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4月间，湘东战事仍很紧张，长沙城内风声鹤唳，居民都不敢睡觉。毛泽东仍领导学生自愿军所组成的警备队，保卫学校，学校得以照常上课。正如前述《一师校志》上记载的：“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因摄影以留念。”这张照片上写着如下的话：“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

学友会和工人夜学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一直受到许多老师和同学的敬爱。这是由于他的好学不倦，善于钻研；由于他的克己极严，言行一致，作风谦逊和有伟大抱负；同时也由于他富有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和非凡的胆识与机智；尤其是1917年以后，他接连几届主持学友会的会务，更显出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有着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吸引力量。因此他在全校师生中有很高的威信。老师们认为他是“异才”，是“伟器”；同学们认为他是“智囊”，是“怪杰”，是“毛奇”。据《一师校志》载，头两次会议即由毛泽东提议，通过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六项决议：第一，征集会金；第二，确定各部“开演”（为当时术语，即指各部的活动，包括开会、讲演、研究之意）和学生参加各部的办法，聘定各部教员以及每周“开演”的次数等；第三，编制预算；第四，发表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第五，学友会和各部都详做工作记录，建立“纪事录”制度；第六，设立图书馆。

各部专聘教员担任辅导，如教育研究部的辅导便是杨昌济。各部每周开演次数多是一次，各种体育活动则三次、二次、一次不等，活动的时间是在下课之后或晚上。全校四五百学生，每人至少都参加一部，多的有参加三四部的。学校当局开行政或教务会，也吸收学友会代表参加。这样高度自治的学生会，在当时的湖南还是空前创举。毛泽东通过学友会领导全校同学，做各种有意义的课余活动，相当实现了他的身心全面发展的主张。

学友会各部的活动，不仅包括成绩展览会、自由演讲辩论会、各种专门问题的学术研究会，以及请名人讲演之类，而且还举办全校运动会，集体去湘江游泳等。南北军战争紧急时，如前所述，学友会领导学生组织警备队，夜晚梭巡学校内外各处。

毛泽东很留心各人的长处，他极善于用众人之长，使之各得其所。如长于文字语言的人，便被分配在文学部工作；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人，便参加教育研究部。他按照这样的原则组织学友会的工作人员和一般同学参加各种活动。有一件至今被人道及的事情，可说明他的这个特点：当时有一个国文教员，书教得不好，很受学生的轻视，但这个教员办过报纸。毛泽东就常去找他谈时事问题，并且向同学们解释，应看重他的办报才能。下面的话是毛泽东当时常对周围的人说的：看人首先就应当看他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大家应该鼓励和运用他的长处，而不管那长处是多么小、多么有限。

关于学友会的各种活动，从以下几个例子，更可见这个担任总务的人当时的组织才能和踏实而细致的作风。

为使大家认识作“纪事录”的重要，学友会特于1917年10月14日出了这样一个布告：“前经职员会议决定作学友会纪事录，所以志现在之情形，留后日之稽考。积之既久，由简臻繁，本会历史之所存，亦即本会成绩之所存也。本会成立已阅五年，回首前事，杳不可识，决隙堪惧，而区区人事，又复以无记载而淹沦，事之可痛，孰甚于斯！故此次纪事录，前五年事迹亦当择其可忆者略为追述，藉识有关根源。第本会范围廓大，分析至十四部之外，或关精神，或属于体育。演习之时，状况不同，场所互列，欲求记载详尽，非多人分任不能。本会文牍仅有一人，自难顾及全局，加以身在局外，难悉各部内容。兹经议决，增设录事一职，每部于首次开演，由部员推定一人，担任本部一切情事之记述，庶事务缘分任而益明，记载因当局而益尽也。”据老同学们的回忆，学友会的各种重要布告，无不由毛泽东亲自撰写。

这种“纪事录”的制度，由于总务的督促，学友会职员都能认真遵守。他不仅自己记，并且对别人记的还加以校正。这从现在幸存的当时的《学友会纪事录》和《夜学日志》三本记录中，可以得悉此种情况。

学友会的经费很有限，精打细算，仍设法挤出钱购买当时各种新杂志，如《新青年》、《东方杂志》、《太平洋》、《科学》、《教育研究》等，并向教职员、同学和校外募捐各种书籍。图书室内设成绩展览外，学生最好的作品，也当做图书，永久保存。当时校内订有各种日报，但没有长沙出版的很受人欢迎的小型报《通俗教育报》，学友会就特别订了两份，并且做一贴报板置于校侧大椿桥，校内看完后第二天就贴在上面，以便夜学学生和附近工厂的工人。

1917年5月，学校开运动会时，毛泽东担任会场记录，编印“陕报”；自己贩卖食品，以所得帮助学友会的经费。当时室外的运动很多，但缺室内运动，雨天和夜间就很闷人；可是没有适当房屋，又缺经费，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他便提出打乒乓球的办法，由学友会做了12个木架和竹布网，每班领一套，在学友会的事务室及学校礼堂、会客室、楼上各处设好球桌，形成一时的“乒乓狂”。

毛泽东任学友会总务时，充分表现了他的领导才能。除了办事认真、思想细致和善于组织群众等特点之外，最值得记述的是他的计划性和创造性。关于各种会务，某事须办，某事须急办，某事须全心全力办，不论大小总是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同各部负责人商量进行，“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大家无不乐意接受他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总是符合实际情况和迫切需要的。

每当学友会开全体大会或全体职员会议时，毛照例担任主席。同学们有时各持自己的主张，相互争辩，不肯相下。他对各种意见都用心倾听，记其要点，在大家争辩激烈时，从不轻易表态，等到大家意见发挥已尽，他才从容作出总结。他的总结总是取长舍短，斟酌尽善；对于一个问题，一种争论，总是分析深入，抓住要害。所以大家都心悦诚服。好些争论即因他精切简当的剖析而得到解决。

1918年上学期，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的最后一学期，他仍被同学们选举为学友会总务。4月间，南军退守衡阳、永州，北军占驻学校，学生大部离校；留校的只100多人，学友会一切活动也随之停顿。因各班提前毕业，他便将会务移交留校同学和会长。他在“纪事录”的最后一页亲书学友会的结束经过，并特别对两件事提出建议。一是扩充学友会的经费：入会金由五角加到一元，常年捐由二角加到一元；以印行学友会刊物，添购图书，让夜学经费独立。二是加设交际部以联络毕业校友，进而组织校友会，“寻旧思故，勉学励业”，还拟出细则七条。这最后一篇学友会的交代，是1918年5月29日的事情，在篇末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毛负责学友会工作时，以满腔热忱主办夜学。这可以说是他接触产业工人的开始。1917年上期，师范和附小两部的教职员曾经办过一次夜学，后来有些教职员没有能坚持下去，下期就由学友会单独来办，归教育研究部负责。

关于办夜学的情形，许多当时的一师学生都记不详细了，大家只记得毛泽东出力最多。莫大的幸运是，现在我们可以从《夜学日志》的记录本和1918年《一师校志》上找到这件事的最可靠的记载。《夜学日志》同学友会的《纪事录》一样，是毛倡导力行的一种制度。凡有关夜学的教学和管理的情况，对教员的批评，遇到的种种困难，以至办事细则、招生广告等，《夜学日志》上都有记录。从1917年11月初夜学开办到14日的《夜学日志》，是他亲笔记载的，特别详细。

据《一师校志》所载，毛在学友会开会时举出四点理由，说明夜学非办不可：第一，依据国家现状，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失学的国民即工人和农民；第二，欧美的社会普及教育很有成效，国人虽境遇不同，但人人应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可作师范三四年级学生实习的场所；第四，可借以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他特别说明第四点的意义。因为当时湖南境内，南北战争频繁，学校经费毫无保证，且时被军队占驻甚至捣毁，学生出校则职业无着。因此学生仇视黑暗的现社会；而社会上一般人也不大了解学校内部情况，不明白为什么常闹学潮。他当时就有这样一个宏伟的理想：“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全体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

毛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一直是很不满意的，如前所述：思想意志受束缚，课程太机械，学非所用，只是培养书呆子；教师混饭吃，学生谋出路，一方照本宣科，一方死板记诵；除开上课之外，师生之间很少其他联系。因此，身在第一师范那样办得较好的学校，他仍然是经常苦闷的。关于他主持夜学的一些做法，一方面表现出他的创造才能和实事求是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他对旧教育制度的不满。

夜学的学生对象主要是校外校内的工人。当时长沙南门外第一师范的附近，是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工厂和铁路工人聚居的地方。夜学招生时，特别发出一个白话广告（这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向工人们亲切地说道：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达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到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

可是广告在街上张贴，并托警察分发后，没有人来报名。后来又用大张纸书写，贴在街头显要处，报名的仍只有九个人。毛泽东就来研究这个原因，觉得办夜学，在长沙当时还是稀罕之事，群众不容易相信；而且由警察发广告也不妥当，警察代表官厅，人民望而生畏，反增加疑惧。于是他就组织同学分头下去挨家动员。据《夜学日志》记录，大家又带着600多份广告，到学校附近的造币厂、铁道两旁一带去散发，并做口头的宣传。果然见效，三天后就有120多人来报名了，陆续要求补报的还很多。以后由于名额所限，只好截止报名。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当时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如嗷嗷之待哺也。”

夜学课程定有国文、算术、常识三种。《夜学日志》上说，“国文与算术近于技能，常识则近于精神”。国文内容分认字、短文、便条、写信等；算术以珠算为主，稍加笔算。常识一项最初规定的内容很多：包括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等九个科目。所有各课，都由夜校教员自编讲义；编讲义的原则是少而精，必须同学生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课，他是非常注重历史知识的。《夜学日志》上记有他的教授方法：“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因鉴于以前教职员办夜学多未能坚持下去，这回就特别定了些规则。如教员和管理员要一起按时上课；管理采取严格主义，以坚定学生的信心。管理员的责任，是负责当日教课以外的事情，如学生的秩序、教学检查、看钟、摇铃以及记“日志”等事。毛泽东极善于以自己的热忱来鼓励周围的人们，以自己的积极行动来推动大家工作。

11月9日晚上，夜学正式开学，学监主任、代理学友会会长方维夏讲了话。毛泽东将“上课说明书”逐条向学生详细解释。“上课说明书”很周到，非常体贴工人的具体困难，内中还有这样两条：“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只可放心”（当时南北军在湘北正发生战事）。在他的领导下，夜学的大小事情都照料得非常细致而妥帖。比如《夜学日志》11月12日上记载着：“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宜每次上课，三次不到者，开缺另补；解手赴外边厕所；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今次有未带笔墨者，下次宜都带来……”“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二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

关于教学的改进，毛是特别注意研究的。11月14日《夜学日志》记载着：“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教物理的时候，因教员讲得太多，年纪大的都听不懂，打不起精神来。因此课后，“毛泽东报告，谓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如电灯之所以能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此亦足以引起其追求的兴味，其法大可采也”。（11月16日《夜学日志》）

这一年，傅良佐和谭浩明的军队出入长沙，时局很不安定，晚上经常戒严，对工人上夜学很有影响。后来上学人数虽比开学时逐渐减少，但教员们在毛泽东热忱感召下，都坚持工作。放假时，学生分三等给了奖品。

1918年上期，夜学继续开办，教员和管理员比上一期减少一半，以求工作的专一。毛泽东继续担任“管理”职务。《夜学日志》上仍有他的手迹。从《夜学日志》上还得知：为了扩大夜学的社会影响，推动其他学校也来开办，他特向《通俗教育报》投寄了介绍一师夜学的新闻和文章。这年3月19日、20日该报刊登了一篇《告夜学生》，内中详细介绍了一师夜学的教学、管理的情况与经验。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时，学校附近工厂的许多工人都认识夜学的“毛先生”，都认为“毛先生”是他们的好老师、好朋友。很显然，毛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主办夜学最有意义的收获，便是取得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同工人阶级建立了最初的感情。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时，扩大地运用了办工人夜学的经验，并推动了当时湖南的“平民教育”运动。

1920年，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主事的同时，就由一师校友会主持，在学校近旁办了一个“平民学校”，后来发展为一个正规的学校。

《伦理学原理》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