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至12月，学校开辟后山坡做操场，组织临时课外劳动会，全体学生和部分教职员都参加了。毛泽东挑土总是满满的，完全像在家干活一样认真。平时他也常打赤脚挑水，做一般的劳动勤务。他对学校的工友很尊敬，同他们的关系都很好。1951年，一师的旧同学到北京会见毛泽东时，他还特别问到那时几位工友的情况。

凡属谦逊的人的言语和行动，一般都是质朴自然的，又保持着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青年毛泽东已经具有这种完美的品质。他“在班上是一个很规矩、很正派、很温雅的人。他走路不蹦跳，说话不粗率，时常正襟危坐，沉默寡言”。他对于“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讲堂录》）的主张，以及杨昌济在这些方面的教导，都是心悦诚服的；自己坚持绝不谈身边琐事，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并以此影响朋友和同学。他讲话从容，从不慌忙、急躁和疾言厉色，遇有紧急事也是如此。每当开会时，无论当主席或会众，他也不轻于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演说冗长是五四前后新派人物最流行的毛病）。大家在纷纷议论或者争议激烈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静，细心倾听；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之后，他才开口。他在一师读书五年半，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口角之类的冲突。他平易近人，最肯在析疑纠谬上帮助别人。他常以幽默语调谈论问题，谈得入情入理，动人心坎。这是他性格中的另一种成分。谁若有悲观消极情绪，一经同他谈话，就能振作起来。在学友会工作时，因事情办得较多，他常讲这个道理：做事之先，要把事情的周围情况研究清楚，并多向困难方面着想；那么，如果失败了，便不致灰心丧气，因为早已有了精神准备。他主持学友会，为同学们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从不居功，从来不说哪件事是他出的主意或是他做的。他在当时就是一个以谦和出名的人。

但是遇到无理的事情、不可容忍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封建专制的作风，他是绝不迁就而勇于反抗的。他的人格中的这两种外观，在青年时代就已不能分开：和蔼依靠在坚决上面；谦逊有一个反面，就是不应该退让时绝不妥协。

有位国文教员袁大胡子袁仲谦，是前清的举人，从四师起，一连几年教毛泽东这个班的国文。他的规则极严，限令学生写桐城派的古文。毛泽东作文原来惯用梁启超式的文体，因袁大胡子反对，才熟读韩愈的文章，改作古文。他从旧书店买来《韩昌黎全集》，看到纸张不好，错字很多，又借来好版本，一一校正，并将书补好。他很赞成袁大胡子的“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以及“文入妙来无过熟”的读书方法。他后来还风趣地说过：“多亏袁大胡子，今天在必要时，我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最喜欢这个学生，夸奖他的文章“大有孔融笔意”，星期六常找他去自己房里谈话。毛原来还比较听从袁的话，后来对他守旧而专制的作风就越来越反感。有一次刚开学，袁在教室监督作文，毛在题目下面写了一个小句：“x年x月x日第一次作文”。袁看见了不赞成，说，我没有要你写这句话就不要写，强命重抄一页。但经两次催问，他都没理会。后来袁气冲冲地跑来将这页撕了。他就起立质问，并要袁同到校长那里去“讲理”，袁无以回答。最后他再写一遍，仍然写上了那一小句，袁大胡子也没有办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由此正可见到他的倔犟性格的一面。

又有一次，袁大胡子因为一位工友做错了事，破口大骂不休。毛泽东正从旁经过，深为不平，便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袁听了走出来，看见是这个学生，不好怎样，也就住口没有骂了。

有一位同学在国文会考时，稍稍违反了校长孔昭绶的规定，受了处罚，他便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了一段话，对校长加以批评。后来校长开除了这个学生。毛泽东大为不平，对孔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一种矫情，太过分了。

又有一位同学由父母之命订了婚，对方是长沙一个中学校长的侄女。毛泽东是极其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他就去同这位校长说理，终于说服了对方，帮助这个同学解除了婚约。

另外一件震动全校的是关于赶校长的事情。

1915年上学期，省议会做了个新规定，秋季始业时每个学生要缴十元杂费。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同学们群起反对。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校长张干为了讨好而向政府建议的。于是同学们就酝酿赶校长的运动。当时有人写了一篇宣言，专谈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毛泽东看后，觉得文章没有写好。既要赶走校长，就要批评他办学校如何办得不好。于是他另写了一篇，历数校长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理直气壮。大家都赞同他的文章，派人到印刷局连夜赶印。第二天早晨，一位同学携带回校时，被学监发现了。校长大怒，为此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个“闹事”的学生。这是由于有一个校长同乡的学生告密，说宣言是毛写的；以文章的雄健磅礴，校长也断定出自他的手笔。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许多先生为此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张才不得不收回成命。随后不久，校长即被免职。1950年，毛泽东得知张干一生教书，仍在当中学教员，家庭生活困难，很是关怀，请湖南省地方政府予以照顾。第二年还接张到北京小住，赠以生活物品。

青年毛泽东当时深深地憎恶一切封建的旧秩序，能够真正勇于斩断这些旧的葛藤。他当年最为同学敬佩之事，是领导大家直接同军阀势力作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辛亥以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事之冲。北洋军阀企图盘踞湖南为制伏两广的基础，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阵地。因此十多年中，北来南去，南来北去，各系北洋军以及黔军、桂军、湘军等都出入湖南，招兵买马，“司令”遍地。打败仗的烧杀抢劫，打胜仗的也烧杀抢劫；战祸兵灾，接踵而至，湖南人民受害极为惨重。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时期，曾亲身经历多次兵灾和北洋军阀的三次蹂躏。第一次是1913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命汤芗铭督湘。三年之中，因“党案”牵累遭枪杀者，据有案可查的达17万余人（有一位中学教员李洞天，即因改国文卷子骂了袁世凯被捕下狱，绝食而死）。汤芗铭被湖南人咒为“汤屠”。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黔、桂、湘军联合将汤逼走。第二次是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前夕段祺瑞派傅良佐督湘。第三次是傅良佐败走后，冯国璋对南军下讨伐令。1918年春，南北军在湖南大战；张敬尧于3月入长沙，之后当了两年多的湖南督军。张的专横残暴更甚于汤，被湖南人咒为“张毒”。

连年的战乱和“汤屠”“张毒”的黑暗统治，对湖南的教育界也是大摧残。汤芗铭来时，第四师范秋季开学，延期多日，学生寄居旅馆不得入校。傅良佐来时，各校一律停顿，学生被迫回家。张敬尧来时，驻兵学校，损坏校具，使学生无书可读。因此，这几年间，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受干扰，思想受钳制；同时教育经费经常减发、停发，学校长期驻兵，更受到直接摧残。第一师范就在铁路边，是交通要冲，校舍又宽大，因此只要湖南有事，这里必是驻兵之所。加之一师的教员和学生中多有不满政府的分子，军阀们便常常驻扎重兵，借以镇压。毛泽东读书时，一师曾有三次驻过重兵：第一次是袁世凯称帝，汤芗铭派旅长李佑文驻扎。第二次是1917年广西谭浩明的军队驻扎。第三次是1917年至1918年，张敬汤的旅部驻扎。其中以第三次时间最久。

下面是1917年11月至1918年7月，《一师校志》“大事月表”上的有关记载：

1917年11月：湘南战事紧急，风鹤频惊。学生组警备队分夜梭巡，警卫非常。

1918年3月：令学生镇静，毋惊风鹤，致妨学业。令学生恢复警备队，警卫非常。旋城中秩序大乱，拟联合他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适北军至，乃止。膳杂费暂由校长借垫。职教员每月仅送车费洋10元。

4月：湘东战役，居民一夕数惊，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因摄影以留纪念。时校中迭驻军队，高小及师范前进（校舍的前部）均被占据，旋教室亦去其半，三年级以下学生均并班上课。

5月：三、四、五月经费概未发给，异常困难。各教职员枵腹从公，照常上课，弦歌不辍。

6月：校园薪木多被军队摧折，农工各种实习均无地实施。为湘省教育未有痛苦。

7月：四级各班各生，或赴家难，或阻交通，前未考试完者，准通融补试。

8月以后，张敬汤旅部长期驻扎，学校被弄得乌烟瘴气，附近居民也极为不安。张敬汤是张敬尧的四弟，号称“四帅”；外出时坐四人抬的绿呢大轿，大刀队前后簇拥，校门口沿马路站有半里长的护卫部队。全校员生局处几间教室和寝室，出入非常不便，但最严重的问题是半年多没发经费，有时日食一餐，有时竟日不得食，勉强维持残局。所有这些，都是青年毛泽东所目击和身受的。至于军阀们的屠杀人民，敲骨吸髓，横暴惨毒，无所不为，当然更加刺激和更加激发爱国青年志士的革命思想和斗争意志。因此，毛泽东反抗军阀、铲除军阀思想的形成，实非一朝一夕之故。

虽然在军阀淫威压迫之下，当时湖南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还是与日高涨的；一直到1919年底掀起的驱张运动，湖南的革命学生总是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当年第一师范学生的每次爱国行动，同军阀作斗争，毛泽东都是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特别在1917年和1918年，他担任学友会“总务”时，更是名副其实的领导人。毛泽东旧日的同学们，还确切地记得这样两件事：

1915年9月，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汤芗铭积极劝进，叶德辉、符定一等组织湖南筹安分会，各报都禁止刊登反对变更国体的文章。学生们和一部分有正义感的教员都极愤怒，日夜议论，拟有所表示。这时有个修身教员廖笏堂，是船山学社的社员，他在学社讲学时骂帝制，在学校课堂上却又拥护筹安会，引起学生的质问，徐特立、杨昌济、方维夏、袁仲谦等许多教师对之也极不满。徐特立还特别用学生的口气写了一封信，警告他再不要胡说八道了，但是大家仍苦于没有办法表示更大的反抗。毛泽东就以学友会的名义，把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字编成小册子，题为《汤康梁三先生时局痛言》，到处散发。社会人心因此大为振奋。同学们都这样称赞他：“我们只知道暗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更进一步去做。”徐特立、杨昌济、方维夏等进步教师，也联名发表公开信，指责教育界少数败类鼓吹帝制。有一个同情袁世凯称帝的地理教员，因之被迫离校。由于这件事，汤芗铭派大批军警到一师检查，学生的书籍、行李都被搜遍了，但是由于早有准备，结果并没有查到什么“乱党”痕迹。到1916年各省纷起响应云南起义，袁世凯四面楚歌时，汤芗铭也不得不于5月29日宣布湖南“独立”，并电促袁引退。袁阅电昏厥，数日后一命呜呼。因此，汤电被称为“送终汤”。7月18日，汤被逐不久，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信中，曾历举汤在湘“治绩”，并说，“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这就说明，毛当学生时对时局的看法，往往在常有所见中，也间有所蔽。信中对汤的这种评说，可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梁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魁，以稳定政局。后来他对此终有改变。1920年9月写的《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中说：“袁盗当国，汤屠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另外一件最有名的事，是毛泽东领导同学们徒手缴了北兵的械。

1917年11月，段祺瑞政府任命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桂军谭浩明部压迫下弃城逃走，长沙一时成了真空，市内一夕数惊。学生、教员同市民一样，惶惶不安，深恐发生意外变故。早在1916年秋，为奉行所谓“军国民教育”，学校当局曾组织学生自愿军，全校编为一个营，军事教员任营长，进行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毛泽东有过半年正规军事生活的经验，对自愿军的训练很积极，也很在行。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的总务，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时，他领导全校学生自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但当时的所谓“自愿军”的武器不过是一些上操用的木枪。

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部奉命来援傅良佐，11月15日左右，战事逼近长沙，情况极为紧张。全校同学集中礼堂，听学监方维夏作报告，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须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速做准备，听号令出发。但是过了很久，不闻出发号令。后来才知道，是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力言留校可保安全，离校倒有危险；并且说，学校如果空虚，败兵就会进来打劫。大家听从了他的主张，没有外出避难。两天之内，一些零星溃兵，陆续出现，行过校前，因校门有学生军布岗，自不敢入内。倾向直系的王汝贤不愿为皖系傅良佐出力，过了两天，王的大部队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方向溃退。有一部分溃兵不知长沙虚实，在距学校南端两里地的猴子石徘徊，不敢前进。毛泽东探听到实际情况，知道这些溃兵既惊慌，又疲劳，并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可以设法将他们赶走。于是迅速组织自愿军中胆量较大的学生百数人，拿着木枪，分成三队，绕道分布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同时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山头。胆小的同学和教职员留在寝室里，一动不敢动，学校的办事人员这时都听从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的指挥。待王部溃军在暮色中慢慢蠕动，距离伏地不远时，他就命令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炮竹，齐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不明虚实，经一度派人交涉，为数约3000余人的部队，终于将枪缴了，枪械武器都集中在礼堂内。当晚部队露宿学校前坪，第二天由商会出款遣散了事。

这次缴了这样大一支北洋军溃兵的械，不仅保护了学校没有受到骚扰，而且城内居民也少受一次祸害。事后，全校师生非常兴奋，纷纷议论，都说，“毛泽东通身是胆”。他的这种非凡的胆识和善于应变的才能，一直为全校师生称道不已。

有了这次经验后，1918年南北军再战，张敬尧部侵入长沙时，毛泽东更从容地领导同学们组织“警备队”，他担任队长，警卫全校。在城中秩序混乱，南军溃兵行劫时，“警备队”曾经准备联合其他学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维持秩序。后来因张敬尧已率部进城，才没有组织起来。在这几次大的兵灾中，第一师范的学生自愿军，还组织一个“妇孺救济会”，到街头救济受兵灾的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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