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正如狼、鸟和海豚等群居动物，我们生命总是在群体的归属中得以盛放。我们习惯将自己作为各种社会性集体成员来界定自己——家庭、公司、社区、国家、朋友圈子、运动队、宗教组织、大学校友会、摇滚乐队粉丝俱乐部、缝纫爱好者团体、乳腺癌幸存者、“facebook”（社交网站“脸谱”）上的朋友。我们以各种方式让自己与他人建立联系和互动，以使生活更有意义。

人际关系意味着我们与爱人和朋友可以在生活中最具有挑战性的时刻，深情地开怀大笑，意味着被人信赖和信赖别人，也意味着简单的解脱，和一起享受欢乐时光。

女性的友谊，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及亲密的伴侣关系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失去与这三个主要圈子的关系，我们会感觉迷茫，经历孤独，因缺乏其他女性的支持和意见而沮丧，在工作场合觉得压力倍增。人际关系对我们健康和幸福的各个方面都非常关键。当我们以积极方式与人交往，我们能够分享爱，共同学习和成长。

四、女性友谊——生命的滋养品

什么是女性的友谊？这是一个过去甚少涉及的课题，直到最近，科学研究发现，友谊对健康幸福而言，甚至比家庭关系更关键。例如，对三千名乳腺癌专职护士的研究发现，没有亲密朋友的女性与有十个或更多亲密朋友的女性相比，前者死于乳腺癌的概率是后者的四倍。朋友间的亲密似乎不单单是一个因素。换句话说，不仅仅是提供举手之劳的帮助——端一碗汤、开车送你去医院、临时有急事帮你照看孩子，或是一个电话、一封邮件，而是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研究者发现，让人吃惊的是，与朋友形成鲜明对比，有配偶的人并不与幸存产生必然的联系。

当我思量自己的女性朋友时，一个词在我脑子里冒出来：“生命的滋养品”——女性朋友间互相滋养心灵。我们习惯于在别人需要时相互抚慰，为彼此的成功庆祝，让日常的琐事变得更有趣。我发现，独自钻牛角尖会让人疯狂，当与女性朋友们一起时，我能从死胡同里走出来，更多地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朋友让我的目的更具有意义——当然，她们也会让我开怀大笑。开怀大笑是健康充实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与朋友们一起大笑，能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给你支持。作为成年人，我最喜欢的时刻，就是和一群非常棒的女友，在闺密家的餐厅中围坐一桌，吃些简单的奶油培根意大利面和巧克力。如果没别的事情可做，我们会发泄情绪和压力，这让人感觉很好——朋友们甚至会告诉我：“你的生活并不如你想象的那样混乱，也并不糟糕。”当们和女性朋友、最好朋友在一起时，往往会分享一些幻想，发些小牢骚，窥探些私密的事情。决定该嫁给谁，在哪里生活，或是干什么工作，该对把垃圾扔在院子的邻居该说些什么，碰到这些问题，我们都愿意去找女性朋友。当我们的生活脱轨之时，女性朋友会给我们意见，并伸出援助之手。

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医生，患者来我办公室咨询，常常是因为和配偶、孩子与其他家庭成员，甚至同事发生了冲突，但很少是因为与朋友发生了冲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和朋友意见一致。我们时常越过别人的底线，偶然冒犯别人，放别人鸽子，或是没给别人足够的关心。但可能女性天生情商比较高，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会开诚布公谈及自己的情绪，解释误会，宽恕别人，然后继续生活。

当涉及以四十不惑的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挑战时，女性友谊是个关键。我的一个亲密朋友有一次说，你可以通过一个女人与别的女性之间的友谊来评价她的品质。给她带来价值的并不是友谊的长度，而是友谊的质量。友谊可以是一时的，也可能是一生的，它以另外一种方式为我们提供强大的人际关系。

简·哈贝尔是位四十三岁的单身母亲，职业是洛杉矶公设辩护人。如果你见过她，绝对猜不出她来自哪里，以及她曾经是多么不同的人。她把这些变化归功于与一位女性的友谊：杰西卡·巴尔马克。

简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一个福音派基督教家庭长大。她和家人一周去两次教堂。直到简进入高中高年级后，父母才允许她与男孩子约会，那时她十七岁。

简去了中西部的一个基督教大学，那几年，她开始变得沮丧，怀疑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底特律郊区生活更多是符合父母的，而不是她自己的价值观。因此，在大学高年级，她开始计划逃避——申请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出版程序课程。简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二十二岁的她仍然“纯真无邪”，她兴奋地背起行李，开始了“马萨诸塞州的剑桥”的冒险之旅。她在那里遇到了杰西卡——从此她的生活开始变得不同。杰西卡·巴尔马克成长于一个与简完全相反的环境。她的母亲和一位女性约会。父亲又娶了一位来自克什米尔的医生，并改信了伊斯兰教。不仅如此，在1973年，杰西卡的父母在马萨诸塞州的联合监护案中第一次胜诉了。

简和杰西卡在出版的课程中成为好朋友，经常在一起。杰西卡喜欢简让自己感觉很聪明、智慧的方式。杰西卡说：“简对我有着惊人的信心。我不确信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但是当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有种被信任的感觉。”同样，简也说杰西卡让自己感到被理解、支持和接纳。“我离开密歇根时有很多担心，”她解释说，“我能和自己世界之外的人建立关系吗？这种关系会是一种堕落或是破坏吗？我会失去我的家人吗？杰西卡对生活非常有信心和热情。有她在时，我觉得自己很放松并很投入。她彻底接纳我，对我们的友谊感到开心，让我相信别人也可能将我看成一个有趣而不是避之不及的怪人。”完成拉德克利夫的课程计划后，简和杰西卡决定搬去出版界的中心纽约，虽然简最初的计划是返回迪尔伯恩。这两位年轻的女性每周至少见一次面，经常在曼哈顿一起度过开心的时光。在杰西卡搬去夏威夷之后，她们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有可能，她们就会互相拜访。

在杰西卡的影响下，简发现了真正的自我。简放弃了福音派信仰，去了研究生院，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如果不是杰西卡，简觉得自己可能将返回迪尔伯恩，福音派仍将是她生活的全部。

她们三十多岁时，简搬去洛杉矶，杰西卡搬回波士顿。她们失去了联系，但简仍然在杰西卡影响的生活轨道中继续前行。简现在和三岁的儿子生活在洛杉矶，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作为一名在家工作的自由职业编辑和广告文案撰稿人，杰西卡现在与第二任丈夫以及六岁的儿子生活在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郊区。

在失去联系十年后，简和杰西卡最近通过facebook重新获得联系。杰西卡几年来一直试图和简联系，但是找不到她。两位女性错过了彼此，两人都对此非常失落和难过。现在她们对重新建立起友谊非常兴奋，觉得肯定能一如既往，尤其她们现在都已经有了孩子。

简和杰西卡非常幸运，在年轻时就找到了如此亲密的关系。她们彼此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她们意外地失去联系，这种影响也未曾消失。我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尽管分隔了很长时间，女性似乎仍然能重新建立起联系。这是女性友谊最动人的地方——历史弥珍。

成年后的友谊

我们可能会认为，进入四十岁后，我们已经结交了所有需要的朋友。童年和大学时代的朋友，同事，以及其他的年轻母亲，已经足够了，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我们只是没更

多的时间或力气结识新朋友。总有一些变化的时刻，当经历了一些意外生活事件时，非常棒的新朋友进入我们的生活，这尤其可能发生。这些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友谊常被证实是最强大的。

因为一场危机，利维娅和艾琳在生命的晚期成为朋友。她们在研究生院结识，当时都年近四十。利维娅·伊斯坎达尔长着一头棕色齐肩的卷发、浅棕色皮肤。她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在雅加达长大，其间只在澳大利亚待过五年。由于在海外的关系，即使利维娅是一个印第安人，她仍觉得自己好像属于第三种文化。她在二十多岁时遇见并嫁给她的丈夫。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们俩都在伦敦靠著名的志奋领奖学金攻读硕士学位。在近七年后，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从伦敦回到雅加达时，利维娅决心为人们做些有益的事情。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她建立了公益性的心理创伤治愈和心理自主机构“普利”。这一机构主要为暴力受害者和灾难幸存者服务，尤其致力于为女性服务。几年后，这一机构获得广泛认可，利维娅拥有六十多名雇员和四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印度尼西亚各地。

几年后，利维娅和家人搬到华盛顿特区，她的丈夫得到了一份世界银行的工作。三年后，她意识到，为了进一步发展事业，她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因此在三十九岁时，她决定去檀香山继续完成公共健康教育课程。她的家人则选择留在华盛顿特区，利维娅每个月或每两个月回来一次。

利维娅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东西交流中心的项目，包括夏威夷文化的研讨会议和相关旅行。在此期间，利维娅结识了另一名项目参与者，艾琳，一个三十八岁的菲律宾人。利维娅很意外；她没想到有时间结识新朋友。她曾认为自己忙于学校任务，频繁地飞回东部，没什么多余的时间。

艾琳·帕在菲律宾的农村长大，在西里曼大学海洋生物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这是当地非常顶尖的一所大学。在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来夏威夷大学前的十几年里，她一直在研究珊瑚礁生态和渔业。在攻读海洋生物学第四年时，东西交流中心授予了她学位奖学金。

艾琳发现利维娅是一位非常热爱自己的理想和人道主义工作的迷人女性。艾琳这样评价，“因为她有一种内在的不屈力量，许多人第一眼未必能看出来。”利维娅对艾琳关于鱼类的工作很感兴趣，这些工作让她几乎能天天潜水。她们有些共同点，尽管利维娅已婚并有两个小孩，艾琳还是单身。她们是年龄相同的亚太地区研究生，各自在自己国家从事支持性的工作。

当艾琳准备回菲律宾继续学位论文时，利维娅和她只认识了几周时间。利维娅认为艾琳可能会很愿意回国，但艾琳告诉利维娅，事实上她很害怕，因为她和两个姐妹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片土地，但一个远亲一直企图据为己有，甚至曾雇人谋杀她们。利维娅非常震惊。

艾琳觉得自己可以信任利维娅，部分因为她是对心理创伤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学家。当艾琳的回家日子临近，她们谈及了应该采取哪些安全措施。艾琳把自己的数据、文件和办公室钥匙，以及其他重要的联系信息留给了利维娅，以防万一。

艾琳回到菲律宾偏远地区的家后，她意识到处境比预想的更糟，她真的可能有生命危险。虽然她的兄弟已雇了三位保镖，她自己也是三种柔道的黑带，她依然非常害怕。“我意识到那个地区政治上相互关联的家族可以藏有枪支并雇佣暴徒，无视法律。”艾琳说。接下来三十九天里，她不断与利维娅通过电子邮件、短信和即时讯息进行沟通。“因为她帮助我保持清醒，专注于工作，并保持希望。”

然而，在家的第五个周末，艾琳因为持续过度警觉而失眠。在巨大的压力下，她的哮喘也复发了。利维娅决定不能再隐瞒艾琳的处境——她太担心朋友受到伤害了。她鼓励艾琳把现状告诉导师，艾琳同意了。

利维娅和艾琳的导师说服艾琳尽早回到夏威夷，即使这样意味着她的研究可能并不完备。利维娅和艾琳都如释重负。“利维娅将我拉出困境，免受伤害，她起了很大作用。”艾琳说。而且接下来几周里，利维娅帮助艾琳走出被追杀的心理创伤。

从那时起，艾琳和利维娅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她们觉得菲律宾事件大大加强了彼此的友谊。利维娅让艾琳保持了冷静和镇定，并在她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恰当的指导。艾琳说：“这向我表明了无论发生什么，有人会为救我做一切事情。”

这些天来，艾琳帮助利维娅处理数据，她也向利维娅展示了自己的单身生活。利维娅说：“艾琳不仅能专注于自己的研究，也能专职工作。当她想要全身投入工作时她就能做到。她还有其他很多天赋，比如柔道。最近，我建议艾琳开设一个女性自卫课程，她已经开始了。她是个非常能给人启发的人！”艾琳则说：“我们会聆听彼此学术上、情感上和文化上面临的挑战，尽力互相支持。”这两位女性，在我同她们谈话之前仅认识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已经为彼此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祝福。

像艾琳和利维娅一样，克莱尔·穆德和另一女性之间的成年友谊也为生活带来深刻影响。克莱尔六英尺高，一头浓密参差的头发，乌檀木似的肤色，大大的棕色眼睛。在与她见面的短暂时间中，你肯定能感受到她灿烂的笑容点燃着整个灵魂。她一张嘴你就听见毫无拘束的快乐的笑声，你肯定得被感染地一同笑起来。你能感受她的活力，吸引你靠近她。你马上就想成为她的朋友。

2006年我在曼哈顿遇见克莱尔，当时我作为一名心理治疗专家，在一个知名的综合了咨询、研究、训练等业务的中心——阿克曼家庭协会工作。她当时四十五岁，为十几岁的女儿前来咨询。克莱尔的四个孩子都由她母亲抚养长大，当时克莱尔以卖淫为生。当我逐渐深入了解她时，我开始深深尊敬她，不仅因为她是患者，而是作为一名女性。所以当写本书时，我问她是否可以接受采访，克莱尔非常热心地同意了。

克莱尔出生在纽约，父亲是名军人，她十几岁时全家迁到南加利福尼亚。整个童年，克莱尔母亲总是对她恶语相向，对她比对其他几个孩子都要恶劣。她怀疑因为长得最像父亲。当她十三岁时，母亲抛弃整个家庭搬回了纽约，她弄不清自己当时是什么感觉，既感到如释重负，又觉得自己被毁了。

很不幸的是，在那时，克莱尔遭受住在附近几个家庭成员的***。整个经历让她感到空虚、心神错乱、孤独和不幸。和很多乱伦中的幸存者一样，克莱尔对发生的一切陷入深深的自责。

直到几年后父亲再婚迁往得克萨斯，克莱尔经历了十几年的人生低谷。十七岁时，她因父亲在军队里的一名同事而怀孕，这个人对孩子根本不想负任何责任。十九岁时，她决心不再忍受埃尔帕索的生活，搬回了纽约，希望能和母亲重新联系。

经历了几年单身母亲的艰难日子，未曾得到母亲经济或情感上的支持，克莱尔转向了毒品。“我当时二十四岁，就在布朗克斯开始使用毒品。”她说，“八十年代末期，毒品在纽约非常泛滥。曾有过一个传言，政府在布朗克斯上空用直升飞机空投可卡因，以此除掉黑人。这种做法代价非常低廉，而且有效且容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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