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张元拍过一部电影《儿子》，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家四口的生活，获得了当年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奖。这部电影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倒是早早地认识这一家四口。

我最先认识的是弟弟，弟弟叫李委，那时候还是个帅哥，在北京的西坝河附近开了一家餐厅，叫“云满堂”，卖云南菜。餐厅开在一个居民小区里，不好找，生意一般，经常冷冷清清，木质的地板，踩上去有点咯吱咯吱地响。

那时候我们准备拍一部电影，经常聚在这里商量剧本，这里有不少好吃的云南菜。我最喜欢炸猪皮，猪皮上放了花刀，炸到酥脆，是最好的下酒菜，也有自己泡的木瓜酒，后劲很大，入口倒是绵软清香，喝几杯就有点飘。

剧本的话题也一直在酒桌上飘。似乎所有文艺青年都有一个电影梦，李委之前拍过一部电影，是做演员，也是张元导演的，《北京杂种》，那时候的李委满脸清秀，还是个孩子，在剧中叫小卡，跟他演对手戏的女演员是俞飞鸿。

剧本的情节一直在酒桌上消耗，李委想拍自己的童年，在北京西单的全总文工团大院的童年往事。一起聊剧本的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是个摄影师，后来转做电影的摄像师，叫邬竞，一直有导演梦。我们都喜欢一部电影，南斯拉夫导演库斯图里卡的《没有天空的城市》，这部电影也被翻译成《地下》，用极其荒诞的方式讲述着悲凉故事。

我们聊的剧本的关键词包括：孩子、文工团、地下防空洞、暴力少年、偷嘴、喝酒、一个诡异的老疯子、一个风骚的女人、道具仓库、锅炉房、爸爸妈妈们的排练室、自制一把小提琴、暗房、革委会主任、食堂、筒子楼、天台上的溜冰场

就像一部醉酒的跑车，经常跑偏，聊着聊着就开始聊别的，或者是女人，或者是八卦。那时候是2005年，李委30出头，戴眼镜，短发，娶了一个美国老婆，叫詹妮弗，我们叫她老詹。邬竞忙着给各路明星拍写真集赚钱，也做摄像师。据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被人称为“小梁朝伟”，是个帅哥，经常去北广或者中戏泡妞，但我认识老邬的时候，他已经长得不那么像梁朝伟了，而是更像天津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里的杨光。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聚在一起，以聊剧本的名义吃吃喝喝。间或有一些人出现，出谋划策。吃饭的地点总会变，聊的话题倒是一直没有变过。这群人都是小馆子爱好者，都喜欢稀奇古怪的吃食。我们跟着老邬去中国传媒大学后面的一家湘菜馆去吃剁椒鱼头，正是夏天，老邬顺手买一个烧饼夹土豆丝，一边吃一边嚼：

“好吃，好吃，小宽，你也来一个。”要么我们就去望京的一家牛肠火锅店，鲜族人开的小店，老板娘的中文不灵光，但是热情，这家店在一条小河边，出门口就是一条臭水沟；也会跑到五环边的望京一号，那时候我还和这里的老板大军不熟，坐在四合院里吃椒麻鸡和牛蛙；也会经常性地外出，一次次逃离北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当然也是以弄剧本的借口。我们去延庆吃火盆锅，去怀柔吃虹鳟鱼，偶尔也会找个农家乐住两夜，夏天的北方农村，夜里凉爽，几个人弄点下酒菜边喝边聊，不知不觉天光大亮。

我们经常费尽力气找一些野地儿。有一年，我们去了河北乐亭的海边，瞎开瞎走，到了大清河盐场。这里早先是劳改农场，地点偏僻，海滩上堆积着巨大的盐山，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盐场里的招待所里已经没有饭了，我们摸黑在盐场里找吃的。整个盐场保存着20世纪70年代的气息，废旧的筒子楼，天黑之后街上见不到人影。

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店，还开着门，掌柜的是一对夫妻，我们点了爆炒墨鱼仔，青椒肉丝等下酒菜，但是不等喝几口，老板娘就开始催促：“你们快点哈，我们快关门了。”我们出门时，一条大黑狗盘踞在门口，虎视眈眈看着我们，我们离开的架势有点落荒而逃。

我们最常去的是白洋淀，有一个村子叫田村，我们住在村长家里。村长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干净敞亮。我住的那家屋子是村长儿子的婚房，墙上挂着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的结婚照。村长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在村子里卖大饼馒头；二女儿还没有结婚，在家里帮着打理农家乐；儿子在北京，在一家商场的门口卖糖葫芦，一年下来也有不少收入。

我们几个像二流子似的在村里游走，白洋淀离我老家不远，我熟悉这种乡村生活，看到质朴的村长我总能想起我爸妈。菜都是家常菜，白天，我们偶尔跟着渔船去白洋淀湖面上打鱼，鱼不多，也不大，只图一个新鲜，回来村长的二姑娘做了，也是家常的北方做法，酱香浓郁，干净好吃。院子里有一个丝瓜架，下面支一张桌子，冰镇的啤酒摆放着，风吹来吹去，天气好，抬头还能见到几颗星星。

在这种氛围中，聊剧本有点太规矩，聊着聊着又开始聊小时候，聊那些青春，曾经的爱情，这个世道，以及各种玩笑。李委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三个混血的儿子，一个比一个漂亮，但是他还想再有一个女儿。老邬倒是有了一个女儿，那时候才刚出生不久，现在算起来，也该上小学了。

剧本最终写了几遍，也没有定稿，电影的梦也不了了之，倒是喝下的那些酒没有辜负那些夜晚。那些夜晚有风，吹来一阵阵幻像。李委最后卖掉了城里的房子，在顺义的农村租了一套大房子，在院子里种上竹子，打理得干干净净，似乎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家庭梦，他每天和老婆忙着办学校。老邬后来的确拍了一部电影，有点情色，讲述的也是荒诞故事，关于一个丈母娘和女婿的畸形恋情。这部片子到现在也没有公映，看过的人微乎其微，倒是后来片子里的女主角在网上火了一把，女孩叫干露露。

认识了李委，自然也就认识了他哥，李季，以及他们神奇的爸爸和温柔的母亲。你可以在各种场合见到李季，他打扮入时，精瘦，站在那里一脸坏笑，像一把刀。

李季现在的身份是餐厅老板，陆陆续续开过不少家店，从最早的“隐蔽的树”，到最新的“西红柿”，大大小小开过的店不下10家。如果不干餐厅，李季也是一个很好的装修设计师，每家店的设计都是他亲自动手，各种细节做到完美。你如果不和他聊玩儿，跟他聊灯具建材家居，或者地板卫浴马赛克，他也能把你侃晕。

如果找一个北京当代潮流变迁的见证人，李季几乎是最现成的人选。他60年代出生；80年代做摇滚乐队；80年代中期流行霹雳舞，他是霹雳舞王，四处走穴；80年代末开始做摇滚经纪人；90年代开始做生意。即便到了现在，你也能在任何夜场和派对现场见到他，打扮花哨，带着坏笑，熟络地跟各路人马打招呼。

李季的生活信条是：玩别人没玩过的。这多多少少也是许多人的信条，比如我，但我终归是个不彻底的人，只能朝着不彻底的方向越走越远。当年的豪情壮志转眼就成了满肚子的下水，少年时的狂妄梦想都渐渐老去，如同夹在笔记本里的树叶，叶脉都还算清楚，但是早已枯黄不堪。

70年代末，李季在上中学，开始穿牛仔裤；80年代初，他开始和大院的几个孩子听摇滚乐，从革命歌曲一下子过渡到约翰·列侬。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当时听外国的摇滚音乐并没有太大触动，后来看到辗转从外国人那里得到几盘摇滚乐队的现场演出的录像带，当时就震了，太有范儿了。乐手长头发，在舞台上弹吉他，观众在台下呐喊，在国内哪见过这个。

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中，信息就是力量。文工团大院的孩子们最早能接触到这些流行的文化，所以中国最早一批做摇滚的都是文工团子弟。我听他怀念那时候的胜景，在酒店的俱乐部里跳舞还是外国人的“特权”，他们混进外国人组织的派对，互相都看着新鲜。为了学习霹雳舞，他甚至请了一个黑人小伙去他家里住了几个月，天天练习霹雳舞，要不就一起喝酒，吃饺子。1986年，李季加入了深圳轻乐团，他的霹雳舞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每次演出都是压轴的独舞，从而有了“霹雳舞王”的称号。而在霹雳舞火遍全国的时候，他带着跳舞挣来的6万块钱回到北京。那年，全国流行的词汇是“万元户”。

跟李季聊天喝酒，我最愿意听他讲述那些往事。80年代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在河北的一个村子里整天在晒麦子的场上练习滑步和太空步，幻想有一天能真的登上舞台，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霹雳舞王。

与其说爱听他聊天，不如说是儿童时梦想的延续。

李季在走穴的时候，去了全国各地，乡下的泥坯做的台子也演过，李季看了他们那泥台子就晕了：“这不行，我得滑飘步呀。”他就找了一块三合板，拿滑石粉打了，站在上面跳。在上海万人体育场里，好几万人就看他一个人在那跳独舞，他爸妈都坐飞机去看。“我在台上跟个小火苗似的，火！”

许多现在的明星都在那个年代混过。在东北，跟李季一起跳舞的叫三郎，就是现在的孙红雷。还有一个小伙子，穿西装打领带，一张嘴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后来标志性服装是皮坎肩、羊肚手巾，一张嘴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是阿宝。

那时的李季，一头长发。长发，几乎是他们第一代摇滚人的接头暗号。就算夏天他们也会打扮得像战士，骷髅项链和战靴，是那个年代摇滚青年区别于大众的标志。当时他们经常去的一个餐厅在东四，老板是四爷，一家小馆子见证了摇滚圈的不少大事件，比如，罗琦的眼睛被人扎坏。直到1996年，他作为电影《儿子》的主创人员，跟着张元去欧洲，回来之后，剪掉了长发。这对李季似乎意味着，务虚的生活已经结束，务实的生活即将到来。在画家刘小东的画作《儿子》里，依稀还能找到李季当年的懈怠神情。

之后，李季在三里屯开了一家酒吧——“隐蔽的树”。在开这家酒吧之前，这条街是北京的汽配一条街，黑黝黝的胡同。他的这家酒吧前身是一家东北家常菜馆。李季把这家酒吧做成了当年三里屯南街最火的酒吧，这里有比利时啤酒，甚至比利时首相来北京，都要去他的酒吧喝酒，并且称赞他为“中比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1999年，李季开了北京最早的泰餐，为人民服务。

“我已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10年了，见过我这么坚定的吗？”李季跟我说。而我们的话题，也开始从摇滚转到如何控制餐厅成本。

当年的儿子，早成了孩子他爹，而当年的孩子他爹，现在已至垂暮之年。有一年，我想采访一下李季，给他父亲打电话，想叫他父亲聊聊李季。没过多久，李季的父亲李茂阶给我发过来一个顺口溜：

“小季早产一月余，体重勉强三斤七；满脸褶子比爹多，哇哇哭声像蜥蜴；落地就是歪脖子，身体朝东头偏西；两岁手术拉一刀，矫枉过正更调皮；兴致勃勃开学去，撕掉书本折飞机；好歹当个科代表，全凭聪明和伶俐；校运动会跑掉鞋，一只光脚冲百米；全校表扬学雷锋，入队球鞋刷白漆；一二三，三二一，楼上楼下汗如泥；李向阳，打游击；捉迷藏，演样板戏；七岁学拉小提琴，三年个奏《开塞曲》；哥们不拉他放弃，线谱扔进茅厕里；中学念得望天书，暑假寒假玩第一；借件衬衣唱合唱，文艺班里假积极；重点高中显“舞艺”，不少“名门”当徒弟；从小没有学过舞，舞技倒有“小名气”，望子不龙父母惜，只盼有朝成“影帝”；电影学院发红榜，小季压根没有去；深圳轻歌演霹雳，搬上舞台数首屈；机器人舞反响大，多家报刊赞李季；做生意，讲义气，钱包始终是瘪的；甩手掌柜只顾玩，光阴如梭四十几；成家立业须专一，收收玩心克义气；厚积薄发小积累，勤俭持家才富裕。”

我看到忍俊不禁，瞧这一家子。

当年的儿子，早成了孩子他爹，而当年的孩子他爹，现在已至垂暮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