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哥三午比我大了十五岁，知道的事也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与我聊天，说起文化界几个人物，最羡慕弄外语的那几个人，年轻时在国外混，什么世面都见过，现在改革开放，又可以再次出国开洋荤。在三午看中的名单里，杨宪益先生排在前列，或许正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注意这个应该让人羡慕的人物。

杨宪益妹妹杨苡与我父亲很熟悉，妹夫赵瑞蕻是我的老师，他们夫妇在南京，感觉上要更近，听到的传闻也更多。杨苡先生是个非常好的老太太，这篇文章先不说她，还是说她哥哥。其实我很快就发现杨宪益并不像三午想象的那样，改革开放后，仗着洋文好，外国朋友多，成日周游列国。

父亲生前非常喜欢他的打油诗，写那种诗是一种本事，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可惜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这能耐。与徐志摩一样，杨宪益也是标准的富二代。父亲都是玩银行，都是钱多得数不过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跟今天的行情很相似，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我们却在不可思议地蒸蒸日上。如果不是日本人惹麻烦，如果不是中日战争，中国形势真不算太坏，尤其有钱人的日子太好过。

杨宪益比徐志摩小了将近二十岁，父亲死得早，没有一个强势的爹管着，家里又有太多银子，因此出门在外，更像个不折不扣的公子哥儿。当时国币对英镑是四换一，一英镑差不多可以换四百法郎，他在英国留学，有机会便周游世界，到处玩。他沿着地中海转，买的是头等舱，去用餐，必须西装硬领衬衫蝴蝶结，摆出上等人模样。不管怎么说，中国还是穷国家，当时就算有几个钱，也是饿狠了的穷鬼，刚吃上几口白米饭。他出手太阔绰，别人便怀疑是冒充中国人的日本间谍，毕竟留学生都很穷，没见过这样的。

杨宪益出生在天津，中学毕业前，或者说出国前，除了北戴河，没离开过天津。像这样的大少爷，那年头还是送出国最保险，当时学潮太厉害，此起彼伏，他涉世未深，为人耿直，哪里经得起这种诱惑。投身学生运动几乎不容怀疑，北平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于是干脆送国外，去大英帝国，去最牛的牛津大学。

从天津到南京，到上海，再在上海候船出洋，这一路，他母亲始终陪着。除此之外，还有英文老师池太太和老仆人潘福。这样的场景，搁今天或许不稀罕，当年很难见到，新的这二代那二代正在崛起，青出于蓝，说不定更出格更离谱。

我自小受阶级斗争教育长大，记忆中，总觉得穷人就是好，富人一定很坏。穷人都是可怜的杨白劳，富人都是十恶不赦的黄世仁。渐渐书读多了，才明白，穷人和富人都有好和坏，没必然联系。用好人来评价杨宪益有些苍白，也无力，然而又是地道的大实话，绝对担当得起，他晚年的种种行为，尤其值得后人称赞。

杨宪益在英国待了六年，“二战”打响，带着美丽的英国太太回国。说起这位大英美人戴乃迭，忍不住就想起钱钟书的《围城》，说起中国男人择偶，大学毕业生娶中学女生，留学生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什么人才敢娶洋女人呢，《围城》中有位教授，娶了一位很丑的洋女人，大家已佩服得不行，这家伙太厉害，竟然能娶到洋女人。

金发碧眼的戴乃迭完全用得上惊艳这两个字，杨宪益鸿运当头，何德何能。大家背后议论说事，都觉得对不起人家，没有保护好她。双方母亲皆不看好这段跨国婚姻，文化差异太大，戴乃迭母亲不相信他们的婚期可以超过四年。在申请中国护照时，一位官员叹着气警告戴乃迭，怎么能够相信这个中国男人呢，他家里很可能还有位老婆，真这样怎么办，我们还得花工夫把你给送回来。

杨宪益与戴乃迭之间，最优美的乐章是共同患难。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熟悉二十世纪前半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富人变成穷人是很容易的事。杨宪益很快没什么钱了，他有钱时潇洒，没钱了一样潇洒。他们十分恩爱地一起度过了六十年，经历各种风雨，见证时代变迁，“文革”中一起坐牢受难，他们的儿子饱受迫害，最终因为精神失常而自焚。

杨宪益本来准备去西南联大，当时发出邀请的是沈从文和吴宓，有趣的是这两位先生与他并不认识。到了战时的陪都重庆，已接受西南联大聘书的杨宪益又改变主意，去了中央大学。在中央大学的经历显然不愉快，他们夫妇思想偏左，戴乃迭甚至被怀疑是间谍。平心而论，这位大少爷一生都没有落过伍，他始终是进步的，真正意义的进步。

早在英国留学时，杨宪益就翻译过《离骚》，动机有些荒唐，据说只是好玩。他一直认为《离骚》不是屈原的原著，而是汉人伪作。毛主席他老人家接见文艺界代表，听说了他的故事大为吃惊，伸出汗津津的手掌与他握手，不太相信地说：

“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