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某些做法会让人想不明白，给平常人写信十分谦和，非常平易近人，可是评点历史和当代名人，动辄出言不逊，极具攻击性。譬如说起程千帆先生，就说他的诗“野野狐”。第一次看到有关文字，也不曾细想，以为“野野狐”就是“野狐禅”。后来看仔细了，终于明白是一句常用吴语，我本吴人，太明白这话的分量。“野野狐”是马虎和不认真，是很“糟糕”，以评价论，远比“野狐禅”更差，这真让如日中天的程门弟子感到不爽。

说起沈祖棻先生，钱也没什么好话，“其妻沈祖棻之词稍胜，然闻其佳者多吴瞿安点窜之笔，未足窥其真面也”。这番话更刻薄，先说沈的诗词稍好，紧接着又说，之所以能够好一点，是因为经过她的老师吴瞿安修改。

吴瞿安就是吴梅先生，是个很有趣的老家伙，他的年龄要比我祖父还大十岁，比鲁迅先生略小，比周作人大一岁。当年读中文系，给我们上课的吴新雷老师常要提到这位吴梅，大致意思就是，吴的绝活儿是词和曲，学生弟子中，获得词学真传的有沈祖棻和唐圭璋，获得曲学真传的是卢前和任二北。

玩新学和玩旧学，显然相差很多，吴梅的年龄凭想象，怎么也该比新派的周作人大出许多。根据周的描述，当年吴梅在北大上课，穿着长衫，手拿笛子走进课堂，一边吹曲，一边哼唱，学生听着很怪，与京城戏馆流行的完全不一样，听他解释，才知道这就是快咽气的昆曲。

吴梅属于中国的第一代文科教授，参加过科举，当过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不拘一格，把他请去主讲古乐曲。他的一举一动，更像行为艺术家，通常讲到新旧文化之争，吴梅毫无疑问算作旧阵营，然而真正做旧学问的，看他就是“小道末技”，难免“野野狐”。

吴梅后来南归，离开了新气象的北大，到了保守的中央大学，成了中大中文系标志性的人物。我生也晚，只能听些关于他的段子，南大的吴新雷似乎得其真传，凡是遇到机会，必定兴致勃勃来上一段，唱什么也不太明白。吴梅的后人说听老人家唱昆曲，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因此戏称为“困曲”。小孩子不太懂，其实昆曲跟鸦片一样，真喜欢，就会上瘾，就会沉溺其中。

欲明曲理，须先唱曲，昆曲鼻祖魏良辅总结经验，说唱曲有三绝，要字清、腔纯、板正。吴梅的境界很高，据说是近现代以来唯一一位又能写剧本，又能填词制谱，而且能够表演的全才。

吴梅最擅长青衣和老旦，是当时公认的唱曲大家。像这样的人才，最适合进艺术学院。他没留过学，也没有说得过去的学历，难怪黄侃先生看了不入法眼，问吴凭什么在最高学府里混，他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说就凭元曲。

吴梅玩的是旧玩意儿，却沾足了新文化的光。按照传统士大夫标准，吴属于典型的落魄文人、玩物丧志的曲子相公，基本上是写《肉蒲团》的李渔那一路，只配当幕僚，养戏班子，教唆公子哥儿，带几个女弟子。新文化让吴梅这种不靠谱的文化人时髦起来，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著名的大学教授。

连梅兰芳都应该算是吴梅的学生，当然还有昆曲的大名角俞振飞。向吴请教过的名士达人，还可以包括朱自清、田汉、郑振铎。他玩的这些学问，因为别裁伪体，因为通俗，因为浅近直白，与新文化运动看上去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接近大众，然而本质上，貌似新，骨子里仍然是旧，随着时间迁移，越来越旧。

有人为沈祖棻辩护，认为直到一九三四年大学毕业，她读了研究生，才正式成为吴梅的入室弟子，因此这位恩师不可能在此之前，就为其学生“点窜”。不过细心人在吴梅日记中发现，沈读研究生前，起码有过四五次拜访的记录。是否为学生改诗词暂且不论，仅仅从时间上考量，沈被誉为“沈斜阳”的时候，已经是吴的女弟子。

吴梅显然喜欢女弟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曾经历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发达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纷纷到中国来找饭碗。外币贬值，中国的钱开始值钱，有钱人出国巡游，充分享受升值的好处。山河依旧风景不改，莺歌燕舞灯红酒绿，而日本人也越来越猖狂。“九一八”事变后，即将开战的阴云始终笼罩，吴梅带着弟子们在秦淮边听小曲儿，难免“武定桥边，立尽斜阳”，难免“有斜阳处有春愁”。

除了沈祖棻，吴梅还有一位有名的女弟子张充和。张与沈一样，也是苏州富家小姐，也是对古词曲十分入迷。可惜张没有沈的运气，拜师不久，抗战爆发，基本上失去了向吴当面请教的机会。好在张充和与姐夫沈从文一样，属于有异秉的人，玩什么都能精，不仅一手字写得漂亮，而且也是玩曲大家。

吴梅的学问注定绝学，抗战后，随着大学去了内地，很快客死他乡，享年五十五岁。他教了不少优秀弟子，最后留给家人的遗嘱是要学工，莫学文。文乃雕虫小技，实不足恃，他有四个儿子，都是学理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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