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陈云很重视“治天下”，这样，便由陈云负责东北大城市的接收工作。当时，与陈云一起接管沈阳的伍修权，对陈云“治天下”的本事表示钦佩。

在飞往东北时遇险

1945年9月15日上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由于油箱里的油不够用，不得不在山海关机场临时降落，以便加足油，再飞往沈阳。

这架飞机在降落时，发生了事故。由于苏联驾驶员的失误，飞机竟在跑道中段降落，一下子就冲出了跑道，栽进了跑道尽头的稻田。顿时，机头埋进泥里，而整架飞机竖了起来，飞机的尾巴直翘蓝天，机身几乎垂直于地面。

陈云就坐在这架飞机里！

据同机的伍修权（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回忆：

（飞机出事故时，）将我们这批乘客连同装运的东西，全都倒进前舱，我和段子俊、莫春和同志被撞成了轻伤，彭真同志的头部也受了撞击，叶季壮同志受伤最重，翻倒的油桶和无线电器材，一齐压到他腿上，使他吃了不少苦头。陈云同志是幸运者，当飞机出事时机舱前门被撞开了，他被一下子推进驾驶室里，居然未受伤。

当陈云在山海关机场遇险时，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握手、谈判。国共两党代表后来在1945年10月10日正式签订了《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

其实，不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心中都明白，那只是“纸上的东西”罢了。

国共决战，已迫在眉睫。

陈云和彭真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到哪里去呢？

毛泽东说：“去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显示了他的战略远见。毛泽东看中东北，那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而东北又是极为重要的工业基地，邻近苏联，因此毛泽东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迅速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

后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1946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毛泽东这一着棋，果真十分厉害：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东北，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中将”身份出现在沈阳

毛泽东还在重庆时，1945年9月14日，那架苏联军用飞机降落在延安东关机场。飞机是从沈阳飞来的，机上坐着中共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以及一位苏联红军大校，以及一位苏联红军少校翻译。他们此行，是为了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取得联系。

刘少奇在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后，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把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位候补书记派往东北，领导那里的工作，并和苏联红军协调行动。

于是，陈云结束了在延安的8年的安定生活，又开始步入大动荡之中。

据彭真回忆：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对外是指抗联组成的自卫军、原东北军将领组成的自治军和冀热辽的八路军）总部，并决定调2万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

其中，派伍修权去，还考虑到他精通俄语，可以在与苏军进行高级会谈时兼任翻译。

这样，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一起，在9月15日上午搭乘那架苏联军用飞机，前往沈阳。

这时，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俗话说：“兵对兵，将对将。”考虑到他们到了东北之后，要和苏联红军的将领们见面、会谈，最好要有军衔才好。因为苏联红军是实行军衔制的，很讲究军衔。可是，陈云他们当时都没有军衔，去东北工作就诸多不便。于是中共中央军委临时授予他们军衔，发给写有中、俄两种文字的军衔任命书。彭真、陈云、叶季壮授中将衔，伍修权授少将衔，段子俊、莫春和授上校衔。

这么一来，陈云成了中将。

不过，就陈云曾在长征中担任红军五军团党代表一职来说，授中将衔却也是恰如其分的。

不料，陈云中将登上那架苏联军用飞机之后，却遇上了那场意外的危险。

屈指算来，这是陈云一生中第四次遇险：

第一次是向忠发叛变，差一点使他在上海被捕；

第二次是从上海去江西“苏区”途中，差一点落入国民党军队包围圈；

第三次则是在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延安时被埋在窑洞里；

这一回，虽说他有惊无险，不过，也够“悬”的了！

由于飞机出事，陈云他们不得不从山海关改乘火车到锦州，在那里住了一夜，医治伤员。

翌日，再乘火车前往沈阳。到达沈阳时，已是9月18日——正好是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纪念日，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又正巧发生在沈阳。

那时，沈阳在苏联红军的占领之下。果真，在与苏军司令见面时，陈云虽然没有佩军衔、肩章（那时中共部队没有军衔、肩章），但是出示那张用中、俄文写的中将证书，倒也很派用场。

就在彭真、陈云到达沈阳之后，10月31日，中共中央来电，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员。这时，林彪尚未到达东北，就由彭真、陈云先主持工作。

那时，东北的三大城市全在苏联红军手中。中共中央曾有过“独占东北”的设想。

这是因为“东北还没有国民党军队”，一旦实行“拒蒋进东北”，“由我控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和交通线”，便可以实现“独占东北”。

苏联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照理，苏军应当把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三大城市都交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可是，很出乎意料，苏联红军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进城！

原来，苏联有自己的打算，他们不愿跟美国以及蒋介石闹僵。苏联宣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是“有限的”。

蒋介石当然明白东北的重要，从1945年11月起，便命令大批国民党部队乘船从秦皇岛登陆，日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扑来，迅速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急于北进，夺取东北三大城市，即沈阳、长春、哈尔滨。

这时，面对蒋介石北进的大批部队，苏联红军竟要求东北人民自治军撤离沈阳。苏军驻沈阳的少将衔卫戍司令毫不客气地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

彭真反驳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

考虑到苏联红军的这种态度，也考虑到蒋介石调遣了大批部队进入东北，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由中国共产党“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必须改变计划。这样，他们不得不放弃了沈阳，退至哈尔滨。

1945年11月初，陈云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

1945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由哈尔滨转移到宾县，在陈云主持下召开了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会议。

由陈云主持起草，以他和高岗、张闻天的名义，于1945年11月29日及30日，分两次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中共中央发去《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电报。这一电报，如今收入《陈云文选》。

陈云在电报中指出：

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

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中共中央考虑到与苏共的关系，为避免冲突，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

毛泽东于1945年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即如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制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着名战略方针。

这时，于若木在妹妹于陆琳陪同下历尽艰难，带着两个孩子，从延安来到哈尔滨。

于若木是这样向笔者讲述的：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还是安定的。

日本投降后，陈云和彭真一起乘苏联飞机飞往东北，于若木带着长女陈伟力以及出生不久的长子陈元留在延安。

在陈云到东北工作不久，于若木带着两个孩子也前往东北，从此开始了动荡的生活。

于若木没有机会乘飞机，而是走山路前往东北，尤其是陈元还不满1周岁，她拖儿带女，一路艰辛。

于若木说，她当时最好的交通工具是“骡轿车”——两匹骡子中间架一个“架窝子”。她带着两个孩子坐在“架窝子”里面，翻山越岭。从延安这么走了一个多月，才终于到达张家口。

张家口是当时中国解放区中最大的城市。在张家口，于若木和妹妹于陆琳受到聂荣臻很好的照顾。只是由于张家口到东北解放区的路不通，于若木带着孩子在张家口等了好几个月，这才来到哈尔滨，和陈云重逢。妹妹于陆琳则留在张家口工作。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的四平、长春、吉林。

1946年5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迁入哈尔滨。

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北局重新分工：

林彪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

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五人组成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

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决议《东北的形势和任务》。

这一决议是陈云起草的，如今收入《陈云文选》第1卷。这一决议，实际上就是具体贯彻和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

中共“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进入东北的部队迅速地从10万人扩大到30多万人。

国共之间终于在东北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

深夜风雪长白山

于若木记得，在到达哈尔滨后，住了些日子，形势吃紧，家属转移到后方。于是，于若木来到了佳木斯。

于若木来佳木斯才一个星期，陈云就奉命南下，到南满工作。

那是在1946年10月中旬，蒋介石来到沈阳，制定了东北作战方针：“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蒋介石集中了8个师，大约10万人，分三路进逼南满。

南满成了两军争夺的重点。

经中共中央同意，派出陈云和萧劲光一起前往南满工作。1946年10月17日，陈云和萧劲光从哈尔滨坐火车启程，一个月后抵达临江。

据于若木回忆，她和陈云，还有萧劲光等一起经过吉林省的图们市到了朝鲜平壤。

于若木和两个孩子就留在平壤，而陈云和萧劲光则从平壤到南满去。因为在战争年月，带着两个孩子是一个负担，所以于若木无法随陈云同行，就和萧劲光的家属一起住在平壤。

萧劲光则这样回忆道：

陈云和我南来以前，辽东地区正处于斗争最艰苦、形势最严重的时期。我军不足4万人，被压缩在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县狭小地区内。

当时部分干部对坚持南满根据地缺乏信心，希望向北满转移。

枪声响了，炮声响了，陈云这位“中将”也投入军事指挥工作。虽说陈云多年来一直从事文职工作，但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谁都必须学会打仗。

当时的形势是很严峻的。陈云曾这样写道：

群众鉴于日俄战争、“九一八”、“八一五”的经验，认为后退者必一去不返。因此，他们认为我军大势已去，眼看已得利益不可保，并且最重要的是自己利益不多，不值得为此而拼死斗争。所以敌来时，大家不逃，村干部出来维持顽军（也是顽军的需要，要他们派夫派差），所有我寄存群众家中或埋藏的物资（群众知道的），群众统统献给顽军或保安队、警察。

萧劲光则是这样回忆的：

12月中旬在七道江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仍有部分同志主张“主力北撤，保存力量”。这时，敌正向北梅河口、辑安进攻，必须从速决断。我向陈云报告这一情况，他深夜冒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立即同大家交谈。他从东北战场的全局出发，详尽地分析了撤出南满与坚持南满的利害关系，强调只有坚持南满，与北满形成有力的掎角之势，才能挫败敌人的战略企图。最后他说：你们让我来拍板的，我拍板就是要坚持南满，坚持就是胜利。

话虽不多，却是掷地有声，关系整个东北战局。

尽管关于陈云生平的文章极少，但是笔者还是查到了一篇关于陈云在东北指挥作战的回忆文章。那是当年出席“七道江会议”的彭嘉庆写的，题为“艰难时期的正确决策——记陈云同志主持的‘七道江会议’前后”。

在南满，七道江等几条江，倒是有点历史名气。据云，唐朝薛仁贵征东，高丽（今朝鲜）将军盖苏文从一道江经八道江向临江方向败退。另外，“满洲国”皇帝溥仪1945年也是沿这条路逃跑，到了大栗子被苏联红军擒获的……

1946年10月，国民党对东北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调集重兵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进行重点进攻。

1946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的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种意见主张放弃南满，开往北满；另一种意见，主张坚守南满。

当时，气温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在秋天时打运动战，嫌棉衣太沉，都扔掉了，这时却找不到冬装补给。再说，在山沟里，没有油盐供应，战士只能吃点老百姓的酸菜水。玉米窝头被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牙齿咬不动，只好用口水泡软了啃着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