比较迟，第一次看到是《花城》上的《革命时期的爱情》，当时感到很震惊。王小波的表面上和文坛隔膜，实际上提示了中国文学变动的方向，是在文学史之内的，是8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转型的一个提示。无论是先锋派，还是新写实派，都是回归生活的原生态。由于王小波的写作在文坛的经验之外，使他的写作显得尤为纯粹。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作为总体不再起作用。用王蒙的话来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80年代后期，文学队伍解体，有人因此认为，中国文学已经垮掉了，我却认为，这是个人化写作的崛起。王小波的价值就在于此。他一方面回到个人的记忆去，一方面又是历史的记忆。他找到了二者的契合点。他看重个人的体验，但也不能说没有历史感。中国文学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转轨——经过80年代的困惑，开始进入90年代的直道。我们搞文学理论的人，有行使暴力的倾向，理论不能没有一点暴力倾向，对新的文学现象就要由理论来命名。近来我正在思考，把这种回到个人经验中去，直接追问存在的写作方式命名为“直接存在主义”或“超级存在主义”。

不少作家担心，回到个人体验的叙事会丧失深度。在苏童的里，自我永远是缺席的，他不敢追求个人的存在，没有勇气面对个人的存在。而王小波在梳理革命年代的往事时，没有回避个人的存在。当他的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推到了最纯粹的状态时，就超越了革命。张贤亮的是从历史到个人，寻找个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王小波的却是从个人到历史，革命成为背景。

王小波对个人存在的追问是赤裸裸的。人们总是为性添加了很多的附加值，而王的使它回到了纯粹状态。福柯说过，性和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我的阴阳两界》中，小孙是文化的代表，她深入到王二的地下室去，为他治病。当她治好了他的阳痿，使他成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之后，同时也把他拉回到文化里去了。这里，反讽的意义是十分深刻的，性和历史、文化、政治之间的界限被打通了。

王小波的写作风格是自我对话式的，他在追问自己的存在，在所有的细节上都在追问自己。

我认为《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很精彩，叙事的节奏把握得很好。叙事动机一步一步推动着情节。中的男女主角一开始就有欲望，从表面上看，女的要求男的扮演一个历史的角色；实际上她渴望超越革命，超越历史。写到高潮时。***主题突然出现，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第二部分：自由讨论

朱伟：大家谈到中国文学的转型期，新体验，新状态等等。在中国，每隔三五年就有一次新的文学潮流。1989年后，一直感觉到文学的转型即将来临，王小波的就提供了文学转型期到来的信息。这一信息就是，文学能不能以个人经验直接反映社会，而不是从社会中找到个人的位置；过去的意识形态作家总要对社会作概括，能不能转向对生活的描述，而不是简单概括；能不能从小写大，而不是从大写小，过去的东西只注重大，忽略了小。

白烨：看了那么多中所写的性，没有一篇像王小波笔下的性这么不矫揉造作的。

邢小群：最近看了几本（《朗园》等），作者大多还是把性作为人格的见证来写的。

朱伟：王安忆笔下的性是作家化了的性。

白烨：《废都》的性也是矫揉造作的，贾平凹写性是失败的。

朱正琳：贾写的性是中国士大夫式的，一股邪气，态度不端正。

白烨：王小波的一出来，就把别的写性的全给“毙”了。

林建初：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在签字出这本书时还没有这种认识。我认为这本书的可取之处有三点：第一，它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表现了在“文革’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人的生机。二战后，在被原子弹炸成一片瓦砾的日本，人们曾在瓦砾上放上了鲜花，那鲜花显得生机盎然，王小波的也写出了人们的这种活泼的生机。第二，几千年来，由于性观念的禁锢，中国人的性意识极不健康，两个极端，要么把它写得很好，要么把它写得很坏，还没见有人像王小波这样纯粹中性地来写性。因此，这本书对培养中国人健康的性意识是有好处的。第三，这本书反映出年轻一代对完美个性的追求，它从性的角度揭示了个体的生存价值。它至少是无害的，而且对净化大众的性心理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