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杨蔷云没回家，她怕郑波一个人在学校寂寞，非陪着她过年不可。初二，杨蔷云和郑波到袁新枝家给袁先生拜年。放假的时候，袁先生就邀她们去过。

她们走进大门口，叫了一声袁新枝。应声而出的是一个比地皮高不了多少的小女孩，梳着个小发髻，戴着白白的围嘴，嚷着向她们跑来。快到她们跟前时，绊了一跤。蔷云连忙去扶，却听见袁新枝奔出来说：“不要扶她，让她自己起来。”又向那女孩说：“小妹小妹，自己起一回。”小女孩在地上趴了一会，积蓄足了力量，一下就爬起来了。一点没哭，同时用脚跺着那块地，嘴里嘟囔着：“这破地，你摔我!”蔷云和郑波在一旁哈哈大笑。

袁新枝和她的妹妹接待客人走向正房。她们四个走着，袁先生己经打起帘子迎接。杨蔷云对袁新枝的妹妹夸个不停：第一不认生，第二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第三不哭──冲这三条就是具备“社会主义水平”的孩子。直夸得袁新枝说她：“算了，别助长小孩的骄傲情绪。”杨蔷云才在这位“教育家”的制止下住了嘴。

正房是两明两暗──东西各是套间，中间两间通着。他们进了屋，袁先生让杨蔷云和郑波坐在一套不大新的沙发上。袁先生问她们的寒假生活。郑波回答着。杨蔷云四下打量这两间屋子。屋子小，陈设的东西有些拥挤。那些东西风味各不相同，代表着几代人的生活。正墙上挂着古色古香的字画，而在字画两边，贴着一幅董存瑞像和一面写着：“奖给先进工作者”的锦旗。那字画，大概是新枝的爷爷的，董存瑞像一定是袁新枝的喽，锦旗当然是袁新枝的哥哥的。另一间屋子，放着书架、书桌、台灯，这是袁先生的。皮箱、条包、包袱，这是袁新枝母亲的。窗台上放着布娃娃、小汽船，是小妹妹的。蔷云把自己的“分析”说出来，袁先生夸她的眼力。袁新枝说：“你什么都看见了，可忘了一样。”“什么?”“瞧那边!”那边空中悬挂着一只小花篮。蔷云走过去，不禁叫好。那不是花篮，而是一个挖空了心的萝卜，倒挂起来，装上水，在萝卜肚子里放上白菜头，于是白菜向上生长，开了黄花;萝卜缨向下生长，生出绿叶;紫红色的萝卜皮上，还雕出花纹。杨蔷云把郑波也叫过来，称赞袁新枝的“杰作”。这时，新枝的母亲出来了，她像一盆火似的招待这两位客人，请她们吃茶，还拿出了冻柿子、脆枣和杂拌。袁新枝说：“你们在这儿聊吧，我给你们做饭去。”蔷云说：“你还会做饭?”袁新枝的母亲在一旁说：“我们新枝呀，手可巧呢。”新枝连忙拉着她的母亲走了。

她们回到沙发上坐下。郑波没怎么说话。她想起自己的家来了，她已经没有家了。袁先生好像看出来，他说：“你要没事，就常来玩吧。新枝的家，也就是你的家。”

聊着聊着，袁先生说：“你们给我这个班主任提提意见吧。”蔷云说：“哎哟，那怎么提?”郑波笑着说：“我们来给您拜年，是希望您把这学期我们的毛病给提出来。学生哪能给老师提意见呀。”

袁先生摘下眼镜，哈着气，掏出手绢擦一擦镜片。他说：“没有关系，先生错了，一样要提──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嘛。说实在的，虽然我教了你们好几年，虽然我还是班主任，但是，我和你们，老师和同学之间，相互了解得仍然很少……”

杨蔷云探过身子，她问：“先生，您是不是不太喜欢我?”

“不，我只是对你们了解得太少。也许，我曾经一度有些个怕你们。”

“怕?”郑波和蔷云同时不解地问。“是的。谁都知道学生怕先生，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先生同样地怕学生。甚至更厉害。举例说，一九五○年十月，全国工农兵学，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咱们学校工会做了一项决议：教师一律参加辅导学生的活动。那时候我去高三──那时你们才高一喽──可辅导什么?同学们讨论得慷慨激昂，分支书记讲得头头是道。同学们要我讲，我说：‘我们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抗美援朝……’讲了半天也讲不出什么名堂，只好红着脸下来。当然喽，都是大同学啦，当面还没好意思开我的玩笑。从此我越发尊敬学生，尊敬学生中的党员、团员。同时也就有些怕。”袁先生咳了几下，感慨地说：“你们是在毛主席关怀下边长大成人的，比我们不知幸运多少，超过多少。我觉得这个先生很难做。”

郑波说：“好久以来好像都是这个样子，上课的时候我们听先生的，下了课，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听报告、看、讨论团课、通过新团员……”

“可也亏了你们。”袁先生拿起一杯茶，一饮而尽，“这些年，青年团在学生工作上，做了许多事，我们当先生的应该自愧弗如。咱们还说这个先生与学生的互不了解。寒假以来，我几乎天天想这件事情：我究竟怎样做老师?怎样出现在学生面前?想来想去，我追到根子上──你们知道黄丽程吗?”

郑波说：“当然知道。”蔷云指着郑波告诉袁先生，“她们俩是好朋友。”

“噢，这我还不知道。黄丽程原来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但是从四七年下半年，她忙着搞学生自治会，就不好好念书了。我当时看出来了，她和共产党有了关系……”

“您看出来了?”郑波奇怪地问。她一直以为黄丽程这一批人隐蔽得很好呢。

“那还看不出来?当时黄丽程常找我参加学生们的晚会。头一次我去了，只有我和钟先生两个教员。以后我就借故推托，不再去了。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逮捕了我们一批同学，我很难过，很惭愧。那时候我已经觉到，在咱们国家的大变动中，年轻人勇敢地选定了自己的道路，而我们在一边犹豫。从那时候起，我们和学生的距离就愈来愈远了。”

蔷云托着腮静静地听着。过了一会儿，她放下手，急急地说：“先生，是这样!过去，我们也觉得先生不太了解我们，我们也不太了解先生。我记得我们高二下半年，教历史的刘先生有一次给我们讲话，说：‘你们得给我好好学习!’后来班上就当笑话传开了，同学一来就说：‘你们得给我好好学习!’……我们有时候就忽略了先生，似乎除了正课，也得不到先生的更多的帮助。”“你说呢?”袁先生转问郑波。

“我觉得我们有好些不对的地方。譬如那次开会批评李春，就没有事先和您商量。可是后来您对我们讲的，对我们的帮助大极了。您说距离愈来愈远，那是过去，可是现在……”

“现在又慢慢近了。我要向你们，向我的学生说，我虽然落后了，但是有信心拼命地赶上去。这需要你们的帮助。”

“可是您还是给我们提意见吧。您说得那么……客气，我不知道怎么办好。”蔷云一边说一边转动身子，好像真的很难受。微笑不由得浮在袁先生的多皱纹的脸上。

饭做熟了，袁新枝快活地张罗着，像一个小主妇。她摆好了饭桌，端上了四只碟子。馒头上点着吉祥的红点。大家坐好，正要吃饭，一个矮胖的小伙子回来了，他是袁新枝的哥哥。“新友，快来吃吧。”他妈妈说。“我吃过了。”

“新友可真是，过年也不在家里呆着。”“哥哥，你又找小刘去了吧?”新枝顽皮地说。

“去去……”袁新友红着脸，跑到里屋去了。逗得吃饭的人大笑。

袁先生一边吃一边说：“这个酱瓜鸡丁不错，你们多来一点……刚才你们说李春是那么个情形，或者，我找她谈谈好不好?”

郑波说：“这样好，她对先生，还是挺尊敬的……不用，我们自己会吃……袁新枝，你说呢?”“吃饭的时候别谈这些，要不可影响消化。”袁新枝不参加他们的谈论。

杨蔷云又问：“袁先生，您觉得苏宁怎么样?”“苏宁是不是和你挺好的?”

“还好。”“她多大了?”“不满十八足岁。”“噢?才十七。看上去好像更大一些。”

“怎么?”“她不太像个孩子。”袁先生皱起眉，“她缺少年轻人的那股年轻劲。当然这只是一时的印象。怎么样?她最近怎么了?”“没……没有什么。”蔷云低头吃菜。

吃完饭，大家来到放着袁先生的书桌的那间屋子。袁新枝的妹妹给客人表演节目，唱了两支歌。袁新枝的妈妈不厌其详地询问客人的一切，“十几啦?”“哪儿的人?”“家里有什么人?”当她知道郑波已经没有父母的时候，突然若有所感地停住了。

杨蔷云走到书桌旁，看到玻璃板底下压着的许多照片，大部分是袁先生历届的学生。桌子角上放着一摞书，最上面的是一部《把一切献给党》。蔷云不由拿起来翻，书里面画着许多红线。再看看其余的书，是《普通一兵》《刘胡兰小传》……

蔷云疑惑地问袁先生，“是您看的吗?”袁先生走过来，他点点头，“凡是学生们爱看的书，我都想在寒假中把它读完。”

蔷云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她默默地说：“多好啊。”

“多么好的家呀。”回学校的路上，蔷云对郑波说：“我真喜欢袁新枝的小妹妹。那小家伙太棒了。”“你的家呢?”郑波问。

“我对我的家不感兴趣。我爸爸整天地写文章，我回到家，咳嗽都受管制。我不需要什么家不家的。可苏宁的家，你没去过，真是坏透了。”“坏得都透了?”郑波怀疑地问。

杨蔷云想了想，把苏君说的事，告诉给郑波。

“真的吗?真的?”郑波吃了一惊。“你说说，郑波。”蔷云拉着郑波的手，“苏宁才十七岁，和我一般大……咱们班都是十七八岁的同学，可是，好像社会里的一切都反映到咱们班里，我怎么不懂呢?我太简单……郑波，这怎么办呢?”

郑波低着头，一边走路，一边踢着脚下的小砖头，说：“我常想，我只是个中学生，只是个普通的孩子。但是，当我了解到每个同学的复杂遭遇的时候，一个党员的、阶级战士的感情就觉醒了，我愈来愈尖锐地体会到，那个已经死了的旧世界，仍然留下许多尘屑，蒙蔽在我们这些孩子心上。譬如呼玛丽──我又扯到她了，她最近和我不错。可是，前几天我和她聊起义和团的事，聊起她那次答的卷子，她马上变了神色，对我说：‘郑波，我愿意和你好，但是，永远不要和我谈这些，这些，我只能听我的神甫的话。’怎么办呢?我真怕下次她会躲避我。这不好办!袁先生说我们幸福，但我们的日子过得也挺难的，我们得把我们身上那些旧的残余、疤痕，统统去掉，我们得斗争，从小斗到大!这样，我们才会成为真正的、新的人，真正的、毛主席的孩子。”

回到学校，工友告诉杨蔷云，“刚才，有一个地质学院的大个子来找你，在会客室等了足有一个半钟头。啧，你们来晚了一步，他走了不过十分钟。”“他没给我留个条儿吗?”蔷云问。“我看见他写了一大篇，后来，又都撕了。他什么话也没留下，就走了。”“这个家伙!”蔷云笑了一下，和郑波走了进去。

第二天晚上，在袁先生看书的那间屋子里，袁先生和李春谈话谈到了深夜。台灯的绿色灯罩，把阴影伸张到四壁上。袁先生斜靠着一只躺椅，他的头沉在昏暗里，腿上盖着毡子。他抚摸着一只小猫，那小东西蜷曲在毡子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李春原来坐在一只旋转椅上，谈着谈着，拉过一只小板凳，矮矮地坐到袁先生身旁。她披着外衣，斜仰起脑袋和先生说话，灯光照亮了下半部脸。透过窗户缝，风轻轻吹动了窗帘，送来一阵阵的爆竹声。从春节开始，到元宵节，爆竹声向来延续不断。屋子里有一种淡淡的饺子汤的气味。

“就为了这事，你最近心情不好吗?”袁先生问。“是的。”李春说。

李春把写稿的事告诉给袁先生。李春对待袁先生，有一种对待父亲的感情。一九五○年，李春来学校不久，有一次考数学，为一个小小的错误，袁先生给她减了许多分数。她不服，气势汹汹地去找袁先生。袁先生并不动怒，却问她：“你知道，为什么我对你很严格呢?”

袁先生告诉她说：“你的入学考试，是我监场的。你大概只顾看试卷了，却没注意发试卷的人。你接过了卷子，不假思索地提笔就答，交卷又很快，引起了我注意。我记住了你的名字。现在，正是我教你的课，我愿意对你严格一点，愿意你学得好一点，你为什么反倒不满意?”一席话说得李春化怒为喜，她高兴地告诉自己，

“瞧，袁先生已经赏识我了!”于是，她对袁先生也就特别感激和信任。

袁先生摇着头说：“不必嘛，这是小事情。写个稿，没成功，这算得了什么?”

“小事情?”李春爆炸般地说：“先生，您想，我上中学这三年，有多倒霉!号召参军的时候我没报名，于是在班上就抬不起头来。上学期得了一个奖章，人家看着也不顺眼。和吴长福开了一个小玩笑，分支会就把我足整一气。谁也瞧不起我，我没有一个好朋友。我写稿子……完了。郑波她们的功课马上就会赶过我。难道我真的不行了吗?”

袁先生挺起身子，习惯地扶一扶眼镜，把猫推到地上。猫翘起尾巴，抗议地“瞄”了一声，溜掉了。

“昨天，杨蔷云和郑波来看我，她们情绪非常好，心胸开阔，谈学习，谈班上的工作……”

“当然喽。”李春插嘴。“为什么当然?”“人家棒嘛。”“什么人家人家的?大家都是同学，她们很关心你。”

“怎么关心?在分支大会上批判我吗?她们就爱讲什么为祖国为社会主义这些空话，谁不会讲这个呢?我只是觉得光讲那个没用，她们就认为我落后。好，你们进步，进步去好了。”

“我不知道从哪里说你好，李春，你不对!”袁先生把眼镜摘下来，放在盖着腿的毡子上，“过去，我也不太赞成郑波这样的学生，她们忙来忙去，我甚至于觉得可惜。可是事实告诉我……这用什么词儿好呢?她们有一种……高尚的灵魂和强大的力量。她们用抗美援朝，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精神努力学习，从来不叫苦。她们很有坚韧性，无论什么事，甚至母亲去世这样的事都不能影响她们。这难道是空话?她们热心地为大家服务，处处从全班着想，自然同学也拥护她们，她们朋友也最多。这难道是空话?她们并不想在班上给自己争一个特殊位置，只许别人说好，不许别人说坏，她们和全班团结得很好。难道这是空话?”

袁先生话说得太急了，他咳嗽起来。李春连忙给袁先生倒了一杯水。

袁先生把茶杯放到一边。他慢慢地说：“你大概还记得，从你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了。你是个用功的学生，天分也好，可是你有一个危险──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先生常常讲到读书和做人的问题──你会读书，可是不会做人。你说人家瞧不起你，其实是你瞧不起别人!你说你没有朋友，因为你不肯帮助人!你说人家讲的是空话，其实是你的眼光不远大!”

李春站起来，她使劲用手在裤缝上擦，“先生，也许我全错了，但是你说我眼光不远大，什么叫远大呢?还在我上高小的时候，我看见过一本《居里夫人传》，那本书也许现在的高中学生都看不下去，但是我看了。那时候我十一岁，我半夜里起来宣誓，如果我对人类不能有居里夫人那样的贡献，就算白活了。从很小，我就故意少玩，不玩，牺牲了娱乐，我看书，看书……”

袁先生拿起眼镜，慢慢站起来，毡子落到地上。他走到书桌旁，打开下边的柜子，翻了半天，拿出一本年久褪色的笔记本，他用眼镜腿向李春招呼，李春走过去。

袁先生说：“你看，这是我上学时候的日记本，离现在三十来年了。你看。”

翻开第一页，用毛笔工整地写着：

“生斯天地间，为学为业，若不斩荆披棘，成前人之所未就，岂不痛哉?生而不为牛顿、爱迪森(现一般译作爱迪生。)，岂不痛哉?”

李春反复看了好几遍。

袁先生把本子合起来，嘲笑着自己，“瞧我从前，也是个有大志的人，可是我现在既未‘成前人之未就’，又不能与牛顿、爱迪森媲美，剩下的就只有‘痛哉’了。”

袁先生来回踱着步子，说：“那时候我年轻力壮，目空一切，似乎太阳月亮都将要听我的指挥。后来由于家境不好，没上完大学就做了中学教员。白天上课，晚上一读书就至少读到两点。为了买书，我曾经好几个月光吃干粮不吃菜，好省下钱来。我想，不管怎样，我得做牛顿!终于，把身体搞垮了，得了一回伤寒。所有的同学都劝我，‘算了吧，老袁，我们都是过来人，谁都经过这一段，吃一肚子粉笔面，养活了老婆孩子，这就行了。研究什么数学呀?’病好了，学校也把我裁了。我生活无着，书也卖掉了，于是，一辈子的宏大志愿被这四十天伤寒打得一败涂地!”

袁先生回到躺椅上，捡起毡子把腿盖好，他痛苦地喘着气，久已遗忘的创痛又揭开了……他半闭上眼睛，努力平稳地说下去，“我的志愿固然宏大可爱，实际上我这个人却最软弱可怜!我对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未来，缺少一个清楚坚实的认识，没有什么伟大的目标足以唤起我排除万难的毅力。而且我孤独，没有组织帮助，没有朋友支援，一个人狂热地幻想功业，却没有力量实现幻想，完成功业，那是如何的痛苦呀!”

袁先生说着说着激动起来，指着李春说：“你现在的条件是太好了，我相信，你──我的学生，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把你的老师的理想也就同时实现了。但是，你决不能只关心分数，不关心灵魂;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大家。这样的人必然会碰钉子，而且他经不起钉子的一碰。单纯的个人要强心是没有多少力量的。李春，你要警惕!”

好久，他们没说话，夜寒重了，袁先生把毡子裹紧。李春拉一拉外衣，她微微地发抖。

“也许，我的话过分了一点，可是，你记得那一次我给你判卷子吗?”

李春点头，她走到窗户边，掀起窗帘，外面一片漆黑，遥遥地已经传来鸡叫“喔──喔──”漫长的冬夜，在他们热烈的谈论中，快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