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一岁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被聘为北京一家旅游杂志驻河南记者站的记者。杂志社要求记者站设在郑州，那就必须在郑州租房子。我把这点意思透露给奶奶，她叹了口气，“又跑那么远哪。”

和董商量了一下，我决定依然留在县城，陪她。董在郑州的租住地就当成我的记者站处所，他帮我另设了一个信箱，替我打理在郑州的一切事务。如果需要我出面，我就去跑几天再回来。

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因为打着旅游的牌子，可以免费到各个景区走走，以采访为借口游玩一番。最一般的业绩每月也能卖出几个页码，运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拉到整期专刊的版面。日子很是过得去，很对我的胃口。闲时还能去照顾照顾奶奶，好得不能再好了。

仿佛是为了应合我留下来的决定，不久，她就病了，手颤颤巍巍的，拿不起筷子，系不住衣扣。把她送到医院做了c，诊断结果是脑部生了一个很大的瘤，虽然是良性的，却连着一个大血管，还压迫着诸多神经，如果不做手术切除，她很快就会不行。然而若要做，肯定又切不干净。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开了几次会，商量到底做不做手术——她已经七十九岁，做开颅手术已经很冒险。总之，不做肯定是没命。做了呢，很可能是送命。

我们去征求她的意见。

“我的意思，还是回家吧。”她说，“我不想到了了还光头拔脑，破葫芦开瓢的，多不好。到地底下都没法子见人。”

“你光想着去地底下见人，就没想着在地面上多见见我们？”我笑。

“我不是怕既保不了全尸又白费你们的钱么？你们的钱都不是好挣的。”

“我们四个供你一个，也还供得起。”大哥说。

“那，”她犹豫着，“你们看着办吧。”

两周的调养之后，她做了开颅手术，手术前，她果然被剃了光头。她自言自语道：“唉，谁剃头，谁凉快。”

“奶奶。”我喊她。

“哦。”

“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多女明星都剃了光头？你赶了个潮流呢。”

“我不懂赶啥潮流。”她笑，“我知道这是赶命呢。”

被剃头时她闭着眼躺着的样子，非常乖，非常弱。像个孩子。

瘤子被最大限度地取了出来。手术结束后，医生说，理论上讲，瘤根儿复发的速度很慢，只要她的情绪不受什么大的刺激，再活十年都没有问题。她的心脏状况非常好，相当于二三十岁年轻人的心脏。

我们轮流在医院照顾她。大哥的朋友，二哥的朋友，我的朋友，姐姐的亲戚，都来探望，她的病房里总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大约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这么热闹过，一次，她悄悄地对我说：“生病也是福。没想到。”

总共两个月的术后恢复期。到后一个月，哥哥们忙，就很少去医院了。嫂子们自然也就不见了踪影，医院里值班最多的就是我和姐姐。姐姐的儿子刚刚半岁，三个孩子，比不上我闲，于是我就成了老陪护。

“二妞，”她常常会感叹，“没想到借上你的力了。”

“什么没想到，你早就打算好了。当初不让大哥调我去县里，想把我拴在脚边的，不是你是谁？”我翻着眼看她，“这下子你可遂了心了。”

“死牙臭嘴！”她骂，“这时候还拿话来怄我。”

渐渐的，她能下床了。我就扶她到院子里走走，说些小话。有一次，我问她：“你有没有？”

“有啥？”

“你知道。”

“我知道？”她迷惑，“我知道个啥？”

“那一年，我们吵架。你说有了不能指靠的男人，也是守寡……”

“我胡说呢。”她的脸红了，“没有。”

“别哄我。我可是个狐狸精。”

“还不是你爷爷。”她的脸愈发红了。这说谎的红看起来可爱极了。

“我不信。”我拖长了声音，“你要再不说实话，我可不伺候你了。”

她沉默着，盯着脚下的草。很久，才说：“是个在咱家吃过派饭的干部，姓毛……”

“毛干部。”

“别喊。”她的脸红成了一块布，仿佛那个毛干部就站在了眼前。然后她站了起来，“唉，该吃饭了。”她拍拍肚子，“饿了。”

她是在夜晚关灯之后，接着讲的。

那是在1956年底，县里在各乡筹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派了许多工作组下来。村里人谁都想要工作组到自己家里吃派饭，一是工作组的人都是上头下来的，多少有些面子。自家要是碰到了什么事，好跟他张口。二是工作组的人在哪家吃饭都不白吃，一天要交一斤粮票：早上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还有四毛钱：早上一毛钱，中午和晚上各一毛五。这些钱粮工作组的人是吃不完的，供派饭的人家就可以把余额落了，赚些小利。

她原来没想去争，只等着轮。“可等来等去发现轮到的总是你小改奶奶那几个强势的人家。我心里就憋屈了。”她说。那天，她在门口，看见村长领着一个戴眼镜的人往村委会走，就知道又要派饭了。她就跟了去，小改已经等在那里了。一见她来，劈头就说：你一个寡妇家，还是别揽这差事吧。

“我一听就恼了。我就说：‘我一个寡妇家怎么啦？我为啥当的寡妇？我男人是烈士，为革命掉的脑袋！我是烈属！为革命当的寡妇！我行得正，走得端，不怕是非！我就要这派饭！我能完成任务！’”

话到这份儿上，他们也只好把这派饭给了她。派饭期是两个月，吃住都在一起。

“有白面让他吃白面，有杂面让他吃杂面。我尽量做得可口些。过三天他就给我交一回账。怕我推辞，他就把粮票和钱压在碗底儿。他也是迂，我咋会不要呢？……开始话也不多，后来我给他浆洗衣裳，他也给我说些家常，慢慢地，心就稠了……”

再后来，县里建了耐火材料厂，捆耐火钢砖的时候需要用稻草绳，正好我们村那一年种了稻，上头让村民们搓稻草绳支援耐火厂，每家每天得交二十斤。那些人口多的家户，搓二十斤松松的，奶奶手边儿没人，交这二十斤就很艰难。

“到了黄昏，他在村里办完了事，就替我把稻草领回来，先洇上水，洇上水草就润了，有韧劲了，不糙了，好搓。吃罢了饭，他就过来帮我搓草绳。到底是男人的手，搓得有劲儿，搓得快……”

“搓着搓着，你们俩就搓成了一根绳？”

“死丫头！”她笑起来。

我问她有没有人发现他们的事，她说有。那时候家家都不装大门，听窗很容易。发现他们秘密的人，就是小改。她记挂着没抢到派饭的仇，就到村干部那里告了他们的黑状。他们自然是异口同声地否认。

“他不慌不忙地对大家伙儿说：‘你们听我姓毛的一句话，这事绝对没有！’你小改奶奶说：‘你姓毛的有啥了不起！’说没有就没有？你就不会犯错误？这可让他逮住了把柄，他红头涨脸地嚷：你说姓毛的有啥了不起？毛主席还姓毛呢！你说毛主席有啥了不起？你说毛主席也会犯错误？我看你就是个现行反革命！一句话把你小改奶奶吓得差点儿跪下，再也不敢提这茬了。”她轻轻地笑出来，“看他文绉绉的，没想到还会以蛮耍蛮。也对。有时候，人不蛮也得蛮呢。”

“还怀过一个。”沉默了很久，她又说。

我怔住。

“那该怎么办啊？”半天，我才问。

“那一年，就说去打探你爷爷的信儿了，出去了一趟。做了。”

原来她说那一年去找爷爷，就是为了这个。

“那他知道不知道？”

“没让他知道。”她说。她也曾想要去告诉他，却听村干部议论，说他因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向上头反映说一个月三十斤粮食不够吃，被定性是在攻击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成了右派，正在被批斗。她知道自己不能说了。

“他知道了又咋的？白跟着受惊吓。”

“你就不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不想那么多。”

“你不恨他？”

“不恨。”

“你不想他？”

“不想。”

“要是不想早就忘了，”我说，“还记得这么真。”

“不用想，也忘不掉。”她说，“钉子进了墙，锈也锈到里头了。”

“你们俩要是放到现在……”我试图畅想，忽然又觉得这畅想很难进行下去，就转过脸问她，“是不是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特别好？”

“你们现在的日子是好。”她笑了笑，“我们那时的日子，也好。”

我再次怔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