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洗脚，广播喇叭里正放着吹熄灯号前的音乐，忽然从广播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舒服吗？”

“舒服，舒服，舒服死了，喔，喔！”

听者瞠目，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女广播员正和放映队长在广播室关起门来***，忘记把喇叭关上了。

……

这是性学家刘达临在《我的性学之路》中记述的一则故事，发生于1958年。那时他还在部队上服役，部队对两性问题的处理非常严格，由于女广播员和放映队长都是未婚，不属于通奸，所以处理的结果是女广播员回了地方，放映队长复员了。

第二年，这里的广播员换了个新的，小杨，是个姑娘。结果被有妇之夫宣传科姜科长勾搭上了，发生了两性关系，而且小杨也怀了孕。这是个严重问题。调查的焦科长也是个多情种子，在代表党委进行调查时，小杨哭哭啼啼，使他动了感情，不仅摸出手帕替她擦眼泪，还把党委对这件事要一查到底、严厉惩办的决心和部署告诉了小杨。这样就促使姜科长和小杨一起外逃。在路上，姜科长对小杨说：“看来我们已无路可走了，生不能做夫妻，死后做夫妻吧，我们一块死吧！”小杨听了他的话，服毒死了，他却不服毒了，被抓了回来。

这件事上了军事法庭，开了公审大会，曾经被认为是很能干、很有发展前途的姜科长和焦科长成了首犯。姜科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刑15年；焦科长由于泄露党委机密，造成严重后果，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刑5年。

我问刘教授：部队里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刘教授说，这个60年代初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案件触动了我的思想，为什么在具有优良传统和严格纪律的部队里会发生这种事？这样处理对吗？这也许是我后来走上研究性学道路的一个原因。当年，那位前来坐镇的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大会上批评我们部队政治思想薄弱，生活条件太好了，就发生这种腐化现象了，这种分析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我在研究性学以后，认识到部队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对性这一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与纷争的事情不能不严加控制，正如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所说的：“性可以破坏社会身份，扰乱社会秩序，瓦解社会团体。”可是，性又是一切人的一种本能需求，又不能过分压制。西方有位哲人说过：“对于绝对自然的事情的压制，其结果往往是加强，甚至是病态的加强。”这也许是我们部队过去出那样的事件的原因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军人的性问题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却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它不是新问题，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

我进一步问他，1969年9月，也就是在您整整20年军龄的时候，复员回家了。复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教授说，当时我所在的那个部队奉命撤销了，当时有三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是调到其他部队去，二是去“支左”，三是复员回乡。一般来说，军队干部回地方都是转业，用在军队的级别套地方级别，有时还会加一级，而复员则什么级别都没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员是很吃亏的，当时没有转业。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我和爱人已经分居10年了，现在让我回家吧！”当时领导觉得我这样做太可惜了。

不知怎么地，我追根问底甚至有些刻毒地说，您这么坚决地回家，实际上也有性的原因。我想，这一点不用问都能猜出来。人之常情嘛！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人性的选择。您是性学专家，有人这样问过您吗？

刘教授尴尬地说，没有。你是第一个。当时我的心里很乱，而且在那个年代，性是很次要的。当时的部队里也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在部队呆下去了。

就这样，刘达临先生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就踏上了研究性学的道路。起初，没有多少人理解他，家里人也不支持他，然而他还是坚决地走下去，终于成为一代性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