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与诗人杜牧相隔千年，我们已无法再和这位才子对话，探讨当年问酒何处。只有那些忧郁，那些失意，还有些落魄的神情依然透过这首诗向我们传递着。杜牧在池州创作了《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九日齐山登高》、《题池州弄水亭》、《秋浦途中》等20余篇美轮美奂的诗歌篇章，留诸于后世，使池州的文化底蕴更加厚重，声名更为远扬。

余秋雨先生在《贵池傩》中说：“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贵池除了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还拥有被许多专家学者誉为民俗中“活化石”的傩戏，且保存得十分完整和系统。贵池民间素有“无傩不成村”的谚语。贵池傩戏，主要分布于东部的刘街、梅村、茅坦等乡镇，是传承远古时期驱鬼逐疫、祈求吉祥的民间戏曲。在清代以前，居住于此的家族几乎都有傩事活动。目前，傩戏主要在贵池东、南部的众多村落以及青阳县的陵阳、杜村等乡流行。它的活动，仅仅限于家族或不同家族因地缘关系或姻亲关系而建立起的祭祀圈。贵池傩不仅具有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是中原文化与越、楚文化长期交融的产物，反映出古老的农耕文化特色。

千百年来，贵池的傩文化一直以其绵延不断的传统魅力、以其特有的文化形态生存和发展。和世界上的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随着工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饿影响，以及外来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这些民间民俗艺术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了破坏，扎根于乡间的民间艺术进一步势微，那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代表本民族本原的图式和符号被终止，民间艺术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是像傩文化这样的原生态民间民俗艺术正濒临失传，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贵池傩，作为我国民俗研究上的一朵奇葩，使我国的民间戏剧舞台异彩缤纷。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傩只能活跃在偏僻的农村，大多数人还都未曾看过傩戏的演出，又因为它的宗教性质，只能在一年中规定的日子里演出，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已使它们奄奄一息。贵池的傩文化也不例外，也面临逐渐淡出和消失的危险。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的题叙中阐述过“最强大的哲人也无力宣称，他可以从整体上营造一种文明。人们能做的极致，也就是为社会和历史提供一些约定俗成的起码前提。这些前提是人性的公理、道义的基石、文化的共识、理性的入门，也就是世俗社会所谓的常情常理。没有这一切，社会无以构成，人类无以自存，因此，所有良知未泯的文化人都应该来参与构建文明前提的事业。”

魅力上海的细节

◎走路去上海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上海人》

走进上海，情不自禁会被满眼的霓虹刺伤眼睛。在过去，上海曾是华丽的“十里洋场”，在如今，它又是璀璨的“东方明珠”。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逼使着你去尽可能地了解它。余秋雨先生在一次活动中说：“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发展全球瞩目，但文化地位没有提升，仍站在一个小角落里，格局小而趋于琐碎。”在这里，他将上海同一些诸如纽约、巴黎这样的国际文化中心，乃至香港、台北等城市做了比较，指出上海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城市的条件、潜力俱在，可惜文化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为何当下上海的文化地位与经济地位不相称？余秋雨先生指出上海文化近年来日益陷入地域文化、信息文化的迷雾，以及一种“求稳、怕惹麻烦”的心理迷雾，非但距离文化中心尚远，连自身的文化形象都变得日益模糊。

曾经，“海派文化”是一面旗帜，代表着一个时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然而，这座在短短百年内充满着太多传奇色彩的城市，还太年轻了，登上历史舞台才过百年的它，承载起了太多的厚重。易中天教授在《读城记》中将上海定位为“滩”，说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其实，把上海说成是中西两大文化浪潮冲击而成的产物实际上是抬举了上海，至今，历史感的匮乏仍是上海人心中一道剜不去的伤疤。上海的城市发展史同西安、洛阳、南京、北京等历代的大都市相角逐，显然有些势单力薄，只需上溯到1840年，便可粗略浏览上海的全貌。如果没有海洋经济的到来，上海也只能是偏安一隅的小城市。历史上它归属松江府直辖，仅仅作为一个江海畔的边陲小镇。所以，西方文化对上海的影响应该更深一些。上海作为欧美文化在中国的最早落脚点，当全国各地还在之乎者也时，上海滩已经有了“洋火”、“洋货”。在明朝中叶时，上海人还一度为自己有个“小苏州”的名气而骄傲，而现在，全国诸多城市争着自诩为“小上海”。

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一座商业味道特别浓、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城市，似乎并没有多少文化底蕴的积淀。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的特点就是不能从表层来看，文化都是潜伏在深处的。上海现在所出现的景象与她在灾难的岁月里生存的潜伏密切相关，我们要寻找她潜伏了什么。

上海是有文化的，她既受到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缔造。尤其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无论电影、戏剧、文学、艺术等方面，上海在全国都是独领风骚的。传统文化的很多人都在上海逗留，造成国学与西方文化的大汇集：鲁迅、巴金、张爱玲、张恨水、阮玲玉、胡蝶各种文化名人层出不穷。上海的出版业在民国时期可谓是首屈一指，直到上个世纪中叶还是全国的出版中心。但是现在，更多的出版社都深居北京了，在新中国接下来的三个十年中，上海一直受制于新首都北京而低了一头。余秋雨先生说“人们一谈上海文化往往想到海派文化，这就讲浅薄了”。现在上海人所沉迷的“海派文化”，更像是一种怀旧文化。有一些上海人有着深深的怀旧情结，既是对过往辉煌的向往，也是对上海情趣的自恋。无论是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还是著名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无不渗透着一种怀旧的、自恋的情趣，让上海人沉浸在自己的格调里。

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提到“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易中天教授认为说得不够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全国都离不开上海，又都有点讨厌上海人；全国都向往着上海，又都有点忌恨上海人。”从上海的城市历史来看，上海本地人主要是指浦东、宝山、南汇、嘉定、松江等地的原住民。“上海人”这个概念存在的时间也只有百年左右，所指的范围包括原住民与上海开埠后来自江苏、浙江等地区的移民，尤其以苏北和宁波的移民最多。

改革开放后，各地的移民纷纷涌入上海，他们被称为“新上海人”，但是过量外地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公共卫生、治安状况的恶化，同时使得就业市场竞争趋向激烈，成为了上海社会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另外，就市区和乡土而言，上海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市区上海人，即原来的城市户口民众，一是郊区上海人，即主要是原来的农村户口民众。市区上海人是由过去移民形成的。乡村上海人则是原本的上海人或松江府人。上海从江苏省独立为直辖市的历史并不太长，而上海各郊区县则是在1958年从江苏省划归上海市的。在上海郊区，通常称上海市区为上海。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上海人拥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崇尚自由竞争，实力至上，并且对一切事物都以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另外，上海人对于生活的要求普遍比一般中国人高出不少，这多半是因为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处，海纳百川地自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明，迥然不同于中原文化，却带有江南文化的细腻古典。张爱玲曾这样形容上海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上海人的习气、上海人的品格都凝聚在上海文化的范围之内，上海人城府很深，同时又带有一种对同胞的无端歧视和冷淡。余秋雨先生在提到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及上海人的人格丑陋性时，对于中国现代的文化礼仪走向，对于和谐的中国社会的构建无疑起到了很强的启示作用。如果上海人能改变其地区性格中的缺点，其他各地区人民也能引以为戒的话，相信和谐并不遥远。上海人还有一点跟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习惯靠得很近的地方，那就是不涉他人是非，不露自己隐私，使自己和他人都有一定的安全距离。这个习惯在学术上的养成，余秋雨先生说得很明白：“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谈到“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上海在对待外地人身上似乎显得有些小气。在上海，“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直接地表现了上海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上海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现在在上海大街上走得最多的人倒都是一些外地人，所谓“新上海人”，他们在上海占了巨大比例，余秋雨先生说“他们以后可能很成功”。

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就连北京也有。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排外”功能。

上海人通常讲的上海话，是属于流行于江南的吴语。上海话的历史只有七百多年，比苏州话和松江话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上海话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言，如新旧交杂语言跨越度远、南北融会语言宽容度高等等。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话达到了她的黄金时期。上海的作家们意译或者音译很多英文单词，用到书面文本中去，通过当时上海极其发达的各种平面媒体进行传播，然后被普通话吸收。但近二十年来，由于普通话的强势与对普通话的过度依赖，上海话的造词能力严重衰退。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上海各学校统一用普通话授课，上海话在学校无论课里课外皆不得使用。政府在媒体传播方面也几乎取消了所有上海话的栏目。现在许多上海的儿童已经无法全部使用上海话和他人沟通了，甚至出现全然不会讲的情形。

上海话的处境严峻，有可能会是中国主要方言中最早消失的一个。近年来，上海舆论界掀起一股“保卫上海话”的浪潮。如果上海话一直得不到迫切的重视、保护和发展，相信不久以后，恐怕也要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留在上海人的记忆中了。

余秋雨先生在《河畔聚会》中提到，“有不少城市因高傲而作茧自缚，冷眼傲世，少了那份热情；而更多的城市则因宽容而扩充了污浊，鼓励了庸俗，降低了等级，少了那份轩昂。一个人可以不热情、不轩昂，一座城市却不可。这就像一头动物体形大了，就需要有一种基本的支撑力，既不能失血，又不能断骨，否则就会瘫成一堆，再也无法爬起。热情是城市之血，轩昂是城市之骨。”从上海人和上海话来看上海文化，觉得用“海纳百川”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其实上海的文化底蕴并不如一些人想得那么肤浅，在它自己的身后，只是没有容纳这么厚内涵的时间而已，而且“海纳百川”作为一顶大帽子，上海已经戴了许多年，压力亦如从前。作为一个临海的城市，上海市标上一直飘扬着上海人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激情。人们发现，上海文明中的精神性高贵渐渐被侵浊而退化掉，这座城市里原创的高雅文化正呈现荒芜化的生态状。有人曾认为香港是片文化沙漠时，现在却有了新的态度，因为香港和上海相比，文化心态更为开放，吸纳能力更强。事实也正是这样，只有拥有把握时代脉博的能力，高瞻远瞩的境界，海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够得上“文化”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