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惠回来了。

我暗自庆幸阳阳又开始专心致志学习了。我努力把以前的事告一段落，对文惠显出百般爱意，不是装的，我告诉她没有爱情的生活是野蛮的生活。她像打量动物一样的眼光在我身上搜索，看样子她很失望，没从我身上找到动物的特征。我没有太多的幽默，因为我在书上读到现在有很多女人喜欢男人的幽默，推断她肯定也是喜欢的。我想了半天，给她讲了一个从别人那里听来的非常有意思的笑话：说是有一大款给孩子娶亲，花重金在乐团找了一群乐手，其中最牛的是乐团吹小号的，那小号在咱京城也是有名的。据说此君在乐团也是牛到家了，凡人不搭理。那天正在那大款家休息室，来一孩子，不经意踩了他一脚。他不干了，张嘴就骂人。可那孩子并不还嘴，只是瞅着他笑。久了，他便问你老是瞅着我乐是什么意思？那孩子说，我瞅你特别像我爸。他听了特高兴，把同事都叫过来，说他白捡了个儿子，又是抓糖又是拿吃的，然后问那孩子他哪儿像他爸。那孩子不慌不忙退一步说，你一吹那小号，鼓起的两个腮帮子像我爸那俩蛋子。这个笑话讲完我自己都笑了，文惠不但不笑，反而说我下流。我承认，我的幽默没到火候。她不愿笑，或者说不愿为我笑，她弄大家闺秀风度最让人受不了。我不能暗示她，心里感到委屈，渴望她能还俗，实在找不到借口，便又得向她乞求温柔。在茫然和虚脱里，我才能寻到片刻的心理平衡。她烦时，能半天不说一句话，显得很有主张；可她没主意时也能做到持久的缄默，看上去还是挺有主意的。她这手最能打乱我的阵脚，弄得我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她还能把这种缄默传染给我，让我也不吱一声在旁边做痛苦状，往往是我沉不住气。她不在的这些日子里，还是发生了一些事，我赶忙告诉她我最近要去跟一个剧组拍电视剧。她真的很高兴，以为是我编剧，弄清原由，还是很高兴。我想她是因为我和“影视圈”有点儿联系而感到好奇，倒不是我又有了份活儿。不管怎么说，她高兴我就很美。

文惠的服饰在变，她已经懂点儿穿衣服的门道，知道自己不漂亮，就偏重特点。我不能把细节一一指出，但这种感觉时时在压抑我，弄得我们现在的关系很清白。可我很恼怒，每次遭到拒绝时，她的事由总是那么高尚、那么文明，还不时失机抛给我一种甜蜜的希望。回来后，她工作似乎更忙，匆匆而来，匆匆而去，而且仅限于和我聊天。我也奇怪自己，脾气就那么好，整天蔫头日脑臊眉耷眼跟着她的思路。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关系可能是恢复到正常化了。以前太不负责任，每次都是颠鸾倒凤，事后吵吵闹闹，相互指责。现在倒好，尽聊高雅的，自己也觉得高雅起来。我问文惠我还有没有希望，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什么退路的半成品。她微笑不语，躲闪敏感的话题。而我专找来劲的，我说：“我求你了。”

她一脸正气，警惕并有些犯傻充愣，问我求什么？

“我哪敢明说，比如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彼此的肉体联系有些生疏，应该让它们认识认识。”

“还不够明白吗？我确实没兴趣。我整天工作，有点儿时间，你说我能不想你吗？你老是说肯定不能这样下去，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一天天下去了。”

“文惠一天天好起来，希圣一天天烂下去。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真理。”

“别贫，瞎逗什么。”

文惠笑了，回来后好些天了，她这是第一次显得开心。我说：“这么一弄连我也没情趣了，反正你就是在不断提醒我，现在的生活不合乎规范。其实不用说，什么事情都有出头那天，到那天我们都老了，还有什么意思。”

“你放心，我这人虽然善良，可没那么大耐心。你有吗？”

“有，老实说，只要能活下去。我都习惯这种生活啦，是清贫点儿，你明白我指的清贫是生理上的清贫。”

“真够没意思的。你总得有个打算吧。”

我说：“又来了不是，我的打算还少吗？现在社会上像我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除了等待，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假如真没辙了，等不下去了，自然就有选择了。你就会用不争气来形容我，你说起来是比较走运的，找到了好工作，又是提干学习什么的，反过来倒看什么什么都不顺眼了。这种时刻你该最富有同情心。我看你卖……看我也特顺眼。”

“你他妈放屁，我什么时候看你不顺眼了？你倒是说啊。”

“还用说吗？”

“是，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张罗和我上床，我能不烦吗？”

“你是圣人吗，摆什么架子。这段时间我千方百计讨好你，没有条件，我创造条件，用不了几天我可能就到中心剧组去了，不也是工作吗？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不用逼我说，你要觉得没劲可以直接告诉我。瞧你学习回来，全变了，说话跟女领导似的。”

她抄起一本《北京土语词典》砸将过来。我躲闪不及，正中鼻梁。几百页的书张开翅膀却只从鼻梁到嘴巴子留下一道通红的印。我用手捂着说：“你好歹毒呀。”我的话听上去颇像一句蓄谋已久的台词，连我自己都有点儿感动。老文惠愣住了，半天才哭丧着脸轻轻摸挲着我脸上那道红印。我克制住冲动，冷眼打量这个因为调到国家旅游局而变得有些“歹毒”的女人，想她也真是到头了，怎么想到用书攻击我，她手边要是真有把牛耳尖刀，八成也敢掷过来。我只能忍，反正她也算是做出了让步，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我要的是那本薄的，那本《性是必须的吗》。”

文惠搂着我，笑了。

正好我想拿点儿糖，没像饿狼那般扑上去。这时，田大妈闪进屋，老太太的敲门率是百分之九十，今天轮到倒霉的是百分之十。她嘴里说不打扰，屁股却落了座，递给我一个小学生练习本说，这月该我收电费。我说：“一直不是楼下那退休老师收吗？我可是付了半年幸苦费的。”

田大妈说：“你现在也不上班，呆着也是呆着，做点儿好事不是挺好。”

“我没时间，不行再多给她点儿钱，您看怎么样？”

“你别这么没觉悟，也应该讲贡献，人家老教师是看大家忙才尽义务。你没工作了，当然……”

“这么着吧，这是十块钱，我每月就拜托您老人家了。”

“你这孩子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要是为了工作忙不开，我倒可以帮你。这成什么样子，不成雇工了吗？”

我把钱塞进田大妈的衣兜，半推半搡把她弄了出去。老太太也太差劲儿了，其实她老人家也没事，怎么就不能为同类着想着想呐！我确实有点小题大作，觉着真没意思。我举着小镜子照嘴巴子上那道快消退的印痕。我说我有时觉得自己特别没出息。文惠说她也有同感。她的话我不爱听。我和阳阳也讲过类似的话，起码阳阳问我怎么没出息。文惠是把我看透了，跟一个看透或以为看透自己的人生活，肯定是够累的。

我还不死心，说：“有戏吗？”

她说：“没戏。”

“没戏就没戏吧。”

听完我的话，文惠挺美。她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对我满不在乎。我看的出来。

文惠对我的态度大概是因为我的思想没和社会同步。我敢说她也没弄明白眼前发生的一切。再比如类似田大妈这等人，她们看不惯，更多的是接受不了“自由职业”这个概念，往深了说，实际也包含着对自己前途的担忧。我还敢说，无论哪个倒霉的小人物一旦落到“自由职业”的处境，大多数人能乐观接受这种命运，但却无法摆脱由于社会强加给他的等级观念而造成强大的自卑。其实，我就有点儿觉得自己不正派，很像该读书的学生不去上学而在街上闲逛。我避免碰到邻居，害怕他或她问起我的处境。我想干或正在干的事(比如写书)，不过是块堂而皇之的遮羞布，今后我可能会改变，但现在我还是希望过一种安全的生活。我并非特别自私，常常也生出大人物才特有的对社会的谅解。

我只需要简单地活着，从来都是如此。

不上班，也看不到太阳升起，见天守在阳台，倒是能欣赏到落日的余晖。这个过程倒是像则寓言，寄予着我这类人对社会某种开明的念头。细微的变化是从无可奈何的自卑中寻觅到很幼稚的自信。同时我也发现我有时越发能装得像个大人物对待周围的一切，若将一些真实的念头公布给朋友，我相信他们兴许不会惊讶，大多会认为我不太争气的野心没有得逞，显得有些丧心病狂罢了。我倒是希望有人这样评价，至少证明还有人留意我。当然没有，即便有也是和我一样属于比较不争气的一类。胡然倒是没忘了我，给我寄来一些资料，地址又变了，头衔从副总裁变成总裁，信中写他现在主事了，一切不太顺利，但蓬勃的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又张罗让我去深圳。和我的乐观估计一样，这厮就在关注我，还寄来一张看上去挺正经的表格，跟二十多年前我填的入团申请书差不多。我猜这小子肯定开始行骗了。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还愿意把这表格当正事。

我电话里告诉了文惠，她认真了，不让我去深圳。“我不让你去么。”就这么个酸不留丢的嗔怪。在无法证实真情假意的情况下，我那没起子劲又勾了上来，对她讲“特别想你，希望和你厮守在一起”时，真不是出于诚恳。她冷冰冰地告我，她忙，不能和我比。然后就不吱声，等我放电话。我不可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文惠明明知道我这是为了她。

最弄不懂的还是我自己。文惠真要张罗和我结婚，我还真怀疑自己会不会打退堂鼓，那样我就是捡破烂收旧家具也得出去跑，也就不可能朽在屋里伸伸懒腰胡思乱想了。我需要活动，但该是充满速度感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