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期间的商务印书馆，有些像黄埔军校，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位出版人才，都从那儿出来。最典型的例子是陆费逵，跳槽重组了中华书局。商务和中华是出版业界的老大老二，接下来的老三老四，规模小很多，排名已没意义。

排在第三位的应该是世界书局，老板也是商务出身，先跳槽中华书局，然后又另起炉灶。世界书局的老板叫沈知方，格调不是很高，玩畅销书的高手，趣味糟糕，经济手段恶劣，鸳鸯蝴蝶派黑幕大为风行，跟他的推波助澜分不开。聪明往往被聪明误，与商务和中华相比，世界书局起伏最大，会赚钱，不断变花样，但太会投机，造成的失误也更多。

开明书店差不多可以算是第四，老板章锡琛如出一辙，同样是在商务学会了本事，再自己艰难创业。有趣的是，几位做出版的老板，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一样，都是浙江人。看来不是商务出身，不是浙江老乡，还真搞不好出版。章锡琛的籍贯是绍兴，生于一八八九年，比我祖父要大五岁。

当出版社老板，眼光固然很重要，能不能赚钱，更重要。张元济的商务敢称老大，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经济。治大国如烹小鲜，真能把一家出版社玩好了，与管理好一个国家也差不太多。张元济的继任者王云五，就曾在国民党经济最危难的时候，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相比之下，章锡琛干出版，经济手腕并不算最突出。他不能跟商务的张元济和王云五相比，比不上中华书局的陆费逵，也比不上世界书局的沈知方。但是他有知人之明，手下有个很好的团队，譬如主持编辑工作的夏尊、王伯祥、周予同，当然还包括我祖父。

开明书店风格比较实在，与章锡琛的为人性格有关，也与团队的精神追求分不开。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一九四六年，开明书店创业二十周年，出版了一个纪念册，与通常的热烈庆祝和鼓吹不一样，只是以文会友，收集了九位好友的文章，篇篇都是珍珠和精华。仿佛兰亭的曲水流觞群贤毕至，又好像华山的比武论剑高手过招，每个人都在不经意间，拿出了力作。

这九篇文章分别是吕叔湘的《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郭绍虞的《论中国文学中的音节问题》，浦江清的《花蕊夫人宫词考证》，郭沫若的《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王力的《新训诂学》，游国恩的《论〈陌上桑〉》，顾颉刚的《辛未访古日记》，翦伯赞的《台湾番族考》。

开明书店经营图书，主要是文史和教育，前些日子，《开明国语课本》热闹了一番。在文学书籍方面，出版了茅盾的《蚀》和《子夜》，巴金的《家》、《春》、《秋》。一九四九年以后，开明书店招牌不复存在。搞文学的这一拨人，与共青团中央所属的青年出版社合营，改名中国青年出版社。善于编教材的高手，去了人民教育出版社。

当年办开明书店，章锡琛很有生意眼光，林语堂编了一本英文教材，起先准备给北新书局，北新以要价太高拒绝，于是开明出了这本《开明英文读本》。林语堂的要价确实很高，每月要预支三百大洋的稿费，这时候，开明书店的所有资金，也就四五千元，可他还是很勇敢地做了这笔买卖，结果大家赚钱，据说林语堂仅靠这本书，就拿了三十万大洋版税。

开明书店不存在了，章锡琛七转八调，最后去中华书局，当副总编辑。此时的中华书局，经过公私合营，性质完全改变。他再会经营也无用武之地，只能整天和古籍打交道。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从此闷闷不乐，“文革”中又遭迫害，含怨去世。

我父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纪念文章，说章锡琛被错划为“右派”。时隔三十年，重读这些文字，不由一阵悲凉。家父也属于错划之列，对这两个字有切肤之痛，章锡琛一家被错划的还有二弟、五弟、长子、次子及次媳，这几个人都跟出版有关系，都是这方面的行家。父亲说他们成为“右派”，原因很简单，就是太内行，太懂出版，那年头，内行常会忘了自己是谁，有意无意就犯了大忌。

章家与我们家关系非同寻常，章太太是我伯父和伯母的大媒人，说笑时，也曾把父亲与章家的小女儿配成一对。小孩子对这种事照例很难为情，因为这玩笑话，害得父亲都不好意思与章家小女儿一起玩。章太太喜欢打麻将，有时也拉着我奶奶做搭子，父亲说小时候最不愿意奶奶打麻将，章太太怕他捣蛋，总是买好吃的东西哄他。

晚年的章锡琛住在北京，存款冻结，日子很清贫。我伯母不时会送些东西，有一次买了只鸭子过去，还有其他的副食品，没想到竟然害得他闹了好多天肚子。很长时间没吃油腻的东西，肠胃消化不了。父亲说起这个，忍不住叹气，章锡琛虽然是开明的老板，确实也曾经有过钱，阔过，但是为人一向低调，从不铺张浪费，用土话说是非常做人家，晚年穷困成那样，也想不到。

章锡琛活了整整八十岁，死于一九六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