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不姓陆，和常见的诸葛和欧阳一样，是复姓，应该叫陆费–逵。大家都知道，《百家姓》远不止姓氏一百，光复姓就有八十一个，陆费还不在其中。我堂嫂的一位姐夫就姓陆费，复姓的人一般只喊姓，小时候听岔了，一直觉得这人名字很怪，叫“路费”。

这位远亲与陆费逵是本家，很近，究竟近到什么程度，我一直也没弄明白，只知道确实是有关系。陆费逵祖籍浙江桐乡，与茅盾和丰子恺是同乡。不过他出生在陕西，十二岁去江西南昌，在那儿一直待到成年，参照新旧习惯，既可说是浙江人，也可说是陇西人，更可说是南昌人。他的远祖在明朝时还姓费，后来出嗣舅家姓陆，再后来，费氏本支无人，又兼祧陆费两家，从此复姓。

记不清是哪位长辈说过这故事，反正我早就听说过，知道陆费逵精明强干。辛亥革命前夕，他正在商务印书馆就职，收入相当丰厚，已经几百大洋。那时候的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国内出版界无人敢跟它叫板。陆费逵独具慧眼，预感到帝制即将结束，悄悄召集了几个人编写新课本。据说商务的老板曾私下问过他，时局不稳，要不要准备一套新的教材，他虚与委蛇，说暂时还没那个必要。

辛亥革命爆发，旧封建教材不能用了，陆费逵来了个窝里反，抓住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成立中华书局。他及时推出了自己编的适合共和政体的新课本，打了老东家一个措手不及，一下子便站稳了脚跟，迅速成为出版界老二。这套教材不仅满足当时的教学需要，而且赚足了第一桶金，从此奠定了中华书局的经济基础。

陆费逵的故事说明了出版业的两个简单真理，首先抓住机遇，把握好时代主旋律，商场如战场，不仅要准，还要够狠。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新教材，本身就是一场赌博，押的是共和胜利，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牵一发动全身，错一着输全局。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出版界航母，实力虽然雄厚，却转身困难，毕竟旧教材是其看家之本，不像中华书局那样灵活，船小好掉头，没有任何负担。

其次，教材永远是香饽饽，谁捏在手里都赚大钱，谁能垄断谁就是大腕。今天的各家教育出版社，之所以财大气粗，靠的就是教材，甚至只是很一般的教辅。要知道，因为科举制度，我们向来是个崇尚教育的国度，老百姓心目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商人重利本是无可厚非，打着教育旗号做买卖，名利双收轻而易举。

陆费逵的母亲是李鸿章侄女，时至今日，可能不知道陆费逵是谁，但你一定会听说中兴名臣李鸿章。出身名门常为大家津津乐道，按辈分，应该是张爱玲奶奶的堂姐妹，张爱玲得喊陆费逵一声表舅。

熟悉张爱玲文字的人都知道，在她中，富二代官二代皆不是什么好东西，基本上败家子，大多数没出息。谁要是以为在那个时代，大户人家的孩子就有前途，一定大错特错。富不过三代，那是太平年代，到了乱世，一代都熬不过去。往好里说，陆费逵是书香门第，其实早家道中落。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煮酒论英雄，将陆费逵与外国的爱迪生和高尔基并列，评为自学成才的典型。入选的还有叶澄衷和杨斯盛，叶是家产万贯的五金大王，杨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大王。与同样是出版大亨的张元济不同，陆费逵成为别人羡慕的成功人士，首先得力于母亲的教育。

张元济科举出身，戊戌变法失败，维新人士遭到镇压，砍头掉脑袋，政治上的无出路让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出版。那时候，陆费逵刚十三岁，已能够识字读报，受新思想影响，与保守的父亲难免冲突。好在开明的母亲支持，不赞成儿子走科举俗路，不强迫读八股文。当时的科举形同高考，敢不理睬这根指挥棒，真不容易。

陆费逵十分自豪，他一生中只付过十二元钱学费，母亲教了五年，父亲又教了一年，入南昌英语学塾附设日本专修科一年半。究竟学会了哪一门外语，我也弄不明白。他的成就不是在学问上，一个搞出版的天才，不在乎有多少学问，而是要知道什么才是学问。陆费逵的强项是知道该出什么书，什么书对世道有用，什么书对国家有好处，什么书能够赚钱，能够名利双收。

除了独步天下的教科书，陆费逵手下的中华书局还有两个绝活儿。一是印钞票，今天听起来天方夜谭，近乎滑稽，但事实就这样。我见过这种印有孙中山头像的纸币，国民政府货币改革，统一的法币都是由中华书局承印。承印不代表可以随便印钞票，这是纯粹的技术问题，只能说明你有这设备，有这能力和实力，在此之前，中国纸币都由外国公司承印。

二是印大型工具书，中华书局的《仿宋版二十四史》、《辞海》、《古今图书集成》，都赫赫有名，一般出版社玩不起，也不想玩。陆费逵要玩就玩大，而且出手阔绰，譬如字数达两亿的《四部备要》，他竟然敢许诺，谁发现一个错字，奖赏十块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