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文化。从广义上讲，傩是中国各民族先民共生的文化现象。是远古人类为了消除灾难、危难而“发明”的一种巫术活动。它以祭祀仪式为载体，涵盖了人类学、原始宗教、原始科学、原始艺术。它已延绵了数千年，积淀着中华民族最为原始、最为广阔的历史文化的芳躅；它与人类自身的繁衍和农业的丰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家庭，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的历史背景，因此，以丰产为目的祭祀活动——傩，生生不息、千古不绝。大约八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中国先民已开始发现了水稻的种植，那时种植的全是糯稻，由于糯和傩是音，所以傩文化又称作“糯文化”。在《易经》中，就有周代傩祭活动的记载，分为季春“国傩”、仲秋“天子傩”和季冬“大傩”三次傩祭活动。而屈原的《九歌》，以及《论语》中也有对傩祭的描述。

《论语·乡党》记载说：“乡人傩，（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意思是：在宫廷举行大傩的那天，各地百姓也分别举行沿门索室的傩礼，到各家各户去赶鬼。人们都真诚的迎候傩队，哪怕是大学者孔子也会站在东门台阶上，恭恭敬敬地迎接傩队到家里来驱疫。孔子是“不屑于神”的，为什么又如此恭恭敬敬地迎侯乡人傩队和乡人禓队呢？按照宋代大学者朱熹的说法，那是因为他特别尊崇礼制，才会如此重视民间的傩事活动。

文献中还有记载，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春季在国都范围内举行的“国人傩”，目的是“傩阴气也，驱寒祛阴”，意在“以毕春气”。秋季举行“天子傩”，“此傩，傩阳气也。”意在驱逐过剩的阳气，以防暑疠。与此同时，下级军官，方、相士率领百隶在宫廷“索室殴疫”，把瘟疫赶走。当时在民间举行的“乡人傩”，也照此办理，非常热闹。

在这些傩礼活动中，“气”占有重要位置。甚至天子在一年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个节气里，都要到郊外举行隆重的“迎气”仪式。其原因是古人认为一切自然界的变化和瘟疫的发生，都是因阴阳二气的不调，致使“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疾。”而“气佚则厉鬼出使而引。”疫便成了鬼的代词。而一年三次傩礼就是为了避免冬季、春季阴气太盛，夏季阳气太盛。不论阴气还是阳气太盛，都“物极必反”，造成旱涝的灾荒和瘟疫的流行。为此，古人想通过傩礼使一年四季阴阳二气调和，风调雨顺，寒暑相宜，人寿年丰，从而达到国富民强、天下太平的最终目的。余秋雨先生在《兴亡象牙白》中提到“一个悠久的文明之邦总有太多的细微末节值得摩挲，但不能在这种摩挲中丧失整体气韵。整体气韵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承载，最能割碎它的不是灾祸，而是地域性的兴奋和时段性的迷醉。一旦割碎，就很难复原”。因而，继承与发展对于傩文化的形成、存在至今是功不可没的。

在汉代，宫廷傩仪达到鼎盛时期，宫廷每年举行“大傩”仪式，除了戴面具摹仿十二种神兽，舞蹈驱除鬼魅外，还有手执鼗鼓的侲子合唱礼神的歌曲。《后汉书·礼仪志》和张衡的《东京赋》里都详尽地描述了东汉初年洛阳举行傩仪的盛况。《后汉书·礼仪志》中描写“夜漏上水，朝臣会，侍中、尚书、御史、谒者、虎贲、羽林郎将执事，皆赤帻陛韂”。《东京赋》中也提到“煌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从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汉代傩仪较周代傩仪更为庄重、场面更为盛大、仪轨也更为繁复。这种变化是周文化向汉文化转变的必然结果。长期混战后的空前大一统，加上汉儒中今文经派对其赞扬，导致了整个汉代（尤其是西汉）在建筑和礼仪上“非壮丽无以重威”的传统和以犷放雄健为美的审美风尚，并由此造就了汉代傩仪的煌然大观。

汉傩的表现形态虽仍属傩仪，但已产生了傩戏的萌芽，在表现手法上，汉傩酝酿了后代的戏剧；在行傩的目的上，汉傩已有了娱人的倾向。这种变化与汉代（尤其是西汉）歌舞伎乐的繁荣昌盛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汉傩既是傩仪发展的顶点，又孕育了傩戏的萌芽。

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说“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其实，傩戏的形成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傩戏的产生正是受到了巫术的影响。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中国戏曲源于巫，1912年，他在被称作中国戏曲史开山著作的《宋元戏曲考》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歌舞之兴，其始于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经历过原始社会阶段，有过信仰原始宗教的历史，并产生了本民族的宗教职业者——巫。中国巫文化的起源与史前社会的图腾制有关，最常用的手段是巫术。在盛行巫术崇拜的远古社会，先民笃信巫术具有神奇的超自然威力，把掌握这种威力的巫师，视为神的使者，传达神的旨意，是沟通神与人的桥梁。巫与巫术，就其本质来说，是文明的对头，是“伪科学”。巫事活动的本质都是宣扬迷信，制造愚昧，毒害人民的。古往今来，因巫术被残害的善男信女不计其数。

然而，以巫为主体，以巫术为核心的巫文化，在上古时期也有进步的一面。巫术对傩最大的影响是“驱逐巫术”。周代三季傩礼，就是运用巫术驱赶疫疠及过盛的阴气和阳气。巫师为驱鬼敬神、逐疫去邪所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称为傩或傩祭、傩仪。傩师所唱的歌、所跳的舞称为傩歌、傩舞。傩戏又是在傩歌、傩舞的基础上出现的。傩戏是由傩祭、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一直在民间传承，成为古老傩文化的载体。直到近现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傩俗节日，仍然不自觉运用这种巫术。但此时的巫术已经失去了害人的功能。至今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南、中南地区，仍然有巫师参与傩活动，主要从事傩堂戏的演出活动。这里的巫师已经自觉地抛弃“神判”符灰治病等迷信内容，专心从事傩堂戏等仪式戏剧的演出，并不断提高表演水平，成为受群众欢迎的民间艺术家。

虽然傩带着浓厚的宗教、巫术色彩，但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戏剧特征。所谓祭中有戏，戏中有祭，通过傩祭酬神驱鬼，也通过戏娱人娱神。经历了两三千年历史的积淀和衍化，傩，有的仍停留在祭祀阶段，有的则发展成为傩戏艺术。当今中国一些地区，还保存着几十种原始傩戏的演唱形态。湘西、湘西南等地区因为地理地形的原因，在中华民族的改朝换代大一统的历史潮流中，往往是被最后征服的地区，而且这种“征服”，往往是“招抚”、“羁縻”、“自治”。因此，历史在原有的文化血脉中得以延续，传统的历史文化又能得到保护。于是，湖南的大地上便蕴藏着丰厚的傩文化资源。这些傩祭、傩仪、傩戏是程序完整的民间社火活动，大多保存着较原始的形态；由于人文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它们又各自体现了自己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傩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元宗教、多种民俗和多种艺术相融合的文化形态，包括了傩仪、傩俗、傩歌、傩舞、傩戏、傩艺等项目，其中传承了很多先民们的智慧结晶。作为古老文化和先民智慧的产物，傩文化不仅在历史进程中，带来了人们道德精神的最初建构，并且也为现代人生活带来了符合时代风貌的人文人格建构。对待傩文化，我们还是要做到科学客观分析，既要继承，又要创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说，由于中国傩文化分布广泛并受到现代文明影响，其商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傩文化正在悄然变味甚至可能消失。为此，冯骥才呼吁，要从最基层开始全面保护傩文化。

当然，傩文化到了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今天，依然被人们所热衷，除了具有一种功利性的目的以外，还有一种在现代文明中失落了自我以后的原始反归。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说：“傩祭傩戏中，确有许多东西，可以让我们追索属于我们的古老灵魂。但是，这种追索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他的困惑也正是这种迷茫的再现。

◎贵池为我们作证

文明的延续是生命化的。有时乍一看只是无生命的木石遗存，但它们与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应关系。如果一种文明的遗迹只能面对后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么它也就真正中断了，成了最深刻意义上的“废墟”。

——《借我一生》

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对贵池山区的傩舞、傩戏情况做了介绍，并展露了我国历史上曾经盛行过的一种文化风俗，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文明侧面，并将我们引向该如何传承发展傩文化的思考。在这里先让我们认识一下贵池。作为傩戏发源地之一的贵池，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与铜陵接壤，南连九华山、黄山，北与安庆隔江相望，古代为吴越和荆楚之地，现在是安徽省池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贵池因水而得名。有《舆地志》云：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鱼美，名为贵池。“秋浦，也是因秋浦河而得名”。贵池作为水名，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贵长池，在县之西南乡，秀山脚下；一是指池口河，五个分支水源汇于秋浦河，绕城西过镇山，入池口河，注入大江。入江处为鱼贵口，今称池口。丁绍轼在《荒政碑记》中记载：“郡以池名，盖郭外即湖，湖外为江，郡治襟江带湖，城阙宫室，宛在池上。”“州城宛如水中洲”，唐置池州，缘于此。今城西南70里，有苍埠镇，东西两石山夹立如城，故名石城，是石城县故址。

贵池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素有“千载诗人地”美誉。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五游秋浦，面对清秀绚丽的贵池山水，留有“青溪胜桐庐，淹留未忍归”的诗句。秋浦入江处为池口，古时候有亭台，可以登高远眺大江汹涌的壮丽图景。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认为“铜陵山北九华西，秋浦风烟似会稽。”杜牧也曾登池口黄龙山贵池亭，作有七律：“倚云轩槛夏疑秋，下视西江一带流。鸟簇晴沙残照落，风回极浦片帆收。惊涛隐隐遥天际，远树微微古岸头。只此登攀心便足，何须个个到瀛洲”。

历史上诸多名人如韩当、黄盖、杜牧、包拯都曾任过池州地方官。在城西门外，有因唐代诗人杜牧《清明》诗而闻名中外的杏花村，这是全国唯一以村建志的村。诗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自杜牧以后，杏花村成为千古名区。明人沈昌也有描写当时景物的诗：“杏花枝上着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东。”

杜牧（公元803—852年），字牧之，是我国晚唐杰出诗人。其诗歌清丽自然，散文气势雄浑，多针砭时事，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由于朝廷的昏庸和牛僧孺、李德裕的党阀之争，杜牧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贬为黄州刺史，会昌四年至六年（公元844—846年）迁贬为池州刺史。杜牧来池州后，与多位志同道合的诗人文友往来酬唱，还创立和留存了许多千古传颂的业迹、韵事。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缔造了千古胜地杏花村。

杜牧《清明》这首诗，正是写在清明前后，春光明媚，桃李争妍。踏青、扫墓者络绎于途。在牧童的指引下，好像是远远望见杏林丛中飘扬着的酒帘，一阵酒香也随著斜风细雨传来，逸兴遄飞，信口而吟诗。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沟通为业》中说“任何一种文明的复兴，都以自我确认为前提，而广泛的自我确认，又以沟通和普及为前提”。关于杜牧与杏花村的传说，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有说是山西汾阳，有说是安徽池州，还有一种说法是湖北麻城。长期以来，人们比较认同的是汾阳与池州，因为那里一直“酒”业兴旺，且长盛不衰。很多人会认为山西杏花村酒更有名气一些，所以这里的杏花村也有可能是指山西的杏花村，其实这种说法就有些太牵强附会了，无论是从杜牧的生平、任职地域，还是自然地理气候以及诸多正史野史资料等方面考证，山西汾阳与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八竿子也打不着边，却为贵池杏花村提供了无数佐证。根据史料记载，杜牧并不曾到过汾州（今山西汾阳）。所饮之酒，也没有指明是汾酒。并且山西汾阳属于华北，而诗中的“清明时节雨纷纷”，指的是江南多雨的现象；在北方，清明时节仍为干冷的天气，是不会有“雨纷纷”的情形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应该说“酒是汾阳的好，名却是贵池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