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情况怎样，倪藻总是感觉到一种难以表述的美好与温柔。

早晨醒来睁开眼，他觉得有一点冷。啊嚏，打了一个喷嚏。快穿衣服，别冻着，妈妈边说边递过来了夹袄。夹袄袖子接过一次，仍然嫌短了。秋分都过了，怎么能不冷?妈妈说。那就是说，秋天了。为什么要有秋天呢?树叶都掉在地上。然后就没了。冬天，呜呜地刮着大风。

为什么会有带来冬天的秋天呢?老是夏天多好。夏天又太热了，刚躺下枕头就湿透了汗水，夏天如果不热有多好。人如果不生病、不发烧、不吵架也不死有多好。刚上学半年他就懂得了死这个字，一想到总有一天妈妈、姨姨、姥姥都要死去，他自己也要死去的时候，他是多么悲伤!他知道，这些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因为他是一个好学生，一个好孩子。

他是一个好孩子。老师是这样说的，同学是这样说的。爸爸是这样说的，妈妈是这样说的，姨姨姥姥是这样说的，邻居和客人们也是这样说的。他起床的时候妈妈给他递衣服，一面给他衣服一面口口声声地叫着“好孩子!”一个孩子如果听到全世界都叫你好孩子，他怎么可能不好呢?

好孩子，吃什么呢?吃什么，有什么可吃的呢?小小的煤球炉已经生起来了，他已经闻到了带着刺鼻的恶臭味的烟。是猫屎味。姥姥说，那个(谁知道是哪个)“死猫”老是在煤堆上拉屎，而且把煤球踩碎蹬碎踢碎了。倪藻喜欢猫，养了几只猫都死了，他相信是因为他们家没有钱买肝给猫吃。他喂窝头，猫不爱吃，猫过来闻一闻，悲惨地叫一声，不吃，走了，愈来愈瘦，瘦成了皮包骨，瘦成了骨架，就死了。他真替这猫伤心。如果我有了钱我一定给猫买肝吃。

后来妈妈用白面做了稀糊糊——也可以叫做糨子(糊)，还给他撒了一撮红糖。姐姐那碗就没有红糖，这是对他的特殊优待。他饿了，饿极了，喝得非常香，喝完了一碗还要喝第二碗，最后连挂在锅边上的“糨子”也用右手的食指抹着蹭着吃了。于是妈妈发现了:倪藻这孩子爱吃糨子。于是大家都知道了，倪藻本人也知道了，他爱吃糨子。

只有爸爸不以为然，当他听说倪藻爱吃糨子的时候，他把眉头皱起了一个疙瘩，他说:“瞎说，糨子有什么好吃。”他不能承认倪藻爱吃糨子的事实，更不能承认这种说法。

爸爸就是那样讨厌，那样傲慢，只相信他自己，专门破坏旁人的兴致和信条。

他喝完了搁红糖的糨子就和喝完了不搁红糖的糨子的姐姐一起上学去了。

虽然学校是那样的破烂，但倪藻有生命以来还没有见过更辉煌完整的东西，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好学校，是他所住的胡同里的许多更穷更脏的孩子想上而考不上的一个学校。才二年级，一进学校便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似乎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来上学的。他听过不少穷孩子不能读书的故事，他深深地为这些穷孩子而悲伤。于是他觉得自己上学实在是无比的福气。

上国语课，老师让孩子们用“因为……所以”造句。别的同学都造得非常简单，而且听起来千篇一律。然而他造得很长，表达的意思很多。老师惊喜地说，你简直是做了一篇文。老师示范地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造句，全班都承认他造得好。他知道他身后坐着的一位极其用功的大个子女生会嫉妒得噘起嘴来。那个女生总想赶过他，又几乎从没有一次不正好落在他的后面，这使他有点难过，又有点得意。

上午还有一节说话课，他在说话课上讲了一个故事。故事是姨姨教给他的，是说萤火虫的故事。说从前有一个小孩，亲妈死了爸爸娶了后妈，后妈对他很不好。有一天他拿着一毛钱去买醋，把钱丢了，醋也没买回来。后妈逼他去找钱。他找了一夜，掉到山沟里摔死了。于是他变成了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到处找他的一毛钱。

这个故事可真惨，亲妈和钱，这都是最重要的。讲故事讲得那个嫉妒他的女生都哭了，老师都红了眼圈。他更感到了妈的珍贵。

然而姨姨也是珍贵的。她是他的家庭教师。是她教给了他讲出那催人泪下的萤火虫的故事。是她还给他讲过孔融让梨，司马光打破水缸，还有一个买栗子的故事。说是一个小孩去买栗子，掌柜的说你抓一把吧，他不抓，最后掌柜的给他抓了一把。后来他妈问他，你怎么不抓呀?小孩回答说，掌柜的手大，我的手小。瞧他有多机灵!这可真是亲切的好故事。如果真能像故事那样多得到几个栗子吃就好了。可又上哪里找这宽厚的掌柜的呢?倪藻和妈妈要过钱去买花生米，钱送出去了，也确实是掌柜的给抓的而不是他倪藻的小手抓的。掌柜的手大又怎么样呢?花生米给得那么少，可以数得出个儿来。他的心都揪到一堆了。他机灵地、逗人怜爱地说，掌柜的您多给点吧，简直像是乞讨。那天真无邪而又可怜无助的声音感动得连自己都要哭了。然而掌柜的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更不要说会多给他一粒花生豆了。

然而姨姨毕竟给他讲了一个亲切的故事，告诉他聪明永远是有益的。而他就聪明。聪明也还得有人教，那就是姨。他的每一篇作业，都是姨先看过，再拿到学校去的。他的学习成绩怎么能不名列第一呢?

姥姥，甚至连不认字的姥姥也帮助过他做过作业。那是他第一次做大字作业。姨帮助他置办了砚台、墨、墨盒。有了墨盒，也有了墨。但他不会用毛笔，怎么也抓不住毛笔。偏偏妈和姨不在。他一个红模子还没描出来，已经满手满脸都是墨了。不知怎么的，连舌头都黑了。他急哭了。爱哭的孩子。

后来是姥姥帮他捏住了笔。姥姥把住他的手，描了第一个红模子。头一画描得还不错，他真佩服姥姥。他真感谢姥姥。但第二画不知笔怎么自己滑了一下，于是出来了一根岔，好像扎了一根刺或者自己长出了一根刺一样。他和姥姥都慌了神，越描越成了个黑疙瘩了。

姥姥不会写字。姥姥不认得什么字。但是姥姥会背千家诗和唐诗。还有:

尺素鲛绡劳惠赠，

为君哪得不伤悲?

倪藻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是《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赠帕题诗”。前两句是:

眼空蓄泪泪空垂，

暗洒闲抛知向谁?

他早就模模糊糊地把这四句诗背下来了，不知其意，但知其音其调，就像上私塾的孩子背“子曰学而时习之……”姥姥念这几句诗的时候是感情深沉的。

姨姨会背更多的诗。姨姨还会背新诗，胡适，俞平伯，刘大白，徐志摩……姨给倪萍和倪藻读过冰心的《寄小读者》，虽然用的是孟官屯——陶村口音。

姨特别喜欢孩子，姨精心关注着有关孩子的一切。全家只有姨会说家乡的童谣:

鼓鼓头子鸡，

瞎嘎嘎，

老娘要吃(个)鲜黄瓜。

鲜黄瓜有毛儿，

要吃鲜桃儿。

鲜桃有嘴儿，

要吃油饼儿。

油饼喷香，

要吃面汤。

面汤稀烂，

要吃鸡蛋。

鸡蛋腥气，

要吃公鸡……

真是妙不可言。倪藻总觉得全家都是一些温柔的、慈爱的、妙不可言的人。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从小就生活在绝无争议的无限的温柔和慈爱里。

而且他知道他是全家的希望。当妈妈哭天抹泪的时候，总有人劝她，可你有这么好的孩子!当姨姨长吁短叹的时候，也有人劝，就指着你的外甥吧……

然而姐姐对一切的看法没有那么乐观。当倪藻说等我长大了我要挣钱养活姥姥、妈妈和姨……的时候，姐姐总是说，上哪儿挣钱去?当倪藻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发明一样东西能让所有的穷人都从里面找到好吃的时候，姐姐说，瞎说，没有的事。当倪藻说咱们家多好呀的时候，姐姐说，听说，爸爸要不要咱们了，爸爸要给咱们娶一个后妈。后妈，这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后妈比魔鬼还可怕，倪藻早就知道了。他们班有一个姓孔的同学，他老是那么可怜，手上耳上脚上都长疮，眼睛经常是哭肿了的，作业也完不成……他没有亲妈，有后妈。

这个秋天的下午，倪藻告诉了姐姐课堂上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今儿上午最后一节课是“修身”。白老师教的，啊?就是那个个儿特别矮，从来都是板着脸，瞪着眼，胆小的能让她吓哭了的。倪藻继续说，不是最后一节课是修身吗，这课的课文是《中日满亲善合作》。你猜怎么了，白老师刚念这个题目底下就乱成了一团，连平常最老实的学生也闹上了。有的出怪声。有的做鬼脸。有的突然吆喝了一句“臭豆腐——酱豆腐”。有的弄得铅笔盒劈里啪啦乱响。还有的就骂起来了“好孙子啦!”“你孙子!”可真热闹啊，比白塔寺还热闹。我也闹了，我为什么闹，我也不爱上这个课。我们这么闹，白老师管也不管，她站在讲台桌后边，笑嘻嘻地瞅着我们，好像还挺高兴的呢。我们就来劲了。后来就上了椅子。后来就上了桌子。你说有这样上课的吗?可白老师不管，光笑。也不能说不管，同学上桌子厮打起来的时候，她喊了几句“下来下来下来!”“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就这样，下课铃响了，她笑嘻嘻地说:“下课!”同学们就“噢”地哄叫一声，都笑了。

倪藻说得很得意，但姐姐担忧地说，再别说了，别让日本教官知道了。你知道吗?现在是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不管在哪里，要是有人说日本人不好，日本人就会知道，就会把你们抓起来。我觉得白老师现在很危险。姐姐严肃地说。

姐姐怎么会知道这些，想到这些呢?姐姐常常那么忧郁。为大人的事而忧郁。像大人一样的忧郁。

当然。姐姐比他大一岁，这就注定了什么事情都比他懂得多，想得也多。夜晚，有时是倪藻已经睡了一觉了，通过小小的后窗会传来胡同里的单调而凄婉的笛声。笛声哆嗦着，像哭，又哭不出来。倪藻知道，这是算命的盲老人，在他的小孙女的牵引之下，吹笛招揽生意。他同情这个盲老人，他便说，咱们也算个命吧。不等妈妈说话，姐姐便说，你知道个什么。那瞎子，说不定是卖大烟、卖白面儿的，假装算命。要不，算命就算命吧，干吗这么夜深人静，大家伙儿都钻了被窝睡下以后，他才出来做事呢?人家睡了以后，还怎么算命呢?其实那笛子是暗号，是告诉买主，他带了什么私货，带了多少，多少钱一两。愿意买的，就会吱扭吱扭打开大门，把瞎子让进去……说得倪藻毛骨悚然。特别是听到瞎子凄婉的笛声以后，再听到深夜显得特别清晰锐利的吱吱的开门声，倪藻吓得后脊背沟里冒凉气。

还有拍花子的呢，倪萍对弟弟说。大白天，你走到一个小胡同里，僻僻静静，四周没有一个人，这时候前面出现了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向你那么一笑——还笑呢。再向你把手轻轻一招，不好!你就只能跟着他走，想不跟着他走也办不到。然后他就把你带走了，你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妈妈了。他把你卖到远方做奴隶去了。这还是最幸运的，要不他就把你宰了，用小孩的心、肝或者脑子做药，做好了药，装到小葫芦里。你不信吗?西四北大街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叫六儿的孩子，就是这么着让拍花子的给拍走了。

有的是老师讲的。有的是姥姥姨姨妈妈讲的。倪萍爱听这些，也记得住这些。她和妈妈姨姨姥姥有自己的女性的语言。然后再由她讲给弟弟。

倪萍的脸模子显得丰满。其实她一点也不比弟弟胖。她说话的时候有点笑嘻嘻，但两只眼睛不依不饶地盯着别人，过分热情地非让别人信她的话不可。

姐姐说，咱们要有一个好一点的爸爸多好啊!倪藻翻翻眼，不知道姐姐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爸爸是坏还是好，他没有评论。他有爱、有怨、有希望和失望、有疑问，但他并不认为就是爸爸不好。他常常看到胡同里的小孩子和班上的同学的爸爸们。未老先衰的，红烂着一只眼的，打躬作揖的，见人傻笑的，大多是一副倒霉相。有这样的爸爸，又有什么好的呢?有一个坐小汽车的爸爸，是他们班穿戴最崭新的张钟晨的家长。他捐给学校一车煤。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提起他来就像提起神仙。倪藻最敬爱的级任老师(级任老师，犹今之班主任。)每晚给张钟晨补习功课两小时。他们的级任老师多好啊，全市的小学教师来旁听他的课。然而在那堂公开课上，张钟晨念下一段课文、回答出一个问题来了吗?爸爸捐煤也不行。爸爸坐小汽车也不行。级任老师补习也不行。在这堂课上对答如流、使旁听者惊叹，为老师增光，为学校和班级增光的是谁呢?是张钟晨吗?去吧，边儿也沾不上。那是他，全班最小最矮的倪藻啊!

只有一个同学的爸爸他是有特殊的好感的。那个同学是混血儿，叫朱希礼。小黄毛，小洋毛，小杂种，他一来就受到全班同学的欺侮。然而，倪藻喜欢这个同学。他到朱希礼家去过一次。朱希礼的妈妈是俄国人，爸爸慈祥而且庄严，跟朱希礼的母亲说话的时候是那样亲切和蔼。真叫倪藻羡慕啊!

姐姐谈到静珍姨姨的时候还说，如果姨父不死，姨姨的生活就会好些。真的吗?倪藻带着这个问题去问姨姨。姨姨正在牙疼，一只手捂着腮帮子，流口水。姨姨常常牙疼，有时疼得整夜呻吟，有时半边脸肿老高。但她决不肯进医院。她怕医生尤其怕西医，怕吃药，提到打针就魂飞天外，叫做“晕针”。更不必说拔牙了。听到倪藻的问话，姨姨放声大笑起来。姨姨说，我的傻外甥，那个短命鬼若是不死，我怎么会到北京来，怎么会跟你们家住在一起、怎么会见天守着你做作业呢?

倪萍后来知道了。她埋怨弟弟不该问姨这样的问题。姐弟二人吵起来了。妈妈说算了算了，问就问吧，她早就不怕问了，她无所谓，她不会伤心也不会掉泪的。

倪藻的脑子里没有这么多忧郁的东西。上学——优等的成绩，回家——充盈的钟爱，玩——这就是童年。

于是，在不可摧毁的童年的快乐里，在秋分以后这一个明朗的日子，在下课以后，在明媚的秋天的太阳的照耀之下，倪藻在自己的家门口和住家近的几个男孩子一起玩“逮人”。为了确定先由谁来“逮”，手心手背，单奔儿倒霉，他们叽叽喳喳叫着出手。追、跑、笑、胜利、失败、闪开、得救、遇险、“被捕”……都玩得很高兴。笑声和喊声响彻了整个胡同。

倪藻，劲不大，跑得也不快，但他反应快，躲闪灵活。有几次快要抓住他了，他一扭身，一低头，从对方腋下钻过去了。不过就这样他也被人“粘年糕”了两次(即被逮人的人手触着，算输了)，两次时间都不长，他又抓住了别人，做了替身。

正在他玩得痛快淋漓之时，他听到了母亲的招呼。母亲把他叫到门口，俯下身来，对着他的耳朵说:“你就在这儿玩，先不进来。你留着点神，你看着点两头，往远处看。要是你爸爸来了，你别理他，赶紧回家告诉我。”母亲的嘴里的热气喷到了他的耳朵上，这增加了秘密和严重的气氛。

倪藻怔了一下神。又要出什么事呢?反正不是好事。一只孤零零的乌鸦，正在头上飞。

倪藻回到正在玩逮人游戏的集团里，却失去了方才的机敏与灵活。他立即被人不费吹灰之力地逮着了。他费了半天劲逮不着一个人。儿童游戏的有机整体马上受到了损害。笑声停了，速度也放慢下来，大家不满地看着倪藻。

“不跟倪藻玩了，他不好好玩!”“不好好玩”，这是孩子对孩子的相当严重的指控。

“那我也不玩了。”一个跟倪藻有点搞“小宗派”的孩子说。

“我该上街打醋去了。”

“不玩啦不玩啦不玩啦……”一个活跃亲密的集体迅速土崩瓦解，还没来得及让大家反应过来。

剩下倪藻茫然地站在门口。姐姐呢?姐姐不在家。他听见一声声脚步从远而近，从近而远，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到这一端。他看到的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不是爸爸。但脚步都是那样沉重、拖沓、疲惫，就像他们都已经走了几天几夜。一个卖冰糖葫芦的中年人嘻嘻笑着向他走来，他该不是拍花子的吧?如果真是拍花子的，他又到哪里躲去呢?不是一瞬间便可以给你竖起三面高墙吗?

果然，在夕阳开始变得柔和起来，门楼和槐树的影子变得大起来以后，他看到了已经三天没有回家的父亲的高大的身影。他想跑，两腿却像受了魔法，怎么也抬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