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我们都回到了济南，跟着战线也逼近了济南。我们三个向父亲共同提出要求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当时父亲未加反对。但是，这件事在他脑筋里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便觉得大大的不妥当。他反对的理由：（一）是我们小孩子出去做不了事，同时，战争的环境，复杂的社会对于女孩子是多么不利和危险。（二）中国不能只需要抗战的工作，将来还需要一批会做建设工作的人。我们应该在家里埋头念几年书将来为国家做教育事业，这也是很重要的工作。说我们不服便加上骂：“咱们村子上我还找不出第二家来，无论男孩子、女孩子都想出去当兵！”骂我：“你自己要走还不算，还要把你妹妹带走，你来到家里把家里的人都联合联合蒙走了吧？你还留一个给你娘送终不？”我听到这些话时，很想让妹妹留在家里，但是妹妹坚决跟我出来。父亲对培新管松些，因为是“隔了一辈的人”。

结果父亲让我们回老家，让培新种庄稼地，我和紫薇帮母亲做些事。如果我们一定要走，那时他不负责，是从母亲手里走的，将来母亲也不会怨。

我们既打定主意出来，便听从了父亲的命令回到临淄，在临离家之前回家看看母亲是应该的，同时从母亲那里出来也较容易些。回到临淄住了一夜便骗母亲说济南学校就要开学，我可以借读去，第二天一清早便走了。到济南住在“平津流亡同学会”，预备等车南下。

培新随29军军管训练班先我们南下。

不久二哥从北平脱险到济，与他同路南下。他到临大，我们来西北。我们是这样从家里走出来的。

四妹来到西北学了一年日文，能读书报及会话，现在工作。我来到这里从1937年11月起到现在都是在学习，大概还要学5个月的样子。

在这儿学了半年虽然常常觉得自己进步很慢，但与未来西北之前比较起来是多知道了不少东西，对革命的基本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过去只知道革命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产生革命及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便不知道了，学了政治经济学对这些有了初步的认识。

据于若木回忆，当时大批的平津流亡同学集中在他父亲创办的山东第一师范，分批去延安。她记得当时李昌也在那里。她和妹妹于陆琳一起，在乔彬的带领下，从济南奔赴延安。

同行的还有陆平。陆平是笔者所熟悉的，因为他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笔者正在北京大学求学。

于若木强调说，她离开山东时，乔彬从中共山东省委给她开具了一封组织介绍信，这一点在当时极为重要。有了这封组织介绍信，她一路上得到中共各地组织的帮助，很顺利地到达西安。

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由于有组织介绍信，于若木马上被安排搭乘一辆装棉被的卡车前往延安。棉被堆得老高老高的，18岁的于若木就坐在棉被顶上。还好，那时还不算太冷。

于陆琳记得，1937年10月到达延安时，她和姐姐一起被安排住在招待所。住在对面房间里的是陈伯达，当时，陈伯达带着夫人、儿子刚来到延安。

到了延安，于若木便持中共山东省委介绍信前往中共中央组织部报到。她后来才知道，那封介绍信很被看重。因为从全国各地到延安的中共地下党员不少，但是很多人限于当时的环境，没有带组织介绍信，这样在进入延安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要对这些党员进行必要的审查。于若木由于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表明她历史清楚，所以颇得组织的信任。

于若木记得，她到陕北公学那天，正好遇到前来报到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

到延安后，她改名于若木。“若木”是她自己取的。笔者问起“若木”的含义，她说，那是在她从济南出发前，找了本《辞源》，从《辞源》上选了这个名字。“若木”出自《楚辞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若木，按《山海经》解说，是一种“青叶赤花”之树，长在“日所入处”。她的父亲从小给她讲解《楚辞》，所以她喜欢《楚辞》，取了“若木”这个名字。

在报到之后，于陆琳和于若木一起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成立于1937年7月底，第一任校长兼党组书记是成仿吾。校址最初设在延安东门外的清凉山下，不久迁往杨家湾。

于陆琳记得，她和姐姐于若木分在同一个队里——5队。这个队一共13个女生，于陆琳的年纪最小，被大家笑称为“十三妹”。当时，在这个队里，除了于若木两姐妹之外，还有卓琳三姐妹。后来，卓琳成为邓小平夫人。吴亮平夫人三姐妹也在这个队。

于若木在陕北公学学习不久，就被派去护理陈云。其中的原因之一，便由于她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被视为在政治上很可靠，符合“老实可靠”的条件。

于若木在那封写给大哥的信中，这么写及四妹于陆琳：“四妹来到西北学了一年日语，能读书报及会话，现在工作。”

学习日语，是为了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工作。这是一项在当时极为机密的工作，于陆琳能够从事这项工作，表明组织上对她的充分信任。

于陆琳在给大哥的那封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们现在都很好，也许比你想象的更好些。虽然都离了家并弄得四零五散，但都是在为了目前的抗战，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而工作着，所以感到格外的高兴。

“你我都是老实人”

笔者问起于若木来到陈云那里从事护理工作，怎么会从“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关系”？

于若木说，陈云最初问她的历史，她作了回答。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于若木还回忆，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那时，她唱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

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后来分手了。

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这么一段发自肺腑的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这在于若木的妹妹于陆琳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曾提及：

你大概还不晓得我也同我三姐来到西北了吧。我们来了不久之后，二哥也来了。不过，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出去了，现在在鲁西的游击队内工作。

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唯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简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办了婚礼。

后来，消息传开来了，有些人要陈云请客。当时，陈云手里有点钱，论请客也请得起。可是，他没有请客，因为他以为没有必要摆场面。

于若木说，别以为当时在延安婚礼都这么朴素，也有人大操大办呢。延安一家报社的主编结婚，在延安的“合作社”办了几十桌宴席。当时，“合作社”是延安的最高级的“宴会厅”。那位主编因为常写文章，有稿费收入。不过，婚宴几乎花尽了他的积蓄。不久，他死于肺结核，死时还未能还清婚宴的债！

于若木还说，陈云的记忆力很好，在延安，他能叫出上千名干部的名字。陈云认为，他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应该熟悉干部。

陈云和于若木结婚不久，邓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邓小平得知陈云和于若木的恋爱经过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相赠：

千里姻缘一线牵，

鼻痛带来美姻缘，

中山政策女秘书，

先生路线看护员。

诗的第三句中的“中山”指的是孙中山。孙中山跟宋庆龄的结合，初缘起于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诗的第四句中的“先生”指的是陈云，而“看护员”当然就是指于若木了。

从邓小平这首打油诗可以看出，早在延安时期，邓小平与陈云的关系就相当亲密。

笔者向于若木提出了一个细节问题：她和陈云之间如何称呼？

于若木笑了，因为还没有人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告诉笔者，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他“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她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而年龄又相差较大所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于若木曾经这样说道：“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正是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陈云同志总是循循善诱，不断提高我的思想和觉悟水平，逐渐弥补我们之间因年龄、职务、生活经历的不同而造成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一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上，我总是不仅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而且当成他的学生和下级。我欣赏他的智慧和工作的果断，更敬重他那像水晶一般透明的党性和人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家庭生活自然是融洽和谐的。”

婚后，于若木仍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校在延安城东郊区的桥儿沟，离城里相当远，所以她只有在星期六下午才能到陈云那里，星期日吃了中饭回校。“住礼拜六”便是这么来的。

于陆琳记得，当姐姐于若木和陈云结婚之后，她曾经去看姐姐。

那时候，于若木和陈云住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窑洞。那是一排三孔窑洞：一孔窑洞是陈云办公室，一孔窑洞是陈云卧室，还有一孔窑洞陈云秘书贾震住。

那天，正遇上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于若木恰巧又不在——她一早就去看望徐冰（后来曾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了。于陆琳急得哭了起来，陈云连忙安慰她，并派出几个警卫员去找于若木。这时候，日本飞机的轰炸非常厉害，中共中央组织部那里的窑洞中了7枚炸弹。当时，陈云把于陆琳安排在最安全的地方——两孔窑洞之间的通道里。日本飞机几度前来轰炸，于陆琳安然无恙。直到下午，于若木回来了，于陆琳这才破涕为笑。

于陆琳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中共中央党校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附近，于陆琳常常去看望姐姐于若木和姐夫陈云。

那时候，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第19班。在她的同学之中，有社会科学家马洪。

于若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等，学了5个月之后，结业。然后她进入在延安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学习。马列学院成立于1938年5月5日，那天是马克思120周年诞辰。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第一所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被誉为延安的“最高学府”。首任院长由张闻天兼任，院址设在延安北郊的兰家坪。

于若木记得，来马列学院讲课的，大都是延安的名家。比如，她听过张闻天讲列宁主义和战略与策略，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吴亮平讲列宁主义问题。陈昌浩、艾思奇也来讲课，印象最深的是陈云来讲党的建设。陈云所讲的革命的坚定性，给了她很大的启示。这样，陈云跟她又多了一层关系，即师生关系。

在马列学院的学生中，既有于若木这样不到20岁的高中生，也有丁玲这样的“名人”学生。李先念、宋平当时也是学生，所以，后来李先念、宋平见了于若木，都说彼此是“同学”。

于若木记得，在马列学院的同学中，还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林默涵也在马列学院学习过。

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于若木依然“住礼拜六”，即在星期六回到陈云那里。

从1938年起，于若木在马列学院学了3年。1941年，她因为怀孕，妊娠反应很大，不得不离开马列学院，回到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时，马列学院成立研究室，于若木在研究室学习。

在1942年1月，于若木生下长女，由她取名“陈伟力”。她觉得这名字响亮，好叫，又有一定的含义，陈云也认为取得好。

我问，怎么会由你来给女儿取名呢？

于若木说，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由她取名。

陈云很喜欢孩子，把孩子交给保姆带，他都有点不放心。最初，妹妹于陆琳前来照顾于若木和孩子。后来，于若木就自己带孩子，带了一年多。

1944年3月，陈云调离中共中央组织部，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当时，正值陕北财经极为困难之际，中共中央调陈云解决这一难题。西北财经办事处的主任为贺龙。

这时，孩子大了一些，于若木就担任陈云的机要秘书，为他收发文件，处理来往的重要公文。

到了1945年1月，于若木再度临产，又是妹妹于陆琳前来照料。

据于陆琳回忆，一天夜里，于若木即将分娩。当时尽管立即派出警卫员，前往延安中央医院请大夫接生，但由于路很远，来回用了很长时间。于陆琳记得卫生部长贺彪就住在后面山上，她马上上山去找他。山很高，又不知道贺彪住在哪一孔窑洞，于陆琳就挨门挨户查问，最后终于找到贺彪。

贺彪赶到时，孩子屁股已经出来了。幸亏他来得及时，顺利接生孩子。但是，孩子出生时，已经不会啼哭——这是相当危险的信号。就在这时，延安中央医院的大夫带着器材赶到，给孩子打了一针，孩子终于“哇”的一声哭了……

于若木生下的是长子，便由陈云来取名。那时，发电报习惯于用韵目代日。陈云常拟电报，所以对电报韵目极为熟悉。长子是在13日出生的，13日的韵目是“元”，所以陈云就给长子取名“陈元”。这“元”字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元”月出生；“元”又是“第一”之意，也就是长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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