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不易的胜利

历史的进程有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公元前221年，当大将王贲率领秦国的虎狼之师扑向东海之滨的时候，有谁想到，拥有七十座城池上千里土地，曾“发兵守其西界”的齐王田建，竟会开门揖盗，不战而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邦国灭亡了，漫长的帝国前史宣告终结。摩拳擦掌已久的秦王国终于兼并了天下，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正式揭开帷幕。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来得有些突然。

不错，秦王国君臣上下为此做了长期的准备，也期盼了很久，但胜利之快还是令人瞠目。请看时间表——

公元前230年（秦始皇十七年）秦灭韩；

公元前228年（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

公元前225年（秦始皇二十二年）秦灭魏；

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灭楚；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灭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灭齐。

不过九年工夫，所谓六国，完全为秦所灭，几乎是隔一两年就灭掉一个，正所谓势如破竹。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实在堪称奇迹；而这奇迹的背后，则正是我们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能？

在为兼并天下而征战不休的所谓“战国七雄”中，秦原本是最没有资格一统天下的。最有资格的是齐。齐，还有燕，还有赵、魏、韩的“母邦”晋，都是最早的封国。尤其是齐，为武王亲封，位列功臣封国之首，号称“首封”。以后，齐又吞并了许多小国，在东海之滨称王称霸，俨然超级大国，是老牌的“霸权主义者”，还曾经一度称帝。秦最后才灭齐，除地理上的原因外，也有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

楚也有资格，至少自认为有资格。楚的资格原本较差，西周封建时只封了个子爵，正统的史书都管楚王叫楚子。于是楚人“不服周”（不臣服于周王室）。上下君臣，都自称蛮夷，专一和华夏诸侯作对。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耻大辱，死后不得见祖先，至今湖北方言仍把“不服气”叫做“不服周”，可见这口气憋了多久。春秋前后，楚吞并的诸侯国，大大小小四十五个，终于异军突起，成为南方之强。战国时，楚的疆域，东至海滨，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苍梧，差不多占了当时天下的半壁江山。所以，秦灭六国，楚最不服，以至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

秦的资格又差。据《史记·秦本纪》，秦人本是以牧马为生的游牧民族，其先祖因为会赶车（善御）和养马（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曾得到周穆王和周孝王的重用和赏赐，但直到周宣王时才当上大夫，到周平王东迁时才被封为诸侯。这时已是东周，距离西周分封已二百七十五年。而且被封的原因，还是因为西戎。西戎是周国以西的少数民族，崛起于草莽，后与北狄合为匈奴，历来就是中原王朝的心腹之患。平王封给秦人的岐山、丰镐，就是西戎从周人那里夺走，又被秦人夺回来的。平王给秦人封号，原本不过顺水人情，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屯垦戍边”，既做挡箭牌，又做屯粮库，算是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半开化的蛮族，政治上的暴发户，又有什么资格同六国争霸争雄？

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很强，不但人才济济，而且雄心勃勃。对此，贾谊的《过秦论》有极为生动和精彩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惊心动魄。贾谊说，当时的六国，不乏卓越的领导人，正所谓“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这四个人，都“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他们不吝金钱爵位土地（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四面八方招揽人才（以致天下之士），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于是有宁越、徐尚、苏秦这样的政治家为之谋划，有齐明、周最、陈轸这样的外交家与之勾通，有吴起、孙膑、廉颇这样的军事家统帅部队，曾经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雄赳赳气昂昂地“叩关而攻秦”，执意与秦人决一雌雄。其来势之汹汹，套用骆宾王替徐敬业所写讨伐武则天檄文里的话说，那可真是“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秦国大开关门，坦然地迎接战斗（秦人开关而延敌），齐、楚、燕、赵、魏、韩，再加上宋、卫、中山，九国之师，居然一哄而散，根本就不敢进攻（逡巡而不敢进）。秦国不费一枪一弹（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条约也撕毁了，联军也解散了，各路诸侯争先恐后地割地赔款，以讨好贿赂秦国。秦人坐收渔利，以逸待劳，从从容容地收拾这些家伙，追击逃亡者，驱逐败退者（追亡逐北），血流得连盾牌都浮了起来（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胜利了的秦人“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失败了的六国则心惊胆战，摇尾乞怜，不是低头认输（强国请服），便是俯首称臣（弱国入朝）。秦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六国变成了自己的俎上肉、盘中餐。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前人多有讨论。比较有名的，有贾谊的《过秦论》、杜牧的《阿房宫赋》、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苏辙的《六国论》。贾谊认为，当年六国不能战胜秦国，其实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秦地乃是“被山带河以为固”的“四塞之国”，正所谓金城汤池，易守难攻。贾谊说，从穆公任好，到秦王嬴政，秦国国君前后二十余人，难道个个都是圣贤（岂世世贤哉）？当然不可能。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常为诸侯雄），实在是因为地理条件太好（其势居然）。六国之军“同心并力而攻秦”，各自派出最好的将领统率部队（良将行其师），最好的文臣运筹帷幄（贤相通其谋），难道居然都是草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当然也不会。他们之所以来势汹汹而一败涂地（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实在是因为“形不利，势不便”。至于后来秦的灭亡，则有两个原因，一是“仁义不施”，二是“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觊觎天下时，是攻势，不妨依仗地险，使用诈力（兼并者，高诈力）；一统天下后，是守势，就应该改变政策，与人为善（安定者，贵顺权）。你都夺取天下了，还不广施仁义，岂能不亡？

杜牧的观点则不尽相同，他认为六国与秦都亡于“仁义不施”。杜牧说，如果六国之君懂得仁爱自己的人民，就足以抵抗秦国（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同样，如果秦国之君懂得仁爱六国的人民，就能万世为君，哪里会二世而亡（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所以，灭亡六国的，是他们自己，不是秦（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灭亡秦朝的，也是他们自己，不是别的什么人（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后人如果不懂这个道理，那就只怕还会灭亡。

苏辙的说法又不同，他认为六国之亡在于贪婪（见利之浅）与短视（虑患之疏）。因为贪婪（贪疆场尺寸之利），所以不能团结（背盟败约），甚至自相残杀（自相屠灭），结果“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楚怀王曾与齐闵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相约抗秦互救。然而仅仅只是张仪一番摇唇鼓舌，许诺秦国送还商於（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领地六百里，怀王便背信弃义，与齐绝交。绝交以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张仪当面撒谎当场耍赖，声称秦王当初只答应六里地，何来六百里之多？怀王大怒，三次起兵伐秦，屡战屡败，最后自己成了俘虏。如此贪婪与短视，如不亡国，那才是怪事。

显然，苏辙的《六国论》主要着眼于政策与策略，虽然也算切中肯綮，却未能抓住事情的根本。贾谊的《过秦论》则其实并未回答六国灭亡的原因。六国灭秦，固然是“形不利，势不便”；秦灭六国，难道就“形利势便”了？既然大家都不方便，怎么就不能谁也不灭谁，相安无事呢？至于杜牧的《阿房宫赋》，虽然讲得有道理，却也同时有问题。秦王朝不得人心，是确实的。六国不爱其人，也可能有证据。但六国之亡，并非亡于国人，而是亡于秦人。难道秦王在夺取天下之前是仁爱人民的，当了皇帝以后就不爱了？事实上正如我们后面将要讲到的，秦，老早就是“暴秦”了，只不过变成帝国以后变本加厉而已。然而不爱人民的秦，却战胜了同样不爱人民的六国，这就一定另有原因。

最有见地的还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只有这篇文章才谈到了最根本的东西——制度。柳宗元认为，周之亡，错在制度（失在于制），不在施政（不在于政）。从西周到东周，诸侯们骄奢淫逸（骄盈），贪财腐化（黩货），穷兵黩武（事戎），政局动荡的国家多（乱国多），政治清明的国家少（理国寡），珍惜土地爱护人民的，百里不能挑一（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这是他们那个制度决定的。相反，秦之亡，则错在施政（失在于政），不在制度（不在于制）。明明有治国之策，却不实行；有治国之人，却不委任；只知道滥施酷刑强派苦役，弄得万人侧目，民怨沸腾，岂有不亡之理？

这倒是很在理。毕竟，政策和策略事在人为，制度却更为根本，难怪毛泽东要建议大家“熟读唐人封建论”（也就是柳宗元这篇文章）了。据此，则秦最终夺取了天下，便只能归结为秦国有着当时最管用的制度（是“最管用”，不等于“最好”）。而且，这个“最管用的制度”，还应该是在它王国时期开始形成的。唯其如此，它才成了帝国的缔造者。

秦能够成为新制度的创造者，倒也不足为奇。无论在“春秋五霸”中，还是在“战国七雄”中，秦都是历史最短也最没文化的一个。最有文化的可能是齐和楚，此外鲁、宋、吴、越也不差。齐有韶乐，楚有辞章，鲁有鲁缟，吴有吴刀，这些都令人叹为观止。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不是“三月不知肉味”吗？“虽楚有材”的说法，不是《左传》和《国语》里面就有了吗？事实上先秦文化名人的“国籍”，不是齐、鲁（管、晏、孔、孟），就是楚、宋（老、屈、墨、庄），要不就是赵（荀况）、魏（杨朱）、韩（韩非）。就连与秦关系最深、帮了秦人大忙的商鞅和吕不韦，也是卫国人。秦自己则乏善可陈，一个文化名人也没贡献过。不过，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倒未必一定要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没有也许更好，反倒更能创新和务实（如美国）。秦没有历史和文化的负担，它就后来居上了。

那么，秦人创立了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他们的制度中又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来到胜利之后的秦，来到大秦王朝建国之初，看看在那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制度之争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公元前221年即新王朝建立那年，秦政权的最高领导层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定名号，二是定制度。这两个问题，一个关乎“名”，一个关乎“实”，但都关乎国体和政体。事实上，嬴政之所以要征求意见，就因为刚刚兼并了天下的秦国统治集团，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新生的帝国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第一个问题很顺利地就得到了解决。秦王嬴政以其成功为“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便从“三皇五帝”中各取一字，号曰皇帝。同时废除了谥号，自称“始皇帝”。谥号，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死了以后盖棺论定的称号，带有总体评价和历史结论的意思。这是古礼，嬴政却宣布废除，理由是不能“子议父，臣议君”。不过这一变革后来又被改了回来，自汉代起仍恢复谥号。始皇帝，则是“开始的皇帝”、“第一个皇帝”的意思。这个称号，倒是保留了，因为嬴政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所以也叫“秦始皇”。秦始皇还规定，皇帝颁布任命叫做“制”（命曰制），发号施令叫做“诏”（令曰诏），自称则为“朕”。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自称的。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天下人便只好“身不由己”。

这些都是秦王嬴政的标新立异。比如命令，三代（夏商周）“同称为命”，七国（秦齐楚燕赵魏韩）“并称为令”，秦始皇却偏要把命和令分开来。后来汉帝国弄得更复杂，分为策、制、诏、敕四种，即“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这也毫不奇怪。新王朝开国时，总是要搞些“新桃换旧符”之类的事情。否则，“名号不更”，何以“称成功，传后世”？何况这种更改，也自有它的意义（详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并无争议。

更名不难改制难。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郡县，还是封建？

什么叫“郡县”？什么叫“封建”？所谓“封建”，即“封国土，建诸侯”，又叫“封土建国”，简称“封建”，也叫“分封”。这是西周初年所做的一种政治妥协和政治安排。我们知道，武王伐纣，是联合了当时所谓“各路诸侯”（实为各部落和部落国家）的。伐纣成功以后，为了犒劳联军、酬谢功臣和巩固政权，便“裂土田而瓜分之”，按大小等级分给诸侯。这就叫“西周封建”。封，就是瓜分土地，并划定疆域（封国土）。具体的做法，是在国境线上挖沟，再在沟上种树，叫做“封”。建，就是指派国君，并厘定等级（建诸侯）。具体地说，则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有实惠（土地），建定名分（爵位），于是各得其所，天下太平。当年，周人在夺取了天下后就是这么做的。殷商在夺取了天下后，据说也是这么做的。现在，秦人也夺取了天下，丞相王绾等人认为，当然也应该这么做。

王绾等人说，各国初灭，齐、楚、燕、赵又地方遥远，鞭长莫及。如不封土建国，只怕弹压不住（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秦始皇交由群臣讨论，上下一片赞同（群臣皆以为便）。这倒也正常。习惯的力量总是大于创新。封建制（即分封制）毕竟有着几百上千年的历史，帝国却刚刚创立。再说，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他们是在肩负着历史的重任，要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事业呢？总之，在大秦王朝建立之初，最高决策层的意见，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延续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制。

持不同意见的，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李斯和雄才大略的始皇帝嬴政。李斯时任“廷尉”（司法官），属于“九卿”（部长级）。他是楚国上蔡人，曾师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敏锐地意识到六国皆不足恃，便弃楚投秦，因投靠吕不韦而成为秦王的座上客，算是客卿。而且，正因为是客卿，还差一点被驱逐。李斯以如此身份，若非深谋远虑，决不会坚持不同政见，与秦国的同僚们唱对台戏。李斯说，当年周王所封子弟、同姓甚多，原以为可以和衷共济，同心同德，辅佐周室的。然而怎么样呢？他们自己倒先打起来了，而且打得不可开交，结下深仇大恨（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并不能制止。现在天下归于一统，海内皆为郡县，岂能重蹈覆辙？不如以重赏代分封，来犒劳诸子功臣。

对此，秦始皇表示同意。秦始皇说，天下之所以苦于战争，就因为有诸侯（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如果现在又恢复诸侯制度，岂非重新制造战争（是树兵也）！于是采纳李斯建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后又增至四十二郡。郡下又设了县，并按照全国统一的制度和标准进行司法和征收赋税。这就是“郡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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