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里首次提到了一个古国扶桑，有人说它是古代的日本。作者也乐意相信，但就怕日本人不肯承认有一个中国人做过他们的王，正如我们不承认成吉思汗是蒙古人，而非要说他是中国人一样。

一

人家说，虬髯公和红拂也有不正当的关系，这是因为虬髯公送给了红拂一双自己打的麻鞋。当然，这不是一般的麻鞋，甚至你拿到手里也看不出它是麻制的。红拂起初并不想接受这件礼物，因为这双鞋里含有太多的唾液，想起来有一点恶心。但她后来还是收下了，因为这东西有奇异之处，只要穿在脚上，就会觉得冷冰冰麻酥酥，好像赤足踩着了眼镜蛇，马上就想拔足狂奔，而且跑上几十里还是惊魂未定，一点也不觉得累。除此之外，虬髯公还送了她一对轻剑，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告诉她说，这是他珍藏多年的宝物，送给红拂做纪念品——虬髯公的声音不清楚，是因为他总在嚼鞋子，不知不觉把舌头的一部分也嚼掉了——因为这些原因，红拂觉得他对自己很好，甚至到了最后被吊在空中时还在想念他。假如她知道在杨府时虬髯公总在打她的小报告，就不会这么想了。每天虬髯公都要向杨素交一份例行报告，说说红拂今天干了些什么。每次她跑到外面去他都报告了，这种报告一次两次对红拂没有什么害处，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比方说，一百次——就会产生效果，领导上会派人把红拂用一床大被子裹起来，乱棍打死，然后埋在后花园里。到了大唐朝，人们把杨素的花园挖开来，发现那里就像红色高棉搞的那种万人坑。到了宋朝，又有人到长安去发掘，发现那里到处都是万人坑。所以像这样的事我们还是不要乱打听，知道多了以后就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除此之外，他送给红拂的那对剑也不是什么宝物，而是铁片做的，一点钢火也没有，只能拿来斩苍蝇。这对剑是这么来的：他给领导上打个报告说：需要一对剑，以便送给红拂作为感情投资；领导上就发下一对剑来。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上自然不会给什么斩金断玉的神兵宝器，而要给一对切豆腐也费力的铁片。这样比较省钱，也比较安全。简言之，虬髯公住在她的楼下就是监视她的，但是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这是领导上交办的任务，不能告诉别人。

根据史籍记载，虬髯公很爱红拂，但是红拂不爱他。失恋以后他就出国去，当了扶桑的国王。这件事说明想出国就得赶早，早了可以当国王或者发大财，迟了只能当数学或物理学博士。现在再去，就只能在餐馆里打工了。不过当扶桑国王对虬髯公可不是件好事，因为他最不喜欢吃鱼，而扶桑的御厨天天给他做生鱼片吃。假如有一顿他对生鱼的胃口不好，那些御厨马上就很冲动地跑到大殿上来切腹自杀，所以血淋淋的场面总是不能避免，不是眼前血淋淋，就是嘴里血淋淋。这时候他已经老了，长出了一个鲇鱼嘴，这和他松宽的两颊倒是很相配。我们说过吧，他是脸上毛孔很粗的黑胖子，很容易出汗。在杨素家里住着时，除了要打小报告之外，他对红拂倒是很好，很喜欢和她聊天，告诉她有关李靖的事——虬髯公的消息相当灵通，知道李靖闹事的始末，知道他是个数学天才，甚至知道李靖在酒坊街有一个相好，这说明领导上很信任虬髯公，虬髯公前途无量。本来红拂逃跑了他应该受到连累，但是领导上很信任他，就不一样了。红拂逃跑以后，杨府只是宣布注销她的乐籍，以后回来永不接纳，仿佛现在红拂已经后悔了，跪在杨府门前似的。而李靖跑掉以后，衙门里却派了二百五十六个公差到处去抓他，并且悬赏缉拿。结果总是拿不到，因为洛阳城大着哪。

假如杨素雇我当顾问的话，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李靖。这办法就是出一通告示，贴到一切地方，宣布赦免他的一切罪过，假如有可能的话，再任命他做一个小官，用官费给他出版数学书。他就会马上兴高采烈地跑出来。等他出来以后，想拿他怎么办都可以了。当然，我也会建议不拿李靖去做包子或者砖头，但是我说了人家听不听就不一定了。这种方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里推出来的。二十多年前我从这所大学毕业，当时我面色红润，嗓音宏亮，百米能跑到十二秒六；现在头有点白，眼有点花，二十秒内能不能跑出一百米都是大问题，脱了衣服照镜子发现自己有点驼背，还是漏斗胸，肋骨像是些螃蟹腿。在这二十多年里我始终为这个学校服务，头十年住在单身宿舍，一个房间里住四个人，睡上下铺。睡我上铺的是个大胖子，他经常很不自觉地放响屁，其声势穿透褥子和铺板直抵下层。后来又住了十年筒子楼，那里有些人很不自觉，上公共厕所屙了屎不冲。现在上厕所时则面对着一些乳罩和吊袜带，而这些东西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不管怎么说罢，我从来没有想过调到别的地方去，尽管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的是机会。假如这个例子不典型，那么我还到过一些贫困地方，那里的人男的穷到连睾丸都吊不住，女的像是一批大怪物，人家也没想到要背井离乡。事实上一种生活越是不像样子，就越是让人依恋，因为这是领导上的安排，自己受苦受难就是替领导分忧解难。根据这个原理，我认为李卫公在年轻时无限热爱那座泥水浸泡、雾气蒸腾的洛阳城，只要有一分可能就不逃跑。虽然他在其中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这件事一点都不深奥。稍有一点深奥的是李靖生在洛阳城，不管该城市多么的糟糕，但是它在李靖出世前就存在了，其结果是李靖有几分洛阳城，而不是洛阳城有几分李靖。而后来的长安的情形则恰恰相反。李靖从没想过要从洛阳城里逃出去。他只是被逼无奈。

二

我出生在北京城，故而我有几分北京城，虽然现在北京城和我出世时大不一样了。后来我考上了某个大学，故而我又有几分某大学。当然这大学和我初考进去时也是大不一样，当时校园里还有些地方有几分像草坪或是花园，现在则全然不像。现在到处都在盖房子，故而到处都像是堆料场。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因为人多了，需要房子住。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城和某大学里的人都是一副人头攒动的景象，所以我不像一个人，而像是一大群的人。比方说，我在证费尔马定理，心里却老在想假如证了出来，一定能让同事大吃一惊。其实费尔马定理就是费尔马定理，跟同事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惊吓他们？再比方说，我在学报上登了篇论文，心里就老在想不知小孙看到了没有。其实人家小孙是图书馆的文史部的，看数学学报干什么。我的脑子老像有一大群人在朝四面八方乱扯。李卫公和红拂跑到洛阳城的废土地庙里靠偷人家的菜过活时，他的脑子里也是这样。除此之外，他还老要自怨自艾，说：我干嘛要去喝那些黄汤子呢？不喝也死不了的。我干嘛要上别人房顶上去跑呢？人家打我两下就打两下罢——全是些不知所云的昏话。总而言之，他心思纷乱，情绪低沉。

但是卫公毕竟是卫公，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干起缺德事来，分寸丝毫不乱。偷了人家的土豆、芋头，还知道把秧子栽回坑里去。人家来刨土豆，一看底下没结土豆，就以为是没长好。如果是偷南瓜，就用刀子把南瓜肉挖走，把瓜瓤装回去，再把外皮重新拼起来。人家收南瓜时，看到瓜大空心，就记在种籽商的账上，下回再也不买他的种。如果他偷黄瓜茄子，总是把大的偷走，在原来的地方移上中个的，中个的地方移上小个的。园主一看，以为自己见了鬼：满园的瓜果越长越小，最后都长没了。如果他偷别人一棵白菜，准把剩下的全拔起来，栽到相邻的园里去，让两位园主相互厮打。这说明缺德也有天才，卫公就是这样的天才。这片菜园子总是没有人，偶尔有人来收拾一下，也不久呆。除了大家都有别的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里有股气味，十分的厚重。红拂问李靖这是什么味时，卫公说是菜园子味，后来又说是蔬菜味。其实那是大粪味，只不过是经过发酵，长了蛆的大粪，味道很特别——臭味虽然不够猛烈，但是十分滞重并且令人恶心。人们拿这种物质来浇菜。但是他不想这样告诉红拂，恐怕她知道了这些，就再也不肯吃这些蔬菜了。

在洛阳城的那个废土地庙后面有一口浅水井，井水绿油油的不大干净，里面还有无数的青蛙，当你走近它时，那些青蛙纷纷跳下水去，井里就扑通扑通的乱响。李卫公拿了一个棉花团浸了自己的尿，拴在一根线上放到井里捉青蛙，然后又从井里打水烧来喝。后来他又把这种水盛在一个大碗里叫红拂来喝。开头红拂想要提醒他一句：这水里有他的尿。但是又想到自己已经把头发铰了跑出来，这件事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就把水接过来，恶狠狠地盯了它半天，然后猛地喝了一大口。出乎意料地发现这种水倒没有很厉害的骚味——这件事叫我想起我在农村时淘井的事来，我们吃水的井底下其实臭得很厉害，谁都不愿意淘井，因为它可以使你对生活失去信心——除此之外，红拂还下定了决心，不为和李靖私奔的事而后悔，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往好处想。比方说，虽然现在要喝这种不干净的水，但是起码不用拖着三丈长的头发走来走去，实在轻松多了。三丈长的头发虽然好看，但是它要从头皮上吸收营养，所以就会使人头脑昏昏沉沉，并且落下耳鸣的毛病。人家还说，蓄了一辈子长发的人死掉以后，你把她的脑壳破开，一下子找不到脑子——脑子已经缩到花生米那么大，附在后脑壳的某个地方，其他地方是空的。这种情形在那人活着的时候敲她的脑壳就能听出来，所以红拂在杨府里经常敲自己的脑壳，只是因留长发留得耳鸣，故而听不出空了没有。但是公平地讲，头发也有很多好处。因为它是活的东西，所以冬暖夏凉，比任何卧具都要好，在蓄长发的时候，红拂既不需要睡衣，也不要鸭绒被或者凉席，只要裹在头发里就可以睡着了，但是偏偏有那些东西。现在没有了头发，迫切需要睡衣、被子、席子，但又没有，只有泥地上的一堆茅草。

我们还没有说到李靖和红拂***的情形。李卫公以为红拂既然和他私奔，这件事就属自然。但是他首次向红拂提出时，她瞪了他好半天，然后才用喝水时那种毅然绝然的神情说：好吧；然后就把衣服都脱掉，说：这件事我可是一点都不懂。等干完了以后，她坐起来说：这件事一点都不好玩。假如虬髯公知道她是这样草率地行了苟且之事，一定会气坏了。

有关这件事，红拂后来是这么说的：我从杨府里跑出来找卫公，本来是想找点有意思的事干干，谁知一见了面他就用那个***子扎我——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呀！这段话说明红拂对性生活的态度始终不积极，她私奔的理由只是追求有趣。在此之前她已经知道了卫公是个怪人，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并且害死了半城的人，因此她就认定了卫公一定是个很有趣的人，跑来找他。这件事叫我想起了十五年前发生的事，那一年是一九七七年，我在一个小工厂里当工人。有一位数学界的前辈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陈前辈当时是光棍一条。我的女同事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纷纷写信追求他。她们的理由是陈景润证出了数学定理，他是多么有趣呀。其实纯数学，尤其是数论，乃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事。一个人如果不是悲观绝望到了极点——比方说，像我现在一样，就决不会去碰那种东西。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要分辨一个人是否有趣，决不能拿他的数学造诣做判据。事实上卫公、我、陈前辈都不是最无趣的人，但是这纯属偶然。我知道很多数学家都无趣之极，但是我本人也是数学家，不能吃里扒外地把他们的名字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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