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的会员和第一师范、长郡联立中学、周南女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学校的进步青年，都极愿到外面求得发展；家境贫寒的知识分子对勤工俭学的办法更是欢迎。几天之内，新民学会会员中决定参加的就有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李维汉、陈绍休、张昆弟、熊光楚、罗学瓒、罗章龙等十多人。6月中，学会在一师附小陈昌、萧子升处（两人在附小教书）正式开了一次会，决定由蔡和森先到北京，了解各方情况和取得联络后，再定大家去向。

蔡和森于1918年6月下旬到达北京后，给毛泽东接连写了几封信，告以各方接洽情况。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会址设在方家胡同，门口挂两块牌子，实际上只有一间办公室，还常没有人去办公。这时，留法勤工俭学尚在创议阶段，经济上还没有着落。包括毛在内，新民学会的会员大多数是穷光蛋，连去北京的旅费都成问题，怎能谈到漂洋过海到法国去呢？北京有一个经管这事的侨工局，最初只准备招25人到法国，在华工中当教员和翻译。区区之数，显然不能满足客观的要求。蔡和森主张“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造成一种形势，将众多的青年推动起来，热烈响应这个运动，逼迫倡导者不能不负促成之责。当时在北京的湖南知名人士，有熊希龄、章士钊等为此负责筹划借款等事。

蔡和森于8月间写信给毛泽东等人说，万不可以侨工局的“人数有限”而“遏其动机，绝其希望；当另筹一调剂办法，尽量收容，成一大组织，然后始符初心”。他说，“可靠不可靠，有把握没有把握，全在自己创造”。他的“调剂办法”，就是组织有钱者及有借贷力者，成立一个“财团”。“只要我们实际上造出一个形势，迫向人家身上走，使其不得不负维持之责，使其不得不乐于负维持之责，然后为得耳。”他认为只要造成一个大形势，就可迫出一个大借款。像新民学会这样有组织的团体，就可以由团体出面来借。“若属团体言，则是混合分配；只要有借，总是以共同借为好。”他还进一步谈到，“财团只是壮胆，只是促进大形势之一种手段，资金并不要如何雄厚，又并不要如何可靠，此又须活看活做者也。总之，此事全在人做，初无可靠与着落之可言。必欲穷其可靠与着落，则莫如吾辈之自身”。为了鼓励大家的信心，他甚至这样“大放其浮词”，认为只有大形势才能造成大结果：“将青年界全体煽动，空全省之学子以来京，此在旁人视之，必以为不好下台，不知此正是好下台处。形势愈大，愈好着手……则熊氏等自不得不负维持之责，自不得不乐于维持；亦要如此，始可以责人维持，始好责人维持也。”由此可以看到，一开始社会活动，蔡和森就是一个极有见解、极有魄力而且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些主张与活动，是收到了成效的：许多经济困难的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都得到了援助。新民学会的会员，则由学会筹到的款项予以补助。

蔡和森自己是准备去法国的，他感到这个运动要顺利开展，必须有人在国内主持，他认为只有大家敬佩信服的润之兄最适宜当此重任，因此极力敦促毛泽东速来北京。

为学会前途主持此事，实义不容辞；同时也由于渴望到北京接触新的思潮和革命人物，毛泽东终于决心往北京一行。

临行之前，他在第一师范、联合中学等校作了细致动员，去北京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共有20多人。对留在湖南的学会会员今后的工作，也作了周密的安排。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瓒、张昆弟、陈绍休、萧子升等25名准备赴法的学员动身去北京。由长沙登船去汉口。到汉口后，转乘火车往北京。行到河南郾城时，正遇附近的沙河涨水，冲断了铁路。向本地人详细打听，知道沙河的水来得快，去得也快，水退了就可以走。他就利用候车时间，同大家到附近农村，访问当地的生活情况。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北京后，这时湖南青年先后已到了四五十人，哪一个省也没有来得这么多。这一情况，使得主持勤工俭学的人大为惊讶，都觉得湖南青年很有革命精神。由于华法教育会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还不能马上就到法国去，大家不免有些怨言。毛亲切地安慰大家：既然来了，就不必着急，先安顿下来，再找一些人商量，会想出办法来的。由于湖南学生去得多，后经杨昌济协助，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班预备班，共60人。预备班成立那天，由蔡主持，在方家胡同开了隆重的大会，邀了一批湖南名流参加。杨昌济还讲了话，勉励这批勤工俭学生，将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会后报上还发表了消息。于是，其他各省青年，也陆续来到北京。

北京不易租到房子，生活费用较高，预备班分设在三处。一处在保定，附设于育德中学；一处在北京，附设于北京大学，这两处是高级班；另一处为初级班，设在蠡县。预备班的功课专重法文，其次是制图（这是为准备进工厂而设的）、数学等科，学习期限一年，一年后即去法国。在蠡县的都住在布里村，那里还有一个铁工厂，附带做实习之用。蔡元培随后又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就在北京开始勤工俭学，免得坐吃山空；由他出面接洽，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半工半读。何长工等以及后来由育德中学转去的少数人，在长辛店上午做工，下午学法文等课程，每月能挣3元钱伙食费。湖南去的人大部分分到保定。蔡和森在布里村一面学法文，一面还教国文。毛泽东、萧子升留在北京，统筹全局，照顾各个方面。

大批湖南青年刚来到时，华法教育会要湖南来的学生提出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大家推毛泽东执笔，写出了一个计划。大体内容是说明勤工俭学的意义，以及怎样在国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如初步学会法文等），以减少在国外的困难；此外，还提出如何先派少数人到法国去预做布置。华法教育会完全同意了这个计划，特别认为先派人去做准备的意见甚好。经新民学会的讨论和推荐，华法教育会任命萧子升为该会秘书，并作为该会代表先行赴法。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筹到一笔款子，而且少了解决不了问题。据龙伯坚回忆，章士钊同杨昌济是同乡至交，两人同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于是毛泽东找到章请求帮助。章也没有钱，因为这不是几百、几千元，而是要几万元。章打电报给谭延恺，只说要钱，没说明原因，谭给了3万元。章悉数给予毛和蔡和森。他们将钱分成1600元一股，分给赴法会员。毛自己拿了一股，作为回湖南活动的经费。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泽东每年春节赠送2000元，戏称分期偿还这笔款子。

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各地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约1700多人，以湖南和四川两省最多，湖南去了430多人，为各省之冠。湖南境内尤其是长沙，在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一种很热烈的运动，并组织有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报纸对此也加以鼓吹。蔡畅、向警予等成立了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发动女青年参加这个运动。最引起社会震动的，便是在湖南教育界工作了20多年已经43岁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和年已50多岁的蔡母葛健豪（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还有贵州教育界的黄齐生（王若飞的舅舅），也都到法国去半工半读，当“老学生”。

1919年12月，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向警予、蔡畅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进步青年，从上海动身，前往法国。到达法国后，情况是很困难的。当时已来了200多人，大半找不到工做，又没钱进学校，有的人住帐篷、住地窖，找到工厂，也要经过考核，不称职者停工。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极为萧条，本国失业工人很多。以蔡和森为首的一批新民学会会员，鉴于这种形势，就联络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织了一个革命的团体——工学互助社，社章的第一条即“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周恩来到法国后，就同蔡和森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一面谋自救，一面从事社会主义的研究，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同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并且同国内的革命运动呼吸相通。华法教育会主持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虽然标榜信仰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同法国政府、北京政府沆瀣一气，不过想借办勤工俭学之名，为自己牟私利，捞个人政治资本而已。开初这个会对困难的勤工俭学生还给点生活补助费，后来见他们组织团体，从事革命活动，当然大失所望，不但不再予支持，反而进行种种排斥、打击。国内汇来一些捐款，也为这个会的上层分子把持、吞没，乃至连续印发“公启”，诋毁勤工俭学学生，说他们“分子复杂”、“良莠不齐”；不仅不再鼓吹勤工俭学运动，反而想方设法扼杀这个运动。他们同北京政府驻法公使陈篆勾结，限制贫苦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派代表找陈篆，陈篆则将一切责任推给华法教育会。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1921年2月27日，工学互助社在巴黎召开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一致通过“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斗争目标。第二天，100多人进城包围了驻法公使馆。陈篆对这些要求仍拒不理会。代表们气愤之下，一声喊打，将陈的大礼帽都打丢了。这天，蔡和森、向警予都讲了话。从此，公使馆同勤工俭学学生中的革命派结下了深仇。这个事件，被称为“二八运动”；工学互助社后改称工学世界社，从几十个人，发展到300多人。

当时北京政府利用法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在法国里昂筹办一所大学，名义上说是为勤工俭学学生找个求学出路，由原来倡导勤工俭学的吴稚晖任里昂大学校长。可是1921年秋，吴却从国内带来一批官僚富家子弟，勤工俭学学生竟一个都不收。于是引起了全体勤工俭学学生的极大愤怒，几经交涉无效；后来他们退而要求住入学校多余房屋，暂做栖身之所，也遭拒绝。于是选派代表，发动“入学运动”，“争回里大”。阴险狡猾的陈篆，借此机会，一面煽动学生离开巴黎到里昂去，一面勾结法国政府用武力镇压。原来同陈有矛盾的吴稚晖，也互相串通起来。当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陈毅等100多名代表，由巴黎到达里昂，理直气壮地进入里昂大学时，突被法国300多名军警包围，以中法政府联合宣布的“强占校舍，扰乱治安”，“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涉及法国政治”的罪名，将100多人关押兵营，随后即武装押送，驱逐出境，回到中国。

新民学会会员除10多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外，当时还有傅昌钰等去日本，李思安等去南洋，杨润余等到上海，罗章龙考入北大后即成为留北京的代表。

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要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出国留学一时成为热潮。毛泽东当时也有过出国留学的打算。

1920年6月7日他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学拘也是大弊。”

“国拘”是严译《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当是指学科方面偏爱偏废导致知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予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

从这里，我们知道当时毛也有过出国留学的想法，后来没有成为事实。那时他的好些朋友（新民学会会员）正起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很热心地为他们奔走筹款，力促其成，甚至送他们到北京、到上海。他自己是不是也出国去呢？比起法国来，他更加向往经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他当时在写给新民学会女会员陶毅的信中说：“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不多久，留俄的想法也放弃了。早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长信中，毛泽东就谈到，同日本（土疆三岛耳）、德国（土地敌吾二广省耳）相比，研究中国学问之难：“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终于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校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不论是否出国留学，毛泽东求学的目的是为世界和中国尽一点力。而且，实地的调查研究，以增进对国情的了解，甚至是比读书更为重要些。他还认为，必先对本国文化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文化。这些意见今天看来，都是很值得重视的。

关于留学问题的这些观点和议论，毛泽东也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杨极看重国文和国学知识，认为这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精神财富。外国语再好，不知适国情，又有何用。他在《劝学篇》中说：“盖能立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即令不去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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