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无水而不灵，土无水而不沃。山西的水给人以清新，山西的山则给人一种孤寂苍凉之感，犹如英雄落寞的姿态站立着。它们多半是石山，呈现出光秃秃的、真实的强韧来。山上没有葱茏的树林，没有缤纷的山花，没有蒸腾着的霞蔚，它的美来源于一种最干净、最原始、最震撼，也是最寂寞的美。当然山西也有另一种山，呈现出一种博大情怀，葱郁的，有着些许灵秀气质的山。雄伟挺拔的“北岳”恒山，山峦起伏重叠，昔人以“恒山如行”来概括它的气势。陡峭的北坡遍布莽莽苍苍的松树林，南坡则有众多古代帝王为祭祀北岳修建的庙宇道观。恒山十八景，却已沉寂在渐行渐远的历史烽火里。说起恒山当然少不了提到经历千年风雨甚至地震，迄今却依然牢牢地紧贴在峭壁上的悬空寺，它就建在恒山脚下的悬崖上，或者说像是粘贴的悬崖上似的，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在山西山中更为著名的恐怕要数佛教圣地五台山了。它由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的五座山峰组成，海拔在3000米上下，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峰顶部平坦，如垒似台，故称五台山。五台各有特色，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秀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台山古刹梵宇星罗棋布于林荫之中，山涧之旁。泉流潺潺，钟声悠悠，青山绿水，风景秀丽，身临其境如登梵宇仙山。五台山地势高兀，夏无怒暑，即便是盛夏时节也清凉如秋。是名副其实的“清凉世界”。

山西的山其实不仅仅是以山的面貌出现，它更内蕴了历史、文化及传奇。精卫填海的长子发鸠山、神龙尝百草的长治老顶山，因春秋介子推携母归隐被焚于此而闻名于世二千余年的绵山；有小五台之称的芦芽山、灵空山、太行山……山是山西的命脉，山是山西的屏障，山是山西的奇迹，山也是山西人走不出来的根本。因为山的性格就是山西人的性格。

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有山一样博大的胸怀与抱负，也有山一样的顽固与沉着。他们习惯于沉浸在旧时的骄傲与繁荣里。他们会告诉你人类祖先舜禹曾长在这片土地；告诉你晋代是怎样的繁华一世；告诉你狄仁杰是山西出来的宰相；告诉你曾经的李世民是如何雄威绝决地创造出一个令世人惊异的天地；告诉你武则天的绝世风华也算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连一个小小的上官婉儿也一再在轻愁里释放武后的特有气质；而在以后让山西人真正扬眉吐气的则是富贾天下的晋商。追寻许久，我发现从晋商里面很难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徽商”有胡雪岩；南方商人有虞洽卿，甚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与其说晋商留下来的是一个个豪门巨族，不如说晋商是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兴盛与衰落在长时间的历史中，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了，重要的是，由这个群体形成的商业传统和理财观念，是一股强劲的力量，矗立于今天每一个山西人的人生背景之上。余秋雨先生在《关于友情》中阐述过“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而晋商正是悟透了这一点，才得以流传至今。

只是这种坦荡与自律，这种坚韧与坚持，有时也恰恰成了他们进步的禁锢。生命本来如河，而他们却坚持着把自己固守成一座坚挺而荒凉的山。山西人回望着昨日的骄傲，沉浸在摸不着的迷惘里，他们坚守着骨子里的尊严，生存着。至于明天或者明天的明天，谁都不知道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站在七朝古都前

◎开封何时才能开封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五城记》

开封，古称大梁，又称汴梁，是我国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它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以南的豫东平原上，与郑州比邻，陇海铁路擦城而过。开封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相传，五千多年前，在现在开封城附近，就出现了居民点，成为我国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主要是以农牧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到了夏商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到前11世纪），由于这个地区的生产进一步发展而开始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到了春秋时期这一带是郑国的地方。郑庄公命郑邴在这里筑城，作为当时囤粮食的地方，取开拓封疆之意，命名为开封。

根据开封的确切历史，最早在这里建都的还应当说是魏国。那时正处在战国时期，当时在中国领土上，分别存在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国，魏国就是其中之一。魏国由于任用李悝、吴起等人进行社会改革，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后来，远在西方的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和魏国等一些东方的诸侯国争夺土地和人口。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魏国一方面为了控制中原土地，另一方面为了回避秦国的武力威胁，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移至今天开封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建筑了一座城，命名为大梁。魏惠王迁都到大梁后，又称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的这段历史就是发生在这里。开封作为一个城市的诞生，它的历史应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曾以开封为国都的一共有七个朝代。这就是战国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后来的北宋和金。另外，西汉时期的梁孝王，也曾把开封作为他的封国——梁国的都城；元末大起义的时候，红巾军首领刘福通也曾把开封作为他们所建立的农民政权的都城；明朝初年，朱元璋也一度把开封定为他的北京。至今留有“开封古城，十朝都会”之说。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借助漕运之有利条件，开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开封的景点大多围绕龙亭而建。龙亭坐落于宋都御街上，建造在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周、北宋和金朝末年皇宫的遗址上，气势宏大。我们从南门而入，过玉带桥，就来到了龙亭大殿，龙亭建筑雄浑，富丽堂皇，又有碧波荡漾的潘杨二湖环抱，气势壮观。

到了开封不能不看开封府，就像到了北京不能不去故宫一样。“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辩忠奸，江湖好汉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来开封府为的是那朗朗正气和刚正不阿。开封府是北宋时期天下首府，威名远扬，在府内游走，耳畔仿佛响起包大人升堂时侍卫们气吞山河的“威武”之声，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说过“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所以开封也并非总板着脸孔，道貌岸然地对待我们，他也有上至天子下至“三教九流”的爱情故事，也有与开封帝都格格不入的才子、浪子们的故事。诸如风流天子宋微宗与名妓李师师在矾楼交盅吟唱；黑旋风夜闹东京……开封城每一粒的沙土，都乘载着历史抖落的一切。

开封有着“一统天下”的豪气、文化韵味。有如碑文，或遒劲明晰，或斑驳模糊；有如尖塔，根扎大地，上沐天光。据说开封的美好故事几乎都埋藏在厚厚的黄河泥土之中，只有这天下第一塔——铁塔，原建于山峰之上，保存至今基座完整。登塔眺望，可见黄河如带，大地似茵，游人至此，飘然如在天外，故有“铁塔行云”之美誉。岁月荏苒，当初的山峦和铁塔的基座因黄河数百年来一次次的泛滥而埋于地底，昔日“铁塔行云”的盛景已成为过眼云烟。看它迎着风向东微微倾斜着，是力量也是智慧。千年前建造者真的是绝对的智慧。开封因为大水淹了无数次，开封城下已是三座城，唯独这铁塔，立的好正，在阳光照耀下，五彩生辉，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氛。余秋雨先生借开封古塔，来寓意城市命运。将人类发展的进程，比作登塔，“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塔身中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启示我们只有“进塔”并不断攀登，登上古人不经意间留下的“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祖先有点出息、有点能耐的子孙，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重塑古城现代的辉煌。

如现代社会的其他城市，今日的古都开封已不同往日，看上去似乎有些“破旧”，但开封的破旧中却透着一种古朴和风度。其实，这位被七个朝代留下来的老贵族，正以另一种面目延续着千年前夜晚的灯火。没有了宝马雕车，不再是钗头云鬓蛾儿舞，“珑鞋浅出，飘渺身”亦无处寻觅，更不会有塘溪渔船上“红乍笑，绿长颦”这许多可笑又矫情的做作。远离了踏在脚底百米以下的文明，灯火依旧阑珊。

面对开封历史年代的久远及它灿烂辉煌的过去，余秋雨先生说它曾“脚踏一个宋代”，将其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就更加凸显出了开封古城旺盛的生命力。历史的长河推进到现代，“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开封“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余秋雨先生正是在感叹古城旧时的风貌、辉煌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及对现代辉煌的呼唤。

◎千秋画卷洗尽铅华

在富丽的大观园里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灿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

——《笔墨祭》

开封人最爱之物要算是《清明上河图》了。连余秋雨先生也要说“开封最骄傲的繁荣，见之于《清明上河图》”。在开封，宋王朝的汴京，按图放大的清明上河园成为一个符号，诠释着千古兴盛和衰亡。在《清明上河图》里，凝视汴河沿岸店铺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的喧闹繁华，好象听到一声巨大的开山炮响，水的波纹一圈圈向你荡来，你分明感受到面部的冲击，它们又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迹。透过那笔笔玲珑的画意，透过人马喧闹的大宋都市，恍然间仿佛回到了盛极一时的大宋帝国，但我看到的却分明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王朝。

北宋末年，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早已烟消云散。神宗皇帝、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英杰已乘鹤仙去；蔡京、王黼、童贯等奸臣把持朝政。他们狼狈为奸、骄奢淫逸、收受贿赂、卖官买爵，致使朝政一片混乱。他们排斥、打击异已，极力搜刮财富。徽宗本人不思治国，迷信道教，大造道观。他纵情享乐，奢靡无度，一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九个月的支出，使“累朝所储扫地”。

余秋雨先生在《悬崖上的废弃》中说过“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但是张择端做到了，他的《清明上河图》即取材于此时的汴京城。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宋徽宗赵佶驾临相国寺降香时听说了张择端的情况，便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并命题让其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却提出要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东京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皇宫内府。

“靖康之难”时，《清明上河图》也被金兵掠获。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赵构。赵构与父亲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在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已无法考证，但在民间传说中，张择端的确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