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边的嘉荫县龙骨山会让我们眼前豁然一亮，这抹亮色是6500万年前中生代白垩纪时期栖息在黑龙江边的巨大恐龙涂就的，从这里出土的恐龙化石不仅使黑龙江省博物馆有了当家展品，也为彼岸的俄罗斯博物馆增添了珍贵内容。这里发掘出土的猛玛象化石和热带植物化石，说明如今的高纬度寒地在几千万年前竟然是热带雨林气候。

同江是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的地方，著名的三江口在县城东北8里处，从长白山天池走下来的松花江流到这里，高兴的与黑龙江汇合到一处。人们把两江汇合的江流叫混同江，我国古代就把黑龙江的下游称为混同江。在这里，黑龙江、松花江、混同江像三条不同颜色的飘带并联在一起，因而名之三江口。

历史上“八女投江”的殉难地即为松花江支流牡丹江的乌斯浑河，而松花江作为黑龙江的最大支流，是东北地区的大动脉。站在乌斯浑河畔，也许你会惊叹，眼前这条被白雪覆盖的河流竟然如此的宁静，却不曾想，这冰雪覆盖之下急湍不息的河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对往事的诉说。1938年秋，东北抗联的八位女战士以冷云为首，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到达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边，准备与日军背水而战。“乌斯浑河”按满语翻译是“汹涌暴烈”的意思，而此时又正值秋后涨水……当日军得知，与他们一千多人展开殊死搏击的，竟然只是几位抗联的女战士时，便轻蔑地开始劝降。

而令敌人瞠目的是，八位女英雄竟毁掉枪械、搀伤相扶，一起步入寒冷刺骨的乌斯浑河，随即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乌斯浑河在呜咽，呜咽的乌斯浑河见证了冷云等八个中华优秀女儿的英勇和悲壮。八位女英雄的事迹一直被人们广为流传，就像这乌斯浑河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流淌。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3岁，就是王惠敏，最大的也只有23岁，冷云和安顺福。往事并非如烟，现在在牡丹江的江滨公园里座落着这样一座雕像，它就是为纪念八位抗战女英雄而塑的。雕像临江而立，无论是在一片锦簇花团之中，还是在那滔滔江水之下，它都倍显巍峨壮观。无论是在晨曦中仰望，在落日下回望，还是在风雨中凝望，都会有一种肃穆的心情自心头悄然升起。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余秋雨先生曾用“抽象”来形容这条大河，觉得它与自己心中的那条河特别亲近，他曾幻想自己坐着狗拉雪橇行驶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黑龙江，这状如游龙的大江，有着奇美的景色。黑龙江从恩和哈达开始，由西向东不停的奔流。从依西肯开始，自西北向东南流，到萝北后，又开始由西向东北方向流淌，进入俄境后，由南向北流，直抵大海。如九曲回肠，蜿蜒曲折。黑龙江，这源远流长的大界河，有着神奇的魔力。他让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会产生一种无以复加的敬畏、敬爱和敬仰。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对一条河模糊而神秘的记忆，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也都有一条难以割舍的大河。实际上，余秋雨先生正是将黑龙江比拟为自己的人生长河，原因在于他既留恋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又向往收获后的宁静安详。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河的特殊理解，余秋雨先生才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论人生、探讨人性，特别是谈谈饱经风霜而冷峻的中年人生。他在自序的末尾提到：“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一方水土一方人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流放者的土地》

悠悠的岁月如同滚滚江水，渐渐远逝。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气势磅礴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水域；有风景秀丽的镜泊湖、五大连池；还有连绵起伏的大、小兴安岭；有沃野千里的松嫩平原；有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这些无不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而最壮美的则是黑龙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东北人。

如果你与东北人聊天，你会被他们热情，磊落，敢爱敢恨的性格所折服，许多人都期望有一天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感受一下东北土地所蕴藏着的热血与神秘。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里谈到，他在刚踏上这片著名的土地上时，首先带给他的便是惊喜和甘甜，他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觉得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

但这片土地在清朝时并不被人看好，涉猎清史，我们可以发现东北原来是封建统治政权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这听上去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可要知道，这些流放的犯人以“文字狱”，科场案的名仕居多，大多数是株连者。这些流放者枷锁千里，一路上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男的做苦力，女的做娼寮，结果并不好。清朝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竟然与文人的人间炼狱联系在一起，听上去，让我们的神经有点脆弱，实在不想再过多回顾这段历史。或许也正是这些文人在苦难中的决绝，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坚定的意志。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是这样评价东北人的：“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关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也是发生在这片沃土。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北三省，炸死了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犯下了滔天罪行：平顶山的居民被无原无故的活埋；七三一部队的残酷迫害；白色恐怖下的东北被折腾的血痕累累。东北人民抗战十四年，终于结束了抗战，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结束了这段可怕的生活。

提起这段历史，总会让我们想起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诸多骂辞的背后，他分辨是非，认清敌我，力排众议，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统一。他是现代版的袁崇焕，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在政治舞台上沉寂了很多年，恢复自由后又流落他乡。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人们本应会渐渐淡忘，但是岁月在这位百岁老人面前似乎失去了作用。他不是罪人，他也不是背叛者，他是功臣，周恩来称他是“千古功臣”，他就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在民国史上却是划时代的。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没有任何后盾仅仅靠东北的力量，能同当时如狼似虎的日本作战吗？在这一问题上，张学良决定服从大局、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也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冒着杀身之祸，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最后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曾同周恩来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胆识和爱国热情、民族气节是大为称颂的，对其思念长达40年之久，曾三次为其泪流满面。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请来周恩来，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闻讯后亲自来到机场，想阻止张学良这一行动，但是当他赶到机场，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仰望天空，泪流满面，连声呼唤：“张汉卿、张汉卿！”后来周恩来叹息地对人讲：“唉！汉卿是看《连环套》那样的戏看坏了，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时，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提到了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当时听了这番话的人都十分难过，周恩来眼里更是闪动着悲凉泪花。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开招待会，邀请在京当年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军的诸位同志，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给周总理敬酒，泣不成声。周恩来为人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的际遇，热泪潸然而下，邓颖超同志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说：“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

可以说，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在这漫漫的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但瑕不掩瑜。1990年，张学良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曾提到“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张学良虽然在西安事变后被囚，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他本人也没有在失落中低迷，而是借郑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他对于自己亦有评价：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垂青史。

诉不尽的黄河缘

◎波澜壮阔走西口

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抱愧山西》

一曲荡气回肠的古老山西民歌《走西口》，据说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为何这首民歌传播如此之广？为何这首歌如此哀伤离愁？这就要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关系。

万里长城九重关，到底哪里是西口？最初的西口，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真正的名字叫作“杀虎口”，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清史稿》中也有记载，称杀虎口为“西口”。在民间杀虎口还有“小北京”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