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天，当年轻的巴金在封建专制大家庭的重压下苦闷、彷徨、抗争，直觉得“我的身子给绑得太紧了，不能够动弹”，只有“把全部的时间用来读书”，渴望从书中找到朋友，得到支持，寻找未来出路的时候，在遥远的北方，在中国首都北京，五四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是一次爱国反帝的伟大斗争，是中国人民向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一次猛烈冲击。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天安门前的神圣宣言震动了世界，赵家楼腾起的火光照亮了人心，点燃了中国人民——首先是一代青年的心中的烈焰。“五四”所揭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有力地召唤着青年人奋起。

巴金虽然远在四川，但他心中的愤火也被点燃了，迅速地奔赴到“五四”所揭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之下，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之中。

热烈的爱国激情，对封建家庭的强烈憎恨和反叛，使他很自然地与“五四”精神发生共鸣，因而立即产生积极的反应。巴金后来曾多次谈到五四运动的发生，在他和他的兄弟们当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以及他们像迎接佳节一样迎接“五四”新思潮的兴奋喜悦心情，他说：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甚至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我那时不过十四岁半，我也跟着大哥、三哥一起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使我们的心非常激动。我们觉得它们常常在说我们想说而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代售新书报的那家书铺，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很兴奋地读着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花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姐，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等等刊物。……《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大哥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他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去那里取一些新到的书报回来（大哥工作的地点离那个书铺极近）。当时在成都新的书报很受欢迎，常常供不应求。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我们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被六姐的母亲遇见了。三婶（按：即六姐的母亲）那时刚刚跟我的继母和大哥两个吵了架，她便禁止六姐参加研究会。我们的研究会也就停顿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结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的传单（这个“草”字是传单上印错了的）。类似的记述在巴金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到多处，包括在1931年创作的长篇《家》中，在说到觉慧兄弟如何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面对新思潮的洗礼时，所作的叙述和上面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这些记述的史料价值更大于它的文学意义。其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这场由民众发动和参与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国内的影响是多么广泛，传播是多么迅速！北京发生的事情，通过“报纸上如火如荼的记载”，刹那间便传遍全国，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成都，人们每天也都在“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并从中感到振奋和鼓舞，“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花一般”点燃了他们的热情。

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响应，成为中华民族新崛起的时代标志。其二，从这里又可以看到五四运动所产生的震撼是何其强烈，何其深刻。五四精神首先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响应是可以想见的，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相对封闭、禁锢得像“铁丝笼”

一般的封建大家庭中，五四精神也得到如此强烈的反响，在“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已被束缚得近于麻木的大少爷的“被忘记了的青春也给唤醒了”，另一位受封建礼教束缚更严厉的六小姐，也和家中的兄弟们一起贪婪地各地的报刊，还独自订阅了一份《新青年》杂志，还要和兄弟们一起组织一个“研究会”，一起讨论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这是五四精神深入人心的集中表现。其三，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巴金还“不过十四岁半”，不要说在今天，就是按当时人们的看法，也还是个孩子，而且事实上哥哥姐姐们也把他“看作一个小孩”。但就这么一个半大孩子也一样振奋起来，跟哥哥姐姐们一起贪婪地各种新书报，讨论各种新问题，而且巴金说，哥哥姐姐们“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结识新的朋友”，并由此走上实际的社会斗争的道路。这是五四精神的必然结果，表明五四的影响是实际的，深远的；也预示着五四运动所唤起的最年轻的一代——巴金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必然有着更远大的发展。

巴金常称自己是“‘五四’的产儿”。他说，“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直到60年以后，20世纪70年代末，当有人约他写纪念“五四”的文章时，他的心情仍然像当年那样兴奋而激动，说“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还在眼前”。他在文章中写道：“六十年前多少青年高举着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喊着口号前进。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巴金这里所讲的，正是五四时代青年共有的精神品格。所以他接着说，“和我同时代的许多青年都是这样，虽然我们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郑重地、自豪地宣示：“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真切地触摸到巴金那颗贯彻终生的质朴的、谦卑的心。他多次怀着感恩的深情说自己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是那些英雄们的事迹和行动“拨开了我们紧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甚至说是“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挽救了我们”，给了他新的思想和新的生命。这些话读起来让人感动。由此我们也可以深深地感到巴金对“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的高度敬仰，和对五四精神的无比坚贞。不错，巴金正是为五四精神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是“‘五四’的产儿”，同时也是五四精神的最直接、最忠诚的继承者和传递者。正因为如此，他自己也无愧地进入了那些“英雄”们的行列。

五四运动发生以后，对巴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走出了李家的大公馆，进了他久已向往的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其实，巴金早就渴望走出家庭的高墙到外面的新学堂读书。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有力地吸引着他。父亲去世前，三哥进了外面的中学堂，巴金非常羡慕，但因为年纪小，被继续留在家里，不能跟三哥一块去。父亲去世后，祖父反对再送子弟进新学堂，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巴金虽然不满却无可奈何，只能困在家里。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上他都跟着在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的表哥濮季云学英语——这里顺便说一下，表哥濮季云是巴金一位姑母的儿子，是巴金少年时期的一个亲密伙伴，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和巴金兄弟一起贪婪地新书报，并准备成立研究会的那位香表哥。他是巴金当时所崇拜的一个青年，性格开朗，勇于进取。巴金一直记着当时他跟着这位表哥“一字一字地读英文的光景”，并一直对他怀着感激的心情，称他是对自己“智力最初的发展大有帮助的人”。不幸的是这位表哥很早就失去父亲，家境不好，在生活的重压下渐渐沉沦下去。

为此巴金一直深感惋惜。

又过了一年，1918年秋天，经祖父同意，巴金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英文补习学校。祖父之所以开这个口子，是因为他听说学了英文可以进邮局工作，那里工作薪水高，位置也稳定。但入学一个多月，巴金就病了，只好辍学，回到家里一边养病，一边继续跟表哥学习英语，并一起各种英文，如《大卫·科伯菲尔》等。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给巴金带来了精神的解放。

1920年初，巴金的祖父去世。巴金所渴望的冲出家庭的最大障碍倒掉了。这年秋天，他和三哥李尧林一道进入了他所梦想的新式学堂——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