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英国医生叫莱特，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对我的实验非常重视，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听到这样的消息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我的论文。著名的华生博士把曾经宣读过和从那时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与电气有关的论文做了一个简要的报告，在报告中对我推崇备至，这个报告就发表在他们的皇家学会的会刊上。一些在伦敦的会员，特别是才智聪敏的康东先生，都证实了用一个尖针就可以把云端的电引下来，他们把结果报给了皇家学会。不久皇家学会就纠正了他们一开始对我忽视的错误，后来对我十分优待，并且给了我这样的荣誉：没有经过我的申请，他们就自动地选举我为皇家学会的会员，而且还决定豁免我缴纳按惯例要交的会费。会费是25个金币，此后他们一直免费赠送我他们的会刊，同时还给我颁发1753年高富力·科普林爵士的金质奖章，在颁发奖章的典礼上，学会会长麦克尔勋爵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客气的演说，对我大加赞许，极力推崇。

上面提到的皇家学会的奖章由我们的新州长丹尼上尉替我带到美洲来，在费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上他把奖章赠送给我。在转交时他对我表达了他的敬意，言语十分客气热情，他说他对我的品德仰慕已久了。饭后，当参加宴会的人按照当地的习惯喝酒的时候，他把我拉到另外一间房间里，告诉我说他在英国的朋友劝他跟我结交，他们说我能给他最好的忠告，能够辅佐他使他的政途一帆风顺，因此他极愿意和我友好相处，他要我知道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尽力为我效劳。他还对我说了许多关于领主对宾西法尼亚州有很多好的想法，他说如果能使议会放弃长期以来对领主各项措施的反对意见，使领主和他的臣民能够言归于好的话，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我，都会有好处的。能够促成这一局面形成的，他说，大家都认为非我莫属，而且我还可以获得适当的酬谢和报答等等。喝酒的人看到我们迟迟不回席就叫人送来了一瓶白葡萄酒，州长就大喝了起来，酒喝得越多他的恳请和允诺也就更多了。

我对这个目的的回答是：感谢上帝，我的经济状况还好，因而也不需要领主给我这些恩惠。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不能从州长那里得到任何恩惠，但，我和领主之间并不存在个人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提出来的公共措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一定会比任何人更热烈地拥护和赞助。我过去之所以会反对，那是因为领主所提出的措施明显是为领主个人的利益服务的，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我说我对州长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他可以放心，我将尽我所能使他在执政期间尽可能地顺利，同时希望他没有像他前任那样带着不幸的指令来就任，这种指令使他的前任束手无策。

在这点上他当时并没有过多的解释，但是后来，在议会中处理事物的时候，领主的指令又出现了，争论于是就又出现了，我又积极投入了反对的那一面中，因为，第一次要求州长把领主指令通知议会的请求是我起草的，以后对于这些指令的意见也是我写的。这两个文件都可以在当时的决议案中和我后来发表的历史记录中找到。但是，我们私人间却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恩怨，我们常常见面，他是一个学者，到过世界许多地方，谈吐十分风趣动人。他是第一个告诉我，我的老友詹姆斯·拉尔夫还活着，他还被认为是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在弗雷德里克亲王和国王之间的争论中他还服务过，每年拿300镑的年薪呢，但他作为一个诗人却没那么著名，蒲柏在他的“愚人叙事诗”中曾经攻击过他的诗，但是他的散文却被认为是一流的。

州议会终于发现领主仍执迷不悟地坚持用指令来束缚他们的代理人州长，这种指令不但违反人民的利益，而且对英王的军务也有妨碍。因此州议会就决定到国王那控告领主，并且指定我做他们的代理人前往英国，提出请愿和进行活动。州议会曾经提交了一个议案给州长，要州长批准给国王使用的60000镑（其中一万镑可由当时的将军劳登勋爵动用），但是州长按照领主的指令坚决地拒绝通过该项议案。

我已经和莫里斯船长商量好了，坐他的船到纽约去，而且我的行李，还有食物等一些日常必需品都已经搬到船上去了，这时，罗登勋爵忽然从费城赶来，他告诉我，他是努力在州长和议会之间斡旋，使得英王的军务大事不至于因两者之间的分歧而受到阻碍。因此他要求我和州长同他见面，他要听到双方的陈述。我们见了面，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代表州议会提出了当时政府文件中指出了各种论争，那些文件都是我写的，在州议会的记录中有记载。州长也为他领主的指示辩护；他必须服从领主发出的训令，因为他曾允诺过，假如他不遵守的话他的一切也都完了。但是，如果劳登勋爵劝他不遵守这些指令的话，州长好像也不是不愿意冒险一试，可是劳登勋爵却没有劝他，尽管我认为我差不多都可以说服他了，但最终，劳登勋爵宁可催促议会作出让步顺从州长的意志，他恳求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明他不能让英王分出军队来保卫我们殖民地的边疆，如果我们自己继续不做防御准备的话，我们的边境就必然容易遭受外敌的侵扰。

我把事情的情势报告给了州议会，向他们提出了我起草的一系列议决案，在里面我申明了我们的权利，申明我们不会放弃这种权利，这一次为暴力所迫，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使用这种权利，并且我们对这种暴力提出强烈的抗议。最后议会同意收回原来的议案，另外通过了一个符合领主指令的议案，这个议案州长当然给予了批准，这样我也可以自由地开始我的旅程。但是，在我们会谈的时候，原先我要乘的船已经载着我的旅行用的东西出发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我得到惟一的酬劳就是劳登勋爵的几句感谢的话，而所有的功劳全都落入了他的腰包。

他在我之前就去了纽约；因为邮船出发的时间是由他安排。这时候有两条船在港内，他说其中有一只不久就要起航。我就请他告诉我这个确切的时间，以便不会因为我的任何耽搁而错过了。他的回复是：“我已经告诉他们让他们下个星期六出发；但是我应该告诉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最好是星期一早上到那，你一定要准时去，不要再耽搁了。”由于在渡口有些事的耽搁，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一的中午了，我非常担心我又错过了这次机会，因为这天顺风；但是后来我就放心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这船还在港内，明天才出发呢。

大家都以为我马上就要到欧洲去了，我也以为我会很快离开；但是那时我还不是很了解他贵族的性格，优柔寡断是他性格中最强的一个特征。我会举一些例子来证明这一点的。我到达纽约大概是4月初的样子，然后我想大概在6月末左右才出发那时有两条邮船，都呆在港内很久了，这都是为等将军的信件而被扣留住了，他总是说信件第二天就可以写好。又来了一条邮船也被扣留下了，在我们启航之前，第四条邮船都快要来了。我们的那条船最先出发，因为它留在港内的时间最久了，所有船只的舱位都定好了，有些旅客等得十分焦急，非常渴望动身，商人们则为他们的信件担忧，为他们已经付过保证金（因为这是在战时）的订购单担心！但是他们的焦虑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劳登勋爵的信还是没有写好；而且每个拜访他的人都发现他整天拿着笔，伏案疾书，还以为他写的东西非常多呢。

有天上午我亲自去问候他，在他的会客室里我碰见了一个从费城来的使者，名叫伊倪斯，他特地从费城来为丹尼州长送一个小包裹给将军的。他交给我几封信，都是我费城朋友寄来的，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在什么地方歇脚，以便我可以托他带几封信回去。他说将军命令他第二天上午九时来取给州长的回信，然后立刻动身。我在当天就把信交给了他，两星期后我们又在老地方碰到了。我就跟他打招呼：“好啊，你这么快就又回来了，伊倪斯？”“回来了？！哦，不，我还没回去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两个星期以来，我每天上午都奉命在这里来拿劳登勋爵给州长的信，可是信总没有写好。”“这怎么会呢？他是一个非常勤于动笔的人，我看他每天都坐在案头上不停地书写呢！”伊倪斯说：“是呀，但是他活像广告上的圣乔治一样，‘永远骑在马上，却寸步不前’”。这位使者的观察看起来很有道理，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听说皮特先生撤换这位将军的理由，就是这位大臣从来都没有接到过他的报告，无法知道他在干些什么，后来就派阿默斯特和乌尔夫两位将军接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