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党和民众运动部分，也居然标出了“国民党的政策与行动，应充分代表民众，尤其是工农的利益，反映民众的要求，解决民众的问题，以增强民众对党的信仰。”而实际上则完全相反。人民称国民党为“刮民党”。

关于政治方面，首先进行了检讨。全文如下：

“一，多年以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而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坏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大会深表痛心，望政府力求改正。

“二，公教人员和军警待遇不合理，为多年来效率低下纪纲废弛之一大原因，六全大会对此已有郑重决定，而政府仍漫不注意，今后必须切实解决。

“三，机构之庞大繁复与法令之分歧抵触，以致权责不清，减低效能，亟应调整，分别存废。

“四，人事与政策之不相配合为政治上畸形现象，政务官与事务官几无区别，政务官不知其应该执行之政策，事务官之进退，未能悉按条例，以致责任观念薄弱，陷政府于无能。

“五，地方自治为训政中心工作，历次大会均郑重决议，而若干年来，政府未能切实执行以致今日宪政实施在即之时，地方自治仍无基础。”

其次是改进办法：

以国民政府为决定国务之最高机关，过去所有国防最高委员会之设计局、考核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应予以裁并。

行政院各部会署，应依其职掌为合理调整与划分，务使名实相符，权责分明。并裁汰冗员。

现役军人不宜兼任民政职务，所有涉及军事供应问题，军事机关通为民政机关办理。

提高警察素质及待遇，树立健全警察制度。

树立健全的人事制度：

“政务官必对其政策负责，政策失败或执行不力，必须课以责任。根绝任用私人恶习，并实行定期调魂，以资历练。……”

关于人事革新共有七条：

“（一）凡因附逆及贪污而受制裁或逃脱法纲者，均永不得任用。

（二）凡任职无成绩者应予更换。

（三）统计接收人员贪污案件，将案件有最多之主官立即免职。

（四）用人不可偏重历史关系情感关系，一以才能为准。

（五）政务官须以对于政策有认识与执行能力者为标准。

（六）切实实行考试制度，并改革考试内容，或举行特别考试以为登用之标准。

（七）一人一职，非确有必要不得兼。”

关于外交方面：决议接受日方赔款，内容如下：

“我国抗战最久，损害最重，日本对盟国之赔偿，我国自应享有优越的比额，与优先受偿之权利。政府应按照此项原则，提出整个赔偿方案。对于盟国行将设立之赔偿机构，更应获得有力之参加，以求我赔偿要求之实现。”

关于经济方面：

粮食问题：这个问题，又分为治本与治标两个方面。治本：宽筹经费建设农业；在城乡军事驻地建立平常仓、积壳仓、军粮仓；军粮以采购和征实相结合，但要累进征收；整理地籍，调整科则，改善租佃关系。

治标：收复区采购军粮。军粮以实额发给，日俘日侨提前遣送回国，减低其粮仓配额等。军粮采购，以议价方式进行。军队副食由军队采购，不得责令地方供应。

“各地粮荒严重者，应由善后救济总署，从国内外运粮救济。”

“要求联合国增加救济粮食数量，并助我国在南洋各地购运米粮，及在美加各地购买小麦面粉……。”

“粮食增产与节约消费必同时并重。同时注重农时，并由中国银行贷款扶助农民，以增加农产。”

“战时粮食管制法，仍应继续实施。”

关于交通问题（略）

关于财政金融方面：决议中首先指出：“财政经济问题为当前最迫切而严重之问题。交通阻滞，物资不足，预算失平，法币贬值，游资作祟，物价飞腾，官贪民病，社会不安。此一问题若无合理之改革，可能招致经济破产，造成全国之纷乱。“最后归结为“政府之希望在和平安定”。

其安定物价方法，则主要是：

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纸币发行。增加收入办法为：以外汇、产业、国际剩余经济力平衡国库收支；征收土地累进税；土地涨价归公；强制富户买公债；增加奢侈品税收。

生产部门，量出为入，不急之务，完全停止。

在人口集中地区妥筹供应，计划分配，使投机者难以得逞。同时发展生产事业，使游资进入生产之中。

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营事业，以增加生产。

统一货币，取消各种重叠关卡；整饬官僚资本，避免垄断。

解决交通问题和中共地区之煤矿供应问题。

建立金融体系，合理划分业务。

财政要中央、地方平衡发展。

预先计划一、二年后之健全财政方案。

改善军警公教人员待遇：调整生活指数；子女免费入学；各机关均平等待遇；合并机构，转人力于地方生产部门；军队整编，妥善安置退役人员。

严责各主官和职员完全按章办事。因为“唯是一切善良美意之在人，不得其人，终成画饼”，对于人事问题提请注意下列各点：

执行人员必“公忠体国”。

严禁执行不经商议之决议。

明确责任，赏罚严明。

这些决议或方案均由于政治腐败而成为一纸空文。

抗战胜利后之“绥靖”措施

抗战胜利后，蒋为配合他的即将开始的全面内战，进行了各种军事部署，绥靖措施即其重要的一项。

1946年5月31日，撤消军委会，成立国防部，结束军委会与行政院并立并凌驾其上的局面。国防部属隶于行政院。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战时得为海、陆、空军大元帅。

国防部设部长一人，第一任为白崇禧，下设次长三人，第一任次长为林蔚、刘士毅、秦德纯。参谋总长为陈诚，第一任三次长为郭忏、刘斐、方天，分掌六厅、八局、三处。参谋总长受国防部长指导，又直隶行政院、国民政府主席。下辖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勤部。国防部还设有科学顾问委员会，从事国防科学研究指导工作。

同年6月后，蒋又整编军队，拟将全国陆军缩编为一〇八个整编师。将三师九团制缩编为三旅六团制。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旅缩编为团。

地方军事机构，1928年完成北伐后，设有国民政府主席或军委会委员长行营、行辕绥靖公署以及绥靖区，以代替北洋军阀时代之巡阅使署等制，这是蒋介有为集中兵权，避免军阀拥兵自重而建置的。抗战前，有柯昌行营、武汉行营、云南行营、川康绥靖公署，冀察绥靖公署和川湘黔鄂边区绥靖公署。抗战期间，冀察划分战区。川湘黔鄂边区由湘鄂川黔总司令部取代。其余广大地区先后划分为十二个战区、一个苏鲁战区和四个方面军。重庆设卫戍总司令部。绥靖公署设主任一人和副主任若干人；战区设司令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或二人，参谋长一人。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和副总司一人或二人。统管本区之军事和政治（卫戍总司令部除外）。1945年设汉中行营，下辖两个战区。

抗战胜利后，广设委员长行营，东北设立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又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司令长官为杜聿明。北平行营，主任为李宗仁；南方设广州行营，行营主任为张发奎。行营之下，亦设绥靖公署或绥靖区。1946年9月行营改为行辕。形同虚设。同时由军委会撤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战区（留一、二、十一、十二四个战区），设立徐州、郑州、衢州、川康、川湘黔鄂边区绥靖公署。并由军委会制定《绥靖方案》。第三方面军驻上海地区，并设上海指挥所主任。第二方面军驻广东。绥靖公署之下设若干绥靖区，绥靖区设司令官一人和副司令官一、二人。当时，战区、绥署、行营、方面军和保安公署并存。

1946年全国又设六个补给区，计有上海第一补给区、武汉第二补给区、广州第三补给区、重庆第四补给区、北平第五补给区、西安第七补给区。第六补给区暂缺。各补给区直隶后方联合勤务部，各设司令一人，副司令一、二人。以上各种地方军事机构均是为全国大打内战而设立的。

战区、行营和绥靖公署，下设绥靖区，1946年9月，制订《绥靖施政纲领》。其中有组织条例、各军事制度和“治安”措施。目的是控制本地人民活动，全力用于对付中共，以便大打内战。以军事“清剿”为主，政治“清剿”为辅，综合进行。

蒋介石的“绥靖”地区的措施，非常详细而繁杂，又专门成立“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1946年10月21日成立），专司绥靖区的诸工作，并订立了绥靖区《绥靖法规》，以贯彻其“绥靖”方针。

边谈边打

蒋介石利用和谈，向华北、东北、上海等地空、海运输其精兵数百万，抢收地区。同时印发“剿匪”材料，计有《剿匪文献》、《剿匪战术》、《剿匪手本》等。8月29日，何应钦印发给一、二、五、十一、十二战区《剿匪手本》。另外带有《剿匪歌诀》等。

8月15日，即日寇正式宣布投降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进攻解放区东流、贵池。8月19日至9月7日，国民党第九十、十六、四十军向晋南解放区进攻。9月15日，国民党第十五、五十五军向豫西发动进攻。9月中旬，华南国民党第一五四师、一五三师进攻广东东江地区。9月17日，蒋介石向阎锡山发“剿匪手本”两册。此书于10月8日因送手本飞机失事于焦作地区，被中共获取。有蒋介石签发手迹：“吉县第二战区阎长官勋鉴：‘此附发剿匪手本两册，请查收。中正申’”。“剿匪手本，六十四开，共八十四页，两万字。封面为蒋委员长编，扉页内有蒋中正制。9月下旬，新四军浙东纵队为避免内战，向北撤退。撤途中渡过钱塘江时，受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七十九师围攻。9月28口，国民党第八十八军进攻周港地区；一二七师进攻南厂地区。李正先于9月30日命其第十六军官兵“阴雨与空闲期间，官长须研究‘剿匪手本’”；“士兵须熟读‘剿匪歌诀’歌。”（《解放日报》1945年11月4日。）10月11口，傅作义部攻占中共重要城市张家口，继占通辽等地。10月上旬，国民党三个军进攻豫东解放区。四十七军进攻太康；八十五军进攻原武县城。

10月13日，蒋介石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蒋家王朝》，第256页。）并命三、六战区、第十战区向浙西、浙东、长江南岸、皖南、淮北新四军进攻。23日，何应钦命第四十八军进攻北撤新四军一部。据第十战区统计，1945年10月份“战绩”，进攻新四军共“八十余次，毙伤匪八千余。俘一七七人。……击毁匪船五，获食盐两万斤。”

10月17日新华社统计，自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夺走中共城市三十一座。10月23日，李品仙公开武装日本军两个旅团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这像张宗昌利用白俄军进攻北伐军一样。自协定至10月30日晚，蒋介石已命八十万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10月26日，叶剑英发抗议书，抗议美国驻华军队干涉中国内政。

毛泽东返延安后，周恩来仍留重庆，与张群继续会谈。10月31日，蒋提出中共军退出铁路线十公里以外，铁路由警察担任护卫，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11月3日，中共方面提出要国民党军退出解放区。对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表示同意。共议决参加代表人选三十八人。国民政府代表八人；中共代表七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九人。旋即蒋派杜聿明率蒋军精锐五十二军、十三军等于11月中旬进犯山海关，出兵东北，大规模内战爆发，政协会议因此推延。

原来美国认为中共会依照斯大林指令，放弃军队，但实际上，中共坚持小让，这使赫尔利、魏德迈怀疑斯大林与中共一定有什么秘密协议，否则中共不会如此强硬。于是赫尔利和魏德迈认为在中国的内战，将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会战。蒋介石当然乐于美国人有这种错觉。美国《纽约日报》便谴责中共同苏联勾结，煽动内战。中共《新华日报》也针锋相对，谴责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指出他们应对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

美国政府此后开始进一步对蒋介石以租借法案名义进行大量军援。1945年8月15日以后，对蒋之军援达八亿三千九百九十五万零二百三十三美元，而一半以上是10月15日以前交付国民政府的。

9月，魏德迈批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烟台登陆，直接接收日军占领区，从而阻止中共军队进驻。9月底，中共代表通知美国，说明烟台地区已无日军，如果美军登陆，就认为是敌对行动，一定抵抗。9月30口，美陆战队改在天津登陆。这时此地日军正与中共军队作战。同时青岛也有美陆战队登陆。在天津，曾在冲绳与日军血战，征衣未脱的美军，这时却帮助日军把守津港。在秦皇岛，当中共军队与日、伪军作战方酣时，美军却帮助日伪军。此后，中共军便与美军发生了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10月，中共军队在青岛也受到美军的攻击。（《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1945—1949》，第23页。）

到同年11月初，整个华北到处可见如下现象：

高大的美军陆战队和铁路沿线的矮小的日本兵在孤零零的车站上一起站岗。……从外表看来这些日本人是满腔热情地承担他们的警戒任务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减少被遣返日本的机会。”（《中国战区史料》第二二卷，第十三章，第13～14页。）

一个美国士兵给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写信，诉说他们在替蒋介石对付中国共产党：

“在前来青岛的路上，上边告诉我们是来协助解除这个地区的日军武装的。但在我们到达之前，中国军队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里的局势，甚至已经开始重新武装一些日本军队，以加强防范中共的武装力量。……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护蒋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直接间接地使共产党受到压抑。（小萨姆·麦凯中士致康纳利函，1945年11月5日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73页（中译本）。）延安《解放日报》主编博古，因此亲自告诫美国驻延小组耶顿上校。美国军队如此含有敌意，中共和美军的大规模冲突将不可避免。耶顿为此专门报告魏德迈（11月1日）。

如果苏联援助中共，总会有些迹象表露，而这种迹象却一点也没有，美国人就认定中共与苏联有“勾结”也是一个疑问。如果苏联真与中共以援助，与蒋介石相抗衡，蒋介石反而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美国也会背后援助而不敢直接出面，以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恰恰相反，美国和蒋介石均知道苏联不援助中共，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对中共发动进攻。但也不敢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怕引起苏联的担心和直接出兵干预。因此，美国人所谓中共与苏联有“勾结”，只不过是想以快速手段消灭中共的籍口。以免中国将来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对美不利。因为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四分五裂，美国人当时是想不到的。所以赫尔利到9月底，已认为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来自美国颠覆分子、欧洲帝国主义分于和中共的联合。而不再认为苏联对中国有威胁。（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日记，1945年9月28日。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75页。）从此，赫尔利和杜鲁门总统日益疏远，直到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