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每天都期待着启航，而且3艘邮船都要开往桑地·胡克，加入那里的舰队随他们一起出发，所以乘客们都认为最好是呆在船上，免得邮船突然起航而耽误了行程，所以他们就在舱里呆着。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就这样在船上呆了大概6个星期，消耗了航行用的粮食，又不得不去添购。最后舰队终于出发了，那位将军和他的全军都坐了船到路易堡去，目的是去围攻和夺取那个要塞，所有随行的邮船接到命令要保护将军乘的船，等到他的公文一写好就可立刻接过来。我们在海上等了5天，才接到一封公文，准许我们离开，这时我们才离开舰队，第一次开往英国。他继续扣留着其他的两只邮船，把他们带到哈利法克斯，在那里他停留了一段时期，训练他的部队向假设的炮台进行攻击演习，接着他就放弃了攻打路易堡的计划，带着全部的人马跟那两条邮船又回到了纽约！在他不在的那段时间里，法兰西人和他的奴隶们就攻下了路易堡，在这个州的边境上，他们的奴隶们还屠杀了许多已经投降的卫戍队官兵。

后来我在伦敦遇见了邦纳船长，他当时指挥了其中的一只邮船，他告诉我说，当他被扣留了一个月以后，他就告诉劳登勋爵他的船底长满了海藻贝壳等物，已经到了会影响他航行速度的程度，这对邮船来说上是很严重的问题，因此，他就请求给他一点时间，以便把船拉起来清除船底。将军问他需要多少时间，他回答说3天。将军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一天就搞好的话，我就答应，否则就不行，因为后天你一定要起航了。”这样他的请求从未获得批准，尽管事后这只船一天又一天地被扣留了足足3个月之久。

在伦敦我也见到邦纳船长的一位乘客，他气愤极了，因为劳登勋爵欺骗了他把他搁置在伦敦那么久，后来把他带到哈里法克斯，又把他带回来，他发誓他一定会提出诉讼要求赔偿。至于后来他有没有提出诉讼，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根据他所说的，他所遭受的损失是相当可观的。

大体上讲，我很惊奇为什么像这样一个人会掌管如此重要的军政大权，但是后来看多了上层社会的是是非非，以封官赐爵的目的不择手段地攫取，就不再那么惊奇了。薛力将军，他在布莱德多克将军死后继任了他的职位，依我看，如果他不被免职的话，在1757年就会取得比劳登更好的战绩。劳登轻举妄动，奢靡浪费，使我们国家蒙受了难以想象的耻辱。尽管薛力不是一个正规军人，没有接受过什么严格的军事训练，但他是个明智的，有远见的人，而且善于听取别人有益的建议，而且有能力做出明智的计划，并且积极迅速地将其付诸实施。

相反的，劳登勋爵在这次保卫战中投入了他的大军，让他们完全暴露在敌军的面前而他自己却在哈利法克斯悠闲地神气。这样，我们就丢失了乔治堡垒，他打乱了我们的商业活动，破坏了我们的贸易，长期对粮食出口的禁运，使得我们的商业感到走投无路。虽然禁止粮食出口是为了对敌人实行战略物资的封锁，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压低粮食的价格，以便军中伙食承包人可以从中渔利，这是听说来的，也许仅仅是猜的，他也参与了其中的交易呢。最后当禁令撤消时，因为忘了把这个通知送到查尔斯镇去，使得停在卡罗莱纳的舰队多停留了3个月，因此他们的船底遭受了严重的虫蛀，以致大部分的船只在归途中沉没了。

薛力，我个人认为，他对于自己的免职应该是乐意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谙军事的人来说指挥一个庞大的军队简直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费城人民欢迎劳登将军就任的酒宴上，我看到免了职的薛力也出席了。当时有很多军官、市民和陌生人参加，因此椅子不够，就像附近的居民借了一些来，其中一把椅子很低，恰巧，薛力就坐在上面。我在他旁边看见了，就对他说：“先生，他们给你的座位太低了！”他说：“没有关系，富兰克林先生，我觉得低的座位最舒适。”

在我逗留纽约期间，我收到了替布莱德多克将军采办粮食等物品的各种帐单，在这以前，有些帐单我还没来得及从我雇佣的采办员那里收回，我把帐单送到劳登勋爵那里，请求偿付余数。他命令主管人员对这些帐单加以彻底的审查，那位军官核对每一张发款员的支票。但是他一再拖延，虽然我经常按约定的时间去取，我一直没有拿到。最后，在我动身前，他告诉我说经过仔细考虑以后，他决定不把他的帐单和他前人的帐单混在一起。他说：“你到了英国，只要把你的帐单送给国库，他们马上就会把余款还给你。”

我在前面提到过在纽约滞留了一段时间，因而使我不得不支出巨大的额外的费用，所以我要求立即付款。我指出我办理采购时并未支取佣金，因此他们应当立即偿还我所垫付的款项，不应当再增加我的麻烦，也不能让这件事再拖延下去了。听到这样的话，他说：“唉呀，先生，你不要以为我们就相信你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些事情我们很了解，我们知道所有的与军队采办有关的人员，他们都有办法从中中饱私囊的。”我使尽了办法让他确信我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并没有因此赚一文钱，但是他显然还是不相信我的话。后来，我确实听说了有人常从这样的工作中发大财，至于他们对我的欠款，至今还没有偿还，以后我还要提到的。

在我们出发前，我们的船长大大地夸奖了他那只船的速度很快。但是不幸的是，航行开始后，就证明它是96只船中行动最慢的一只了，这使得船长非常沮丧。关于行动迟缓的原因船长做了很多假设，这时，我们遇上了一条和我们行动差不多缓慢的船只，然而，那只船却赶上我们了。船长就命令全体人员跑到船尾去，尽可能地站在旗杆附近，连乘客在内，我们约共有40人。当我们站在船尾的时候，我们船的速度明显加快了，不久就赶上了它附近的那条船，并把它甩在了后面。这就证明我们的一个设想，船速度慢的原因是因为在船头上放的重物太多了。看起来，大桶的淡水全放在船头是主要的原因了；因此船长就命令都把他们移到后面去，这样一来，我们的船就恢复了它的特性，成为全队中最快速的帆船了。

那位船长说这条船最高的速度，曾经达到过13英里，因此照这样的计算起来，也就是每小时13英里了。我们都站在甲板上，一个乘客，肯尼迪上校，他极力辩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船会开得这么快，一定是船长把测线上的表度弄错了，或是投掷测线的时候出了毛病。他们两个人就打赌，等到顺风的时候就可以决出胜负。于是肯尼迪就仔细察看那根测线，认为满意后，他就自己亲自动手来测量。过了几天，当风力很强，又是顺风的时候，邮船的船长说路特威说他相信当时船行的速度是13英里，肯尼迪就进行了测量实验，但他赌输了。

我记载上面这个事实是为了证明下面的观察。据说，在造船的工艺中一个缺陷，一般人们不容易发现它，直到船下水航行了以后人们才知道它的好坏；因为，尽管你按着一条好船的样式来造，但等你造好了以后往往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新船反而变得相当呆板，不灵活。我想这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海员们对于装货、装帆和驶帆的方式各不相同，每人都有他自己独到的办法。同一条船在一个船长的判断和命令下装货，行驶起来也许会比在另一个船长的指挥下或快或慢。并且，没有一条船是由同一个人制造、装备和驾驶的。一个人造船身，另一个装帆，3个人装货和行驶它，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经验，因此当这几方面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得到正确的结论了。

即使在海上简单的驾驶技术方面，我也常常看到在不同的值班时间里，不同船员的做法不同，虽然风力并没有变大或变小。一个船员比另一个把帆篷扯到多一些或少一些，这样看起来，驾驶技术方面就似乎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规则。然而，我想或许可以做一系列的实验：首先，决定最佳航速的船身式样；第二，最合适的桅杆尺寸和放置桅杆最合适的尺寸位置；接着帆篷的式样、数量和跟着不同风向的不同扯帆的方式；最后是装货的方法。这是一个实验的年代，我想这样一系列的精确设计和与之匹配的实验应该是大有用处的。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些聪明的科学家们会从事这样的研究的，我真心祝福他们成功！

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们遭遇了几次敌人的攻击，但是我们比任何人都走得快，在30天之内我们就行到了浅水地区了。我们的航海测量很准确，船长根据他的判断把我们带到靠我们港口法尔莫斯非常近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夜间快速航行的话，那么早晨我们或许就停在港口了，而且夜间航行还可以避开敌方船只的注意，因为他们常在海港附近巡逻。于是我们就拉起了所有的帆，那天风力也强，我们向前航行着，速度非常快。船长在测量后定了航线，我们还以为可以远远地避开西黎群岛；但是在圣乔治海峡里似乎时不时地有一股强烈的对岸流，它经常使海员们上当，曾经使克劳斯莱·薛夫尔爵士的舰队覆没。这股对岸流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出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