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克莱尔只是吸食一些毒品，偶尔会注射些海洛因。她当时还能应付工作，但慢慢地，她的毒品用量越来越大。“我当时非常迷茫，”她说，“毒品让人麻木，我寻求爱和被需要。但实际上我一直在寻找我到底是谁，寻找克莱尔。”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一天，克莱尔因把孩子的手放玻璃窗下使其被压到，导致孩子直接被纽约儿童服务管理部门带走。等到她有了第三个和第四个女儿时，克莱尔决定要求母亲照顾孩子们。她认为这样女孩们至少可以住在一起，终有一天孩子会回到她身边。而且，克莱尔认为母亲不会像当初对她一样，对她的孩子进行辱骂，因为现在母亲经济比较稳定，也嫁给了一个温和的人。

当她的毒瘾更严重时，克莱尔开始出卖自己。“和男人睡觉是当时第一选择，他们给你药品作为交换。这算不了什么。”克莱尔说，眼里涌出眼泪。“无论如何，自从少女时代在南加利福尼亚发生了那些可怕事情后，我的身体早已经麻木了。”

过了一段时间，克莱尔发现经常吸毒会“精神失常”。她尝试摆脱吸毒习惯——甚至不再嗑药了。从高剂量的吸食毒品摆脱出来有难以置信的困难，如果她没有接受治疗，她会变得精神失常、产生幻觉。

最终，克莱尔把剂量降到了最低，直至彻底摆脱，变成正常清醒的人。“我只是非常疲倦，”她回忆，“如果你看到那时的我，你会攥紧你的小笔记本，不过我从未偷窃过——尽管当时穷困潦倒。那时我三十二岁左右。”在1997年7月，她让自己参加了一个九十天的治疗项目。

在回家的路途中，克莱尔发现了一个信用良好的支持团体。她说：“我们称自己为‘一天黑人姐妹’，因为我们在清醒的第一天就成为了朋友，开始新生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想参加治疗，但是我们知道，清醒意味着真正找回作为人的自己，始终平静地为自己的生活斗争，而且为了赢得胜利，需要互相支持。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回到我们曾长久忘记了的或是从未拥有过的正常的清醒生活。在多年滥用药品和卖淫为生后，怎样重新拾回自己的生活？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在‘一天黑人姐妹’里，所有的女性都在帮助彼此成长。”

克莱尔在这里面遇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艾伦。当克莱尔刚加入时，艾伦正在那里坦诚地对新来的人谈复吸意味着什么。她告诉克莱尔要过好每一天，克莱尔非常钦佩她的坚强和诚实。

十年来，艾伦和克莱尔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系，每天通话、定期见面。尽管有些人还是会复吸，但艾伦和克莱尔却不会。事实上，艾伦去了毒品救治中心并成为那里的一个负责人。克莱尔非常钦佩艾伦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情本质的能力，她从不支支吾吾，而是树立新的希望，并对所做的事情承担起责任。艾伦建议克莱尔去把孩子们接回来。克莱尔当时已经签订了停止监护书面文件，但艾伦提醒她：“那是你的孩子。你应该为她们而战。”她因此重新振作精神。

她恢复正常后，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一份工作。尽管克莱尔自己从未有任何与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相关的记录，但是她找到了一份帮助hiv阳性患者的工作。尽管她的工作是两班倒，但在2002年，克莱尔开始了大学课程，并在200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2006年，她获得了孩子们的监护权。现在她是一名社会工作者和监察人员，为无家可归者服务，并且正在考虑回到学校攻读营养学的硕士学位。

克莱尔对我说：“最初，‘一天黑人姐妹’只是让我们这些逐渐恢复正常的姑娘们能聚在一起。现在我意识到自己遇见的每位女性都是‘一天黑人姐妹’，如果我们能彼此学习并共同成长的话。不论何时遇见什么人，我总是试图给她传达一些东西。因此我希望生活中所有的女性都是‘一天黑人姐妹’。莎拉，你也是‘一天黑人姐妹’。我知道我们有些东西需要交换。你的肤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成为‘一天黑人姐妹’，做真正坦诚的人。这正是女性以最纯粹的方式展示出来的特质。我知道。”

支持性团体

另一个典型的女性彼此提升的方式是通过朋友群体内部的联系。女性知道人际关系不必是一对一才是有影响和意义的。不论是参加读书俱乐部、编织小组，还是学生家长的互助团体，或是类似的残疾人互助团体，准妈妈课程，或职业协会，我们在群体里找到了很多互相联系和支持的途径。

一个例子是“月光妈妈”，这是一个在蒙大拿州利文斯顿的新妈妈们每月一次的聚会。2006年，李·萨比克和尚泰勒·布雷厄姆建立了这个由五十多妇女组成的组织，彼此通过电话和邮件互相联络。但在联欢会上，“她们真的想让自己轻松一下。”李说,“我们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是让大家能走出家门喝一杯茶，多交往。尚泰勒和我都是新妈妈，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属于自己的成人时间。我想到月光妈妈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设想我们伴着月亮的力量和光芒在夜晚出来。”

这个组织每月在不同的成员家里聚会。她们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将近五十岁不等——使她们聚在一起的是母性。她们把这个组织做为买卖婴儿物品、寻找保姆、宣布重大事件，甚至求职的网络。

除了单纯享受与其他成年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成员们彼此之间还提供了很多帮助。在聚会之外，她们分享抚养孩子的心得和安抚彼此的情绪。“成为母亲后，不论什么年龄、职业，或是来自哪里，我们所有人似乎都处在同样的境地，”李说，“知道自己并不孤独是非常令人安心的。”

另一个我非常乐意结识的女性组织是“笛溪女人”。由我的母亲梅瑞迪斯、布罗考和其他三位：南、劳里、朱莉组成，她们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她们聚在一起，每年进行一次户外冒险，定期在蒙大拿的博兹曼附近骑马。“笛溪女人”这个名字源自于几年前她们在笛溪边的一次野营。现在，她们每年都进行一次周末旅行。她们曾两次在没有导游的情况下租独木舟在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然后沿着刘易斯至克拉克的线路返回。

我曾有机会与南和梅瑞迪斯谈及她们在“笛溪女人”中的经历。她们立即强调将她们聚在一起的不是母性，而是马。“我一直认为世界可以分为两大类：喜欢马的人，剩下的人。”梅瑞迪斯解释，“世界历史是在马背上写就的——所有的战争都发生在马背上……你得感激马为人类所做的一切。”南解释说马一直在改变每个组织成员的生活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她们的友谊中同样如此。直到四十多岁出头，梅瑞迪斯才第一次在蒙大拿与马进行了接触，但立即知道她需要将这种动物放在生活中的优先位置，尽管在她的城市交往圈中很少有人知道原因。她坚持从事对自己幸福至关重要的东西，并从未停止。

每个成员都为组织带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技能。我的母亲非常有主见，她责组织活动。南擅长诗歌和美学。朱莉是一名护士，最近她拿到一批快到期的药物，美国法律不允许卖这些药物，但药物本身是有效的，可以捐赠给厄瓜多尔贫困的人。当她勇敢地前往偏僻的地区，也一样成为了人群中的核心人物。当劳里身处组织中时，她非常放松。“你总会从劳里那里获得快乐，她的笑声最具感染力。”南说，“她目前是四人组里最懂马的。”

梅瑞德斯解释说，除了对马和户外活动的热爱之外，她还非常享受自己的生活，好像又回到十八岁。没有丈夫和孩子，她们可以自由谈论读书和其他爱好。

当我母亲从笛溪旅行回来，我问她感觉如何，她毫不迟疑地说：“我现在六十四岁，我要一直这样活到八十岁。”

得到的永远更多

我最钦佩的一位女性纳吉拉·阿尤比，是一名三十八岁的阿富汗律师和女权运动者。一次她对我说：“为了获得某些东西，你必须失去某些东西。”这句话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我相信这一态度是最基本的“四十不惑”的态度。

我们接近五十岁时，将失去青春。即使维持住活力、创造力、美丽、性感和生活乐趣，也必须接受将日渐衰老的事实。为了保持积极心态并且拥抱生活，我们必须停止关注那些失去的，而应该关注将会获得的。我们将要获得的大礼之一，是后面的岁月里，女性友谊更深厚和强大的可能性。

随着我们日渐衰老，花时间去维系友谊将成为一个挑战。我们被职业、家庭和其他义务缠身，因此我们停止打电话、发邮件，或是拜访朋友。然而应该注意不要忽视友情，尤其是它将多么深刻和长期地影响我们的幸福、健康和安宁。

重拾联系的方式很多，订个午餐约会、给突然想起的大学舍友打个电话、给母亲或社团发个逗乐的邮件，或是仅仅花几分钟去浏览一下facebook上朋友的更新信息，给她发个讯息。不论多么繁忙，你总能在时间表上抽出时间去联系一下女性朋友。这些关系将会在你最糟糕的时候给你指导，让你挺过去，并变得强大起来。

五、良师益友永远不嫌多

女权运动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今天，女性大约占了劳动大军的一半，尽管许多职业仍然存在玻璃天花板，女性仍可以通过努力达到职业顶峰。然而，正如爱丽丝·伊格尔和琳达·卡莉在她们的文章《女性和领导迷宫》中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断发现歧

玻璃天花板（gssceiling），指在公司、企业，或机关团体中，限制某些人群（女性、少数族裔）晋升到高级职位的障碍。最早出现在1986年《华尔街日报》上。——编者注

视女性领导者的证据，同样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升职更快，即使在传统女性职业，比如护理和教育中也如此。

这一模式部分归咎于传统女性特质，比如对他人更为热心、敏感、乐于助人，以及倾向于沟通，但这些不一定被考虑进强势领导应具有的品质。而传统的男性特质，如进取心、统治、控制、自我依赖，则被认为是强势领导应具有的品质。当女性升职到管理职位——或许部分因为她们能具备某些典型的“男性”特质——她们容易被认为是更比男性管理者更虚伪、固执己见、自我中心和使人厌烦的人。

这是个左右为难的局面。我们作为女性最擅长的特质，是对情感的执着和理解，是善于建立深厚的人际关系。不幸的是，在职场中，我们在压力下不得不斩断情感，与同事保持一个“职业性的”距离。与我共事过的许多女性感觉，她们似乎不得不收敛自己在人际关系和情感方面的特长，以此来谋取某些典型的男性占优势的职位。

幸运的是，职场在改变。越来越多的女性正上升到权力职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高层领导的角色上，我们能做得和男性一样好。实际上，强有力的、积极进取的男性管理风格的受欢迎程度正在减弱。研究表明，女性通常表现出的管理风格更有包容性，并且更能听取团队建议。总的来说，女性管理者的下属会认为自己更被理解、支持和得到重视。一些管理专家预测，女性领导风格或许会让二十一世纪更加繁荣，正如人类认识到，为了生存和共荣，大家必须合作一样。

有益的师友关系

我们常常把过多的注意放在个人生活中的关系上——与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伴侣和朋友的关系。然而绝大多数人至少需要花三分之一的清醒时间在工作上。如果我们把这些职业上的人际关系用心经营好，它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提升自身支持网络和自身幸福的好机会。

我尤其要强调的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那种良师益友关系。当我们年轻时，或许非常有兴趣从一位比自己年长的人那里寻求帮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然而，当进入五十岁时，我们能披上斗篷，成为对那些职场新生代有帮助的人。想努力加强这些人际关系时，女性面临的具体挑战和回报会由于不同的职业场合而有所不同。无疑，我们能无私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智慧和专业知识，并能从为缺乏经验的人提供意见中获益。

斯蒂芬·麦克，身材娇小、精力充沛，从提供咨询顾问支持做起，并创办了一家成功的小型企业。斯蒂芬的外祖父母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她的父亲来自南部。她的父母在秉持坚定的目标和教育信念中将五个孩子抚养长大，他们认为孩子应该为自身感到骄傲。

斯蒂芬在布鲁克林出生和成长。从很小时，她就想成为一名护士，但成为一名医生的想法从未出现过，因为没人会与她交流怎样才可能获得这样的学位。所以，从高中毕业后，她追寻自己童年时的梦想，进入布鲁克林社区大学的护理学校。从此成为了一名注册护士。

几年后，斯蒂芬做到高级护士。最终，她被提升为主管，并回到学校攻读公共管理的外科硕士。斯蒂芬曾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在于工作，觉得要为自己努力拼搏一番，但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而，在临近五十岁生日时，她突然有了个商业想法。新的健康护理制度将要生效，要求医院销毁所有的秘密记录。作为主管，斯蒂芬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她雇了一家专业的粉碎公司来做这个工作，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商机。“我立即上网，”斯蒂芬说，“惊讶地发现了文件销毁这个行业。我看到了一个我可以开发的真正市场，同时可以利用我的护理背景。”

斯蒂芬向朋友和亲戚们兜售了一份商业计划，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投资。她的一个姨妈，正好已经退休，向她提供了一笔借款，一个表哥和几个邻居（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跟她熟识多年。到2001年，斯蒂芬已经准备开始建自己的jusnime公司。

斯蒂芬接下来设法解决了在哪里以及怎样买到碎纸机和货车的问题，货车可以载着她到当地医院四处进行碎纸工作。在她寻求帮助时，意外地联系到了另外一位女性，正是这位女性帮助她走向成功。

当斯蒂芬上网寻找合适的碎纸机时，她找到了谢丽·巴特尔的联系信息，后者在匹兹堡有自己的文件销毁生意，这是一家名为

“安全文件销毁服务”的公司。谢丽是一名五十岁退休教师，从事该行业已有几年时间，并在家务之外建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一百万美元的公司。两位女性通过几次电话，谢丽为斯蒂芬当起了顾问。

在斯蒂芬购买设备前，谢丽邀请她去匹兹堡参观。斯蒂芬欣然前往。谢丽和斯蒂芬分享了她自己成功经营文件销毁生意的经验。斯蒂芬说：“谢丽非常友好，为人坦诚并乐于助人。她很高兴看到另外一名女性进入到这个行业中。她邀请我共进午餐和晚餐，一起去工厂。她向我展示了生意的各个方面。”当斯蒂芬购买设备时，谢丽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直至jusnime公司建立和运转起来。

当生意开始赢利时，斯蒂芬决定开始扩大规模。一个朋友告诉了她一家名为“行动”的为小企业主提供小额贷款的非营利性机构。当时斯蒂芬不符合申请银行贷款的资格，这家机构贷给了她需要的资金。

开始几年，斯蒂芬竭尽全力让生意良性运转，生产人工装料盒子、将纸投入碎纸机，还有了一辆装卸盒子的自动化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