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是中国第一批到英国留学的人，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启蒙思想家。自1896年至1908年，他先后译出西方著作除上述六种外，尚有甄克思的《社会通铨》和耶劳斯的《名学浅说》，后人称为严译八大名著。严复不仅对近代的西欧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顿、康德、培根、霍布士、洛克、笛卡儿等都有所研究，就是古代的欧洲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德谟克里特等，也有相当了解，在其译著中对他们都有深浅不同的介绍。在他留学英国时（1876—1879），正在广泛传播的达尔文进化论，以及哲学中的实证论、不可知论等，对他的思想影响特别大。他一生最活跃的时期是甲午战争后到戊戌政变前这三年，除译述《天演论》等外，还创办天津《国闻报》，发表了几篇震动一时的鼓吹变法救亡的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他高举西学旗帜，对旧学进行全面的理论批判，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辞章等，都是“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曰无实”；揭出制艺八股的三大罪状：“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他醉心于西方的文化学术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批评洋务派的“新政”，只不过是“形下之粗迹”的弩机兵械，并非西方的“命脉之所在”；他认为真正的命脉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前者指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后者即西方的国家政治制度与自由经济政策。这就是说，西方的强盛源于学术思想，“彼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中国当前的需要首在学术思想的自由与民主。他指出旧学之所以无用、无实，根源即在并不是从考验事实出发，而是从古书成训的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只盲目对之崇信不疑。他以自然科学的朴素唯物观点，强调知识要经过事实的验证；人的主观认识应当符合于客观实际：“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他坚决反对“师心自用”，“强物就我”。他还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夫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证存乎事实。”因此严复成为清末鼓吹变法自强，提倡“尊今叛古”、“尊民叛君”民主思想的最出色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不能直接西方著作，只能从间接所得，附会于原来所接受的孔孟陆王（包括王夫之）儒家旧学，以倡导反对专制的维新理论。严复于西方学术造诣之高，对西方社会了解之深，当年举国无出其右者，在这一方面，康、梁就显得逊色多了，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清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也说：“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由于甲午战败的刺激，他翻译了《天演论》，1889年出版后，立即轰动全国。

《天演论》是严复译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部分内容的书名。原著1883年才出版，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就是从这一部书开始的。赫胥黎是达尔文学说最热烈的宣传家，不知疲倦地撰文捍卫达尔文的进化论，可以说，他的活动和著作影响了一个时代，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赫胥黎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生物界的发展规律，生物是不断进化，绝非自古不变。“物竞”即“生存竞争”，“物争自存”；“天择”即“自然选择”，自然淘汰。“以一物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他认为这种生物的发展规律，也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

《天演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同中国传统的“厚古薄今”、“今不如古”的观点完全相反。对于已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不足和诸多缺陷，而希望变法维新的中国知识界，这不仅是一种自然科学学说，更是一种社会学说，自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加上严复那种典雅直逼先秦诸子的文笔，这本薄薄的6万字左右的“西书”风靡一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几年之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已成为社会上流行的口头禅。由此胡适改名为“适”，陈炯明取号为“竞存”，可见其对世人的影响了。严复在翻译此书时，首倡“信、达、雅”三条标准，多是意译，不择直译，常常就原著某一思想或观点，脱离原文，***自己的见解，有的注明“复按”，有的夹译夹议未作注明，使这书同中国的现实结合得更紧密。因此鲁迅说严复“做了天演论”。在晚清面对列强“瓜剖豆分”的威胁之下，此书向全国敲起救亡图存的警钟，在当时维新运动中起到了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的作用。尽管我们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不科学的，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并不是互不搭界，自然观与世界观、历史观是相互有影响的。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自然科学的发展与人文主义思潮，是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说过：“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毛泽东当年很受《天演论》的影响，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他常常运用进化论的观点。严复“做了”《天演论》，值得后人永远纪念。因为进化论的思想，终究是导致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先河。因此，毛泽东晚年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的时候，还赞扬了赫胥黎。

1905年出版的《穆勒名学》，是毛泽东读到的头一本讲逻辑学的书。

穆勒是一位有创新精神的学者，他在继承培根逻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套新的逻辑体系，他排斥演绎逻辑，而重视归纳逻辑，对归纳逻辑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同时强调，新的逻辑学不应简单反对旧的逻辑学。严复的译本归讲演绎逻辑的那一半，另外讲归纳逻辑的那一半，因为老来精力不济，没有译出。这是一本近30万字的颇为艰深的学术著作，读来是很吃力的。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规律的科学，研究概念、判断和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规则，以帮助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真理。先秦诸子中“名家”公孙龙子、惠施等人，号称“辩者”，因而严复就借用，把逻辑学译作《名学》。墨子、荀子都研究过名实关系的逻辑问题，《荀子·正名篇》是著名的逻辑著作。可是在晚清时期，西方的逻辑学对于中国学人来说还是一门比较生疏的学问。自西方教育思想和教育学制传入中国后，旧时的中学多设有“论理学”课程，这是日本人对逻辑学的译名。毛泽东一生对哲学怀有极其浓厚的兴趣，爱读逻辑学书，是从《穆勒名学》开始的。他读这本书时还只有19岁，就接受了逻辑学的原理，此后他一直十分重视思维的逻辑性、写作的逻辑性。

孟德斯鸠是18世纪政治哲学家，他于1748年脱稿的《论法的精神》，是政治理论史和法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可说是奠定了现代政治科学的基础。他根据政府实施政策的方式，将政体分为三类：一是共和政体，“国中无上主权，主于全体或一部分之国民”；一是君主政体，“治以一君矣，而其为治也，以有恒旧立之制度”；一是专制政体，“治以一君，而一切出于独行之己意”。他认为，共和政体基于道德，君主政体基于荣宠，专制政体则基于刑威。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三权分立说，“无论何等政府，其中皆有三权之分立：曰立法之权，曰行政之权，曰刑法之权”。这三种权力必须分别授予不同的人和团体来执掌，独立行使，才能最有效地促进自由和避免弊端。如果“三权者合，既议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审其所行者与法之离合，是宪（立法权）政（行政权）刑（司法权）三权者聚而集于一人一众之身，是一人一众者，无论为贵族，为平民，其治皆真专制，虽有粟且不得食，国群自由云乎哉”。严复在清朝末年译出此书，对于抨击专制帝制、鼓吹民主共和，有明显的作用。

这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经典著作的传播，正反映了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主要斗争——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当时的革新运动者，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做了许多启蒙的工作。这就是所谓“新学”运动。这种“新学”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意义，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关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

由于严复的译文古奥难读，不如梁启超的文章顺畅流利，致使当年思想启蒙的影响，前者反远不如后者，这一直是学界的看法：“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胡适《四十自述》）“这两部书（指《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当时很负盛名，可是能读的人并不多。”（冯友兰《哲学回忆录》）“可惜严复所用的翻译文字太艰深难懂了，并且所选原著，如《穆勒名学》及《法意》之类，又不是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一读即懂的，所以，他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与学说的思想，可能还没有超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所写的文字给当日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按常理说，严复的书是公开出版的，梁启超的书（杂志）是禁止发行的，严复对西方资产阶级学问的造诣，又远非梁启超所能及。而严复翻译文字所以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没有如他自己所预料的，也没有像我们实际看到的那么蓬勃而具有魔力，他的文字的艰深及一部分原著的难读，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王试《严复与严译名著》）这种情形，毛泽东可能稍有不同，他虽然也是将及弱冠之年，但他的古文根底和领悟能力使他能啃得动严复“太务渊雅”的文笔，不过从后来的读书批语和笔记看来，究竟梁文的引用大大多于严文。

这半年的自学收获很大，影响到青年毛泽东后来思想发展的方向。可是这种自学生活遭到父亲的反对。为了能继续从家庭取得有限的费用，以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又得到学习的机会，毛泽东最后不得不考入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