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个人的记忆，大抵都应该有个起点；只是因为童年往往由一些时序颠倒的片断画面组成，仿佛面对一幅淋漓挥洒的水墨长卷，以致连作者本身也无法辨出它的始笔了。

我的回忆逆江而上，从宜都进入清江（古称夷水），上行八百里才能抵达它的源头在那里有个小镇，大约是古代的屯戍卫所，唤做汪营。

汪营傍河而建，几百户人家，多居于吊脚楼上。彩廊下的水流，在流经我童年的窗边时，还细小得尚无名字。现在想来，它似乎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线泪痕，一道随季节而开合的伤口。然而，正是这寂寞中消长的九曲涟漪，滋养了一方百姓人家。其中有个牟家，他们子弟的兴衰荣辱，却正好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奇特历史。

很长时间以来，事实上我已经淡忘了幺叔；甚至汪营小镇那摇摇欲坠如悬崖危巢一样的故居木屋，也只是在一些客梦中，才偶尔荡漾出人世间最初的温情。前几年回鄂省，大姐感伤但平静地对我说幺叔去世了，在宜昌，最后是带着微笑走的。我被大姐的话重新拉进了一段岁月，内心如潮，但言语中却仓皇得只有期期艾艾，只是点头表示知道了，仿佛就当是一个故人搬家的消息。

我真的对此是无动于衷的吗？我想起1978年在大学时写幺叔的作文，我翻看1992年在铜墙铁壁中写幺叔的笔记，我深知，他苦难的背影从来未曾从记忆中删除。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其实，幺叔和我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但我知道，在我们家人的心中，素来是视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亲戚的。患难岁月中的惺惺相惜，结下的一些殊胜缘分，时常是胜过许多平常亲情的。

幺叔姓牟，名鸿光，是汪营牟家的少爷，行六。他是牟家彝字辈的，按他们至今不乱的谱书，他就要算是最高辈分的一代了。牟家不仅在汪营，乃至整个利川都算是大姓。其中又以幺叔他们这一支派号称高升堂牟家可谓鄂西百年前真正的豪门世家。高升堂是他们祖上世代传承的客栈货栈的连锁堂号，延伸在从小镇到省城的官道上。可以想象，在清末民初的驿马风尘中，有多少商旅行贾和英雄豪杰出入于他家的屋檐。也因此，在北洋政府时代，贿选总统曹锟才会为这个僻乡蛮土的人家，亲自题匾为惠及闾里。

要说幺叔，无法回避的要先介绍他的长兄牟鸿勋。

民国年间的利川人物中，向有“三老四少”一说，牟鸿勋便是“三老”之一。他比幺叔年长许多，早在1908年便从武昌两湖师范毕业了，并经著名革命家孙武引荐，加入了当时的反清秘密组织共进会。辛亥革命前的预备会上，牟鸿勋被推为起义的司勋和政治筹备员。孰料10月9日革命党人在租界检查炸弹时不慎引爆，清军戒严搜捕，将正在准备首义的牟鸿勋和彭、刘、杨等志士抓捕。审办此案的是督练公所的总办铁忠，很快监斩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却把牟暂锁于文昌门监狱备留口供（今日武昌尚有彭刘杨路，倘牟牺牲，则此路又当多牟字矣）。坊间另外的说法是，铁忠曾为牟鸿勋的恩师，对他向来赏识，眼见清室倾危来日无多，故意笔下超生，为他留下生路。果然一日之后，首义成功，武昌光复，党人迎牟出狱，留任咨议局谋略。

但很快北洋军出兵讨伐，南北战争爆发，革命形势危急。牟鸿勋乃倡议主办革命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并亲任经理。这可以说是公开以中华民国为名的第一份报纸，在政局未稳的当时，以号召革命巩固共和为宗旨，对南北议和清廷逊位建立民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谋略处改稽查部，牟为八大稽查之一。黎元洪政府成立实业部，李四光为部长，牟出任副部长。袁世凯政府时代，牟为共和党提名，当选为众议员，并获授勋五位。

1917年孙中山兴起护法斗争，牟鸿勋潜回鄂西，偕一批革命前辈组建鄂西靖国军，蔡济民任司令，牟为副司令。直奉战争之后，黎元洪短暂复任民国大总统，牟鸿勋受邀出任总统府顾问，曾先后获授文虎、嘉禾勋章。1928年，牟在多次拒绝南京政府的电邀后，病逝于武昌。

幺叔在他的长兄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之时，还只是一个汪营小镇的富家少爷。他的父亲是国大代表，他的三哥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下文要叙述）；虽在偏远乡村，他少年时代在父兄的光芒下，接受的却是中国式最古典的贵族教育。待他长成青年时，他像每一个志存高远的儿郎一样，要负笈出游逃离深山的包围。那时的出山之路远比今日漫长而复杂，需要翻越重重蜀道走到万县码头，然后搭乘最早的小火轮奔出夔门，之后才是千里江陵那一如少年人生般开阔的大平原。

我已无法勾勒他最初的人生，约略知道的是他似乎在武昌完成了中学，之后考进了胜利班师后的南京国立师院；毕业之后留在武汉一家中学教书。

那时，浓浓的战火已经迫近他宁静的书斋。而他长兄的儿子牟秉钊，其时已经从英国海军学校毕业归来，作为军中的少壮将领，被任命为当时海军最先进的舰艇重庆号的舰长。可悲的是，就在这位年轻的舰长上岸受命之时，舰上的地下共产党发动了兵变，直接将重庆号开到了山东。蒋介石盛怒之下，只好命令空军迅速炸沉了这艘英国赠送的最佳战船，以免成为解放军的利器。

幺叔的父亲其时已经去世，三哥随国军转战杳无消息，侄子遭逢兵变，被免职，之后随败军撤往台湾。他在风雨飘摇和惴惴不安之中，迎来了武汉的易帜。那时，他还是一个无法洞穿未来历史的未婚青年。

1950年鄂西开始土改，他风烛残年的老母在汪营恐慌地给他寄出了一封信，以病危相催。纯孝的他不谙时代的颜色，乞假归来省亲，没想到却一脚踏进了世道变迁的陷阱，再也无法走出严酷的深山。

可以想象，作为工商地主的牟氏祖宗，曾经在那一方拥有过怎样的田产。他作为唯一归来的男丁，再也无法继承列祖的产业，却不得不继承先人的“罪名”。一个民国的高才生，一个少小离家的青年，在暴风骤雨的时代中，开始了“五类分子”生涯。

我大约是在三四岁左右就开始频繁出入于幺叔家。幺叔有两个孩子，长子叫艺华，次女叫亚华。亚华姐和我大姐同学，她们很快就在那个小镇成了闺中密友。我则在童年，基本是被驮在大姐的背上，开始拜谒幺叔的。

土家族乡俗，怕孩子不好养大，便要孩子对父母改换称呼；艺华哥和亚华姐都是把亲父叫幺叔，于是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地一直叫到今天。

那时幺叔的所谓家，是在沿街的一个破烂且歪斜的木楼里；似乎是因为两边邻居房屋的包夹，才不至于很快倾倒。而他在民国时候的宅院，成为汪营区供销社的所在。家慈那时是供销社的会计，于是我家也在他的故居里，分得了一间住房。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巨大的梁柱和后院回廊等建构，足以显示出旧主人昔年的辉煌岁月。

幺叔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皮匠，在他的歪斜楼下，摆一个门板，依靠为乡人修鞋补胎甚至维修手电钢笔之类，勉强维持着一家四口的生计。幺娘是先天风湿，腿脚萎缩行动不便，只能聊助家务。即便如此困顿，我记忆中的幺叔，仍旧和其他的匠人有别。他常常穿着一件小镇少有的四个兜的中山装，虽然布料已经洗薄泛白，缀满了补丁，但永远是干干净净，且在左上兜里，插着一支派克钢笔这件衣服和这支笔，也许是他作为民国文化人的唯一标记了。包括他花白的头发，也仍旧保持了一种向后梳倒的发型。就是这样一些零星的残留习惯，还能暗示着他曾经的王孙贵胄的身份。

我们姊弟之所以喜欢去看幺叔，是因为他狭窄的家里，竟然还私藏了许多民国年间的电影画报和其他书籍。在我们饥渴的童年，听他对一群完全隔世的孩子，指着一些旧日明星，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电影故事；仿佛一个白头宫女，在回忆天宝繁华那就是我们开启童蒙的精神大餐了。

幺叔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温和男人，也许是那时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对所有的人事都谨小慎微。但是他的温和不是那种点头哈腰式的谦卑，他永远不卑不亢地微笑着面对他的一切厄运，既不对孩子们使气光火，更不会和那些客户吵架扯皮。乡人们修好了一件破烂的物什，总是愿给几文就是几文。现在想来，他是见过大钱和大世面的人，即便失路潦倒了，身上依旧秉承着一种贵气；哪怕铜驼荆棘，也无法磨去那些曾经的教养。

在那一刻，艺华哥亚华姐和我的大姐，都因家庭成分的问题而相继失学。

之后未久，为了备战备荒，所有还拥有城镇户口的“五类分子”家庭，要被驱赶下乡务农。在小镇还能凭借无师自通的手艺，勉强购买口粮养家的幺叔，又不得不面对新的厄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