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劳拉非常想要开始自己的珠宝设计师业务，但发现自己被困住了。她故意放弃在律师事务所里部分时间，以便有时间考虑成为企业家的想法。但由于她的一生都扮演明星角色，从未失败过，因此不能承受失败的想法。

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劳拉鼓起勇气开始了自己的生意。即使那时，她仍在挣扎。当销售没有立即收到业绩时，她就很挫败。她不能忍受在新工作中没有每日嘉奖的事实。“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是否在正确的轨道上，或只是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她抱怨。

与她一起研究她的故事的过程中，我告诉她必须放弃永远是明星人物的想法。是时候把自己投入到新角色中了。比如，她或许该成为冒险者，无畏地找出新的生活经验。生意当然可能不成功，但这不意味着失败。相反，她冒了一次险，追求了自己的梦想。她可以把这看成一次独自前进的经历，无论后果怎样，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我也遇到很多在家庭中扮演啦啦队长角色的女性。她们的兄弟姐妹获得很高成就，正如他们的父母一样，因此她们选择为他们喝彩。这些啦啦队长不重视自己的成功，宁愿待在露天看台上，因此限制了自身可能获得的成就。这些女性，不论是否在孩提时就扮演这个角色，还是她们的母亲就扮演着相同角色，支持她们的父母、朋友、丈夫和孩子——任何人，除了自己。当啦啦队长一直当到四十岁时，很多人开始警醒。她们认识到自己不再想继续待在边线上。她们想扮演积极角色，最终有自信这么做了。她们想成为英雄、冒险者，只是不知道怎样做。

改变你的叙事方式是“我不对周围任何事情做出反应。我只倾听真实的自我。”直到你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由此带来的有利和不利之处，你才能这么做。贴标签有助于你客观地评估继续保持童年的角色会怎样帮助或妨碍你以一个成年人继续前进。

接下来，仔细考虑一下你过去扮演的角色、将来想要扮演的角色，想象一下这些角色出现在你脑海中的意义。不要花太多时间进行分析，跟着进入脑海的直觉做。有一次，一个患者告诉我，当她想象尝试把自己的角色从啦啦队长转换成明星时，觉得自己像在一个裸体的梦中，那种没穿衣服出现在学校里的梦。她觉得过度曝光了。

最后，与自己进行深入的、诚实的对话，确保你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要依赖别人的意见。你可以利用心理治疗师的支持，得到信赖的朋友的帮助。

当我考虑从曼哈顿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海岸换换口味时，我向朋友们寻求帮助。在这些情况下，我几乎从未依赖过朋友们，因为我是心理治疗师，认为自己应该知道做什么。但在那段时间，我意识到向朋友们展示出脆弱是多么重要。我说：“我不知道怎样做这个决定。我喜欢纽约，有很多朋友在这里。但同时，我感觉好像需要尝试在别处居住，住在某个没这么疯狂和天气更好的地方。该怎么办？”他们异口同声说：“你需要搬到威尼斯。”这一轻轻的推动正是我需要的，得以让我的计划实现。

让我们回到劳拉，这名律师开始了自己的珠宝生意。谈到她童年时的明星角色，我问她是否准备改变自己的叙事方式。她回答说：“是的，我真的打算这么做。”我让她告诉我，明星角色带来的哪些技能能一直用于律师职业上。她说自己能够又快又好地做事。我告诉她，开始自己的生意不一定需要迅速的评估，需要的是耐心。

然后，我让她描述，当她不是明星而是冒险者时有什么感觉——不要去管自己那些一直要求完美、成功、有控制能力的念头。她告诉我，她觉得被困住了，很焦虑。她想到的比喻是她被困在电梯里，不能打开门，她开始恐慌。

作为成年人，在改变我们的叙事方式上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一直被困在童年时扮演的角色中。这点也能讲得通，因为这是唯一的我们知道自己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为了调整我们的角色——无论是在工作、家庭、或朋友中——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权威声音。这也有助于保持幽默感。我们从欣赏生活的荒谬和不确定中受益。有时事情不总是最好的。在你的业务或关系中，或许有一个月，或一年，或十年非常糟糕。这些时候需要往后退一步，说：“哦，生活是荒谬的；我只是尽力做到最好。或许我让自己看起来像傻子，但最后，有什么区别？”拥抱冷嘲热讽，不要去管那些严肃的评判声音。

我的朋友艾米在我们俩六岁时就认识了，她有种神秘的能力，总能用很恰当的比喻来缓解我的焦虑，让我不由自主地发笑。我们谈论了改变叙事方式的概念后，又谈到了难以立刻改变这种方式。她和我分享了这个想法：“有点儿像我们在站台上，等待直达列车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带到目的地。慢车驶过，但我们不去理会，即使它们也能把我们带到想去的地方。一趟慢车过去了，接着一趟又过去了，一趟接一趟，直到，你知道什么？我们白痴地等了四十五分钟，终于踏上了直达列车，而如果我们坐了慢车，这时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也许我们当天命中注定不应该错过任何路过的车，也许我们不应该如此着迷于到达目的地，以致于牺牲了旅程。因此基本上，我们都应该考虑乘慢车。干嘛要那么着急？”

改变你的叙事方式非常有效。几乎总是涉及到一些大的冒险。它是开发心灵的关键因素，让你把旧模式放在一边，留出心理空间接受新观点和新态度。当做出大胆的选择时，用你可信的声音、以积极的光明态度来叙述故事，勇敢地进入未知的未来，你才真正地体现了四十不惑。

十六、走向属于你的精神领地

最近在心灵方面的看法，最有力的贡献或许是你得选择自己的上帝概念。在人类历史上从没过像今天这样，世界各地的人们享有如此广泛的自由，创造他们关于精神性、宗教实践和神圣的定义。如果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父母认定的同一上帝，或我们的心灵之路与伴侣的不同；或如果我们没有成功地找到一套让我们感觉舒适和想要接受的宗教原则和理念——如此情况下，自由可能显得有点儿紧张。但这提供了很多极好的机会去发展真正对我们有用的信仰系统，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道路。

对某些人来说，这或许听起来有点儿奇怪，但我在冲浪运动找到了深层次的精神满足。三十八岁时，我从纽约搬到加利福尼亚的威尼斯海滩，我那时正寻找一些能给生活带来平静的事情。开始冲浪时，我很受挫。很难不让自我妨碍运动。我一直是个相当不错的运动员，但在水里的头几次我站在冲浪板上的时间甚至无法超过两秒。我觉得很尴尬，没耐心去提高。

我冲浪的精神之旅第一步，是把对自己的严厉判断抛诸脑后。教练告诉我，谁都不会一夜之间成为冲浪专家。如果我有意识地接纳自己是一个初学者，带着好奇心、激动和尝试新事物的期望，就会放松多了。担心自己看起来像傻子会妨碍我们冒险，尤其在三十五岁之后。但当我们因为害羞而远离新鲜事物，远离具有挑战性的体验时，只会限制自己。

一旦我进入到水流里，马上喜欢上了冲浪。当我漂浮在水面上时，其他事情变得都不重要。波浪每刻都在改变，因此我没有选择，只能一直专注于眼前正在做的事情。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关注眼前。我惯常的赛跑想法停下来了，进入了冥想的状态。而且，我发现冲浪为生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有好的日子和糟糕的日子，但无论是失控还是尽在掌握，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另一个波浪总是在途中。

我发现，即使认真地进行精神追求，也不一定能立刻得到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在两次冲浪或十次瑜伽课程后，或是拜访寺庙或教堂一个月后获得启发。提醒自己，为什么这些努力被称为“实践”而不是“速效措施”——这意味着它们需要花时间去掌握，这对我们的思维习惯和全面幸福感会产生长期而关键的影响。

玛丽卡·乔普拉，三十八岁，是国际著名畅销书作家、自救专家迪帕克·乔普拉的女儿，从九岁起就坚持每天冥想。她是一个热心、善良、切合实际的女性，有着明亮的棕色大眼睛，身材很苗条。作为拥有完全著作权的成功作家（《对孩子的100个承诺》、《孩子的100个问题》、赫芬顿邮报博客），玛丽卡是古怪和魅力的完美结合体。

不熟悉她的人可能认为在这么多年专注的精神性实践后，她已经获得了启迪，或是某种超凡脱俗的方式。但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有自己的工作，生活丰富而复杂，常常也和我们一样有些挣扎。像其他很多女性一样，她喜欢巧克力和可口可乐。

玛丽卡觉得很幸运，能在小女孩时就能从练习超脱禅定法中受益。冥想帮助她创造大脑的平静和减少压力。但她强调，和生活中其他一切好的东西一样，它要求纪律。在三十出头时，她经历了类似身份危机的过程。她喜欢成为一名妻子和母亲，但发现自己想要更多职业化的身份，渴望与著名的父亲有所区别。通过禅定超脱法，她做了一些个人探索，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网站inencom，现在仍在运营。

玛丽卡继承了父亲从三十六岁开始的精神性传统，也要求她的女儿们冥想。她根据她们的年龄设定了打坐的时间——五岁时冥想五分钟，九岁时十分钟，等等。现在她们长大了，可以自己选择，她们很喜欢冥想，能够自由地选择练习。玛丽卡觉得这一精神性工作让整个家庭团结得更为紧密。

我发现这个故事很吸引人，因为很多女性在中年时——包括我自己——容易这么想：“哦，要是我从更年轻的时候开始冥想（或去教堂寺庙，练瑜伽，或是我们喜欢的什么别的），到现在我就弄明白生活了。”然而，就像玛丽卡的经验清楚表明的那样，有积极的精神性生活能帮助人们缓解压力，度过生活中的艰难时刻，但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赋予我们魔力去超越生活的痛苦。同时，它能让我们产生宁静的感觉，产生相信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信念，给予别人更多的同情——即使只有两分钟——我们或许开始注意到灵性能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大的影响。

一束亮光

当我回忆自己对国家、环境，或生活的状况感到沮丧的时候，认识到寻求其他女性的鼓励是非常宝贵的。直到三十六岁，我遇到扎纳比·塞比，一位短头发、大眼睛的外国美女，我才真正完成走近灵性追求的过程。扎纳比在二十出头时建立了女性互助国际组织，这个公益组织向世界各个战争受害地区的女性——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苏丹提供资金和邮件支持——以便这些暴力受害者能重建生活和自食其力。

我对扎纳比的成就和她为世界女性的贡献印象深刻，但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从她的回忆录《两个世界之间》里了解到她生活经历细节的那一刻。在这本书里，扎纳比讲述了她怎样在一个极端黑暗和困惑的时代里，在一个曾经伟大的国家——伊拉克——成长起来的故事。作为萨达姆·侯赛因私人飞行员的女儿，她在巴格达受独裁者监视的环境里长大，尽管她的父母并不赞同独裁者的暴力领导手段，但他们觉得有义务像侯赛因的朋友那样行事，以便能确保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

扎纳比按穆斯林传统被抚养长大，总是觉得与神圣有一种联系。实际上，她从十几岁时开始每天祈祷，想象自己是一只蚂蚁，在真主面前彻底的卑微和渺小。她对母亲给予了她一堂超越宗教规则的、宝贵的精神性课程充满感激。扎纳比说：“母亲过去一直告诉我祷告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每天微笑。她告诉我发现真主无处不在：一朵花的芬芳里，在洒到我脖子上阳光的温柔抚摸里，在毛毛虫的美丽里。”

当扎纳比十九岁时，搬到了美国，准备和一个伊拉克人结婚。但她到了美国后不久，发现新婚丈夫有虐待倾向，因此离他而去，当时她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扎纳比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她发现自己在华盛顿挣扎着勉强度日，与父母失去联系，因祖国的战争饱受折磨。“我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她说，“我想，为什么真主这样对我？”

幸运的是，约一年后，扎纳比遇到了阿姆贾德，一个慷慨、温柔并有着深刻思想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他帮助她从第一次婚姻的创伤和伊拉克日益糟糕的问题中恢复过来，他说：“你只对真主愤怒，因为你热爱他。”扎纳比知道他说到问题的关键了。

扎纳比二十三岁时，和阿姆贾德结婚。他们建立了女性互助国际组织来代替蜜月旅行，因为他们觉得必须得对波斯尼亚女性在营地被强暴的境地有所回应。扎纳比、阿姆贾德和一群志愿者在资金极少的情况下不懈努力，女性互助国际组织逐步稳定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几乎帮助了二十五万女性、以援助和小额贷款的形式筹集了超过八千万美元资金的公益组织。即使扎纳比和阿姆贾德作为夫妻已经分开了，但他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扎纳比解释了两次关键性经历，为她带来了作为成年人与自己心灵的接触，加深了她的信仰，增强了她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决心。第一次是目睹母亲优雅平静面对死亡的方式。当时扎纳比二十多岁，母亲死于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葛雷克氏症。当身体状况恶化时，她打结做成了一条毯子，每次请求宽恕时便打一个结。她也给认识的所有人写信，告诉他们她多么爱他们。“这意义深远，”扎纳比说，“她很好地应付了死亡。让我更感激生活。”

第二次经历是当扎纳比三十出头时，参加了要求美国人撤退的领导活动。这是她第一次在没有电、水的情况下露营，她获得了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这对她也是一次突破。有一晚，参与者们进入蒸汗茅屋，对扎纳比而言“有些事情改变了”。“我记得离开蒸汗茅屋时，哭了几小时，释放了很多。”她说。

之后，扎纳比受到鼓励，告诉朋友们她在伊拉克生活的真实经历。之前，除了阿姆贾德，她宁愿不告诉任何人。“没人评判我，没有像我过去这么多年害怕的那样。”扎纳比说，“相反，他们的反应都很好。他们都把我看作我自己，而不是‘飞行员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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