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大老板，与蔡元培同学，都是浙江老乡。张大一岁，同一年考中进士。殿试时，蔡谈论西藏问题，张凭什么被光绪看中，我弄不明白，只知道皇上还算喜欢，让他找过想自己读的书，并且亲自接见，询问对维新的看法和建议。据说接见那天，紧接在正得宠的康有为后面，因为都属于改革派，最后没为了戊戌变法掉脑袋，也算万幸。

张元济可以吹牛的资本很多，见过大清皇帝，见过孙大总统，见过袁大总统，见过蒋委员长，又见过毛泽东，都不是简单的说话聊天。光绪诏见，年轻气盛的张全心全意想为国效力，当时天下还在慈禧老太后手上，他总算有心计，说了一会儿，见皇上身后似有人影晃动，便不敢再往下讲。

政治立场上，张元济属于立宪派，立宪派的想法就是，英国比法国好，日本比俄国强。这当然与所处的时代有关，那时候，大英帝国是最强大的国家，小日本后来居上。像法国那样，动不动就暴力革命，这不好。像俄国那样，完全是封建帝王专制，也不好，它在日俄战争中，竟然不是日本的对手。

有了这样的立场，张元济显然不太乐意与孙中山走得很近。他心目中的中国，是国家强大，对内没有战争，对外反抗列强。谁来当老大并不重要，有皇帝也行，没皇帝也行，立宪或共和都无所谓。进入民国后，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大佬，扮演的是传媒大亨角色。手上有点钱，给点赞助不是问题，他曾捐款支持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还请孙中山吃过饭，却有一件事弄得国父很不开心，这就是张拒绝出版他的代表作《孙文学说》。

张元济的解释是言论出版不自由，“官吏专制太甚，商人不敢与抗，并非反对孙君”。考察民国时期的出版，尤其民国初年，不说绝对自由，也可以说相对自由。时间已是一九二○年，离共产党诞生还有一年，话这么说，多少有些推诿，孙中山是有名的大炮，哪能受得了这委屈，愤怒地指责创业二十多年的商务印书馆已被封建余孽所把持。

说张元济与后来的民国政府结梁子有些过分，不过真算不上太热络。他后来显然后悔没出版孙中山的书，毕竟这么做，得罪了后来得到天下的国民党。图书出版是桩大买卖，不与当权者很好地合作，便赚不到白花花的银子。商务印书馆的牌子越来越大，在文化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定，在商言商，虽是社会大名流，也不免要考虑经济利益。

辛亥革命后，张元济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顺应大局，不当保皇党，不为清朝殉葬。就像张謇力行实业救国一样，张元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出版事业上，他的帝国就是商务印书馆。称民国时期的商务为出版帝国并不夸张，在开启民智和昌明教育方面，它起的作用绝对不同凡响。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商务印书馆成为打击目标，遭遇了毁灭性的轰炸。侵沪日军司令曾公开表示，轰炸几条街区没什么意义，消灭商务印书馆这样的文化重镇，以及所属的东方图书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大火造成商务一千六百三十万的经济损失，同时被烧毁的还有东方图书馆珍藏的四十五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

张元济以旧学翰林的身份，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考虑到整个人文组只有二十八位，他老人家能够取得一席，与学贯中西的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硬生生地挤在一起，真是不容易。平心而论，他的学问也就那么回事，算不上名副其实，能够获得这样的荣誉，完全因为文化地位。

张元济与蒋介石的关系十分微妙，仗着虚长二十岁，是前辈是老乡，忍不住就会倚老卖老唠叨几句。他似乎并不太赞赏这个后生，很有些鄙视蒋的出身。一九三○年，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称蒋等新兴权贵是想“当孔子诛少正卯”，是“一班屠狗卖缯的和乡下老太婆”，打着革命旗号，借统一玩专制的把戏。

不过他并不属于那种喜欢与当权者作对的人物，识时务者为俊杰，作为前朝遗老，“戊戌党锢孑遗”，他始终反对内战，反对专制，反对暴力。蒋虽然不赞成这观点，也不能不给面子，毕竟他在文化界很有影响。一九五六年，张元济给躲在台湾的蒋写信，回忆过去，期望未来，恳劝蒋“默察时局”，效仿浙江先贤吴越国王钱镠，放弃独立，归顺中央，与共产党再次合作。

这样的信写了也是白写，蒋介石看了，一定会在内心深处骂“娘希匹”。当然，信最终有没有到蒋的手上，也可以存疑，据说是以广播的形式对台湾喊过话。信的文采很好，八股文的底子，起承转合有板有眼，听众却未必能懂，完全是古文，用典也太多。

一九四九年九月，开国大典举行前夕，张元济曾与毛泽东一起游天坛，并且摄影留念。毛知道张年轻时做过京官，便问是否来过这里，张回答说此处乃天子敬天的地方，自己不过是个小官，怎么能有资格来，毛听了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