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各校学生总罢课之后，张敬尧对学生进一步施加迫害。6月8日，张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声言“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查党，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并扣留学联对外各种通电。6月10日，又通函各校，迫令学生上课。11日，张敬尧发表了一篇所谓《告诫学生训令》，杀气腾腾地说：“倘有听信浮言，固执己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现值匪氛未尽，本兼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张的警务处并向各校发出“最后忠告”：学生“如有言辞过激，逾越常轨，制止不听，任情直行者，即按照戒严规则，一律逮捕，以保公安”。各校学生在学联的领导下，根本不理睬这个“训令”和“忠告”，仍坚持罢课和做各种爱国活动。张敬尧于是命令各校提前考试、提前放假，以瓦解学生的组织。学联得悉这个阴谋后，立即作出决议：“即经罢课，就决不受试；如提前放假，亦即赞成，在校救国，放假亦不碍救国。”于是利用提前放假的机会，学联组织各校学生，有计划地回到各县开展救国宣传活动。如长沙县属各乡镇在省学生，即组织讲演团联合会，派了几十个讲演团到各乡镇活动。学联的主要干部仍留在长沙，邀集各校代表住在商专，继续开展市区的工作。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学联一开始公开活动，除教育会外，还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这从学联“7月1日以后承各界诸公热心赞助”的一个“本会捐款鸣谢”启事得知大概。这个名单包括教育界（有商专、楚怡等校校长）、工商界等50人，以及省商会、中国银行、教会办的长沙青年会和一些商号，还有个别外国人。捐款多则四五十元，少则一元不等。其中省商会注明“送6月份补助20元”，可见商会经常给予补助。没有这些捐款，学联要进行许多活动，尤其是办一个报刊，是很困难的。

在6月3日以前，参加五四运动的主要还是青年学生。由于6月3日这天，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拥向街头，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段祺瑞政府逮捕300余人，激起全国更大的愤怒，学生运动更加沸腾起来。在抵制日货中得到好处的上海民族工商业，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终于6月5日全市罢市。全国主要城市的工商业也立即罢市，响应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上海市2万多工人在6月5日这一天开始罢工，至9日，罢工工人总数前后达六七万人，宣布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作绝不妥协的斗争。唐山、长辛店、津浦铁路、南京、济南、杭州、九江等地工人立即起而响应。年轻的、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

自此，五四运动成为全国工人、学生和商人等联合行一动的全国革命运动了。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

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也是帝国主义在华工商业的集中地。上海工人的英勇斗争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惊慌失措。上海地方军政当局联名急电北京政府，请免曹、章、陆三人之职，电文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

中国现代产业工人约200万人，集中程度很高；但五四以前，工人阶级的斗争处于一种自发的分散的状态，没有形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五四运动中，以上海工人为首的大罢工，开始将全国各地工人分散的斗争集中起来，成为整个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强大政治运动。这次罢工虽然前后历时不过10天左右，却已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巨大的革命威力。

在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威胁下，北京政府不得不批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北京军阀政府的内阁也提出总辞职，以缓和全国人民的愤怒。6月12日以后，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复课，工人开始复工，商人开始开市。

五四运动作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救亡运动，显示了革命群众的强大威力。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不过，后来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又曾说道：“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可见，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五四运动所作的“彻底的反封建”的评价，并非指中国人民反封建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是指当时先进分子反封建的坚决的态度。由于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主义顽固统治的国家，没有经过西方资产阶级彻底的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尤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阶段，因此，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思想，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全国解放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五四运动当时的群众革命活动，在湖南结束得晚一些，6月12日以后，学生没有复课，后来进一步发展为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1919年5月下旬，全国各地在学生组织的推动和号召下，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北洋军阀政府害怕“抵制日货”四字太刺激了，下令不准公开宣传抵制日货，于是爱国群众用“维持国货”的名义来进行抵制日货的斗争。湖南各界公法团体，如教育会、商会等，在5月下旬也成立了“国货维持会”，但由于没有发动群众，抵制日货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运动。学联成立后，毛泽东即领导学联积极参加国货维持会，以抵制日货为中心工作。学生首先在校内设纠察机构，以监督同学不用日货：如用误买者，即令向原店退换，否则置校内陈列。各女校学生，互相监督尤严。所有小学校的学生也动员起来了。于是，长沙和湖南各县抵制日货的运动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青年学生高涨的爱国热情，张敬尧再也压抑不住了。

由于几年来的军阀混战和张敬尧的滥发纸币之灾，湖南商业实近停滞，日商趁机垄断湖南内河航运，其势力陡增四倍之多。这时长沙各百货店，日货占十之八九，而国货不到十之一二。绸布业和苏广业（即百货业）虽然也设立了国货维持分会，但窃运和偷卖日货的行为并未消止。商会参加“国货维持会”，实际是为了“维持日货”。学联洞悉内中情形，便派出了许多调查员分驻在纱号、纸业、绸布、苏广、南货、印刷、玻璃各行业，进行详细的调查。检出日货，即予封存，限期拍卖完毕。调查员对那些窃运和偷卖日货的商人，耐心地说服教育，促其自觉自动实报；同时按国货维持会的规定，给予那些情节较严重的商人以罚金或没收直到烧毁其日货的处分。学生联合会逼使参加国货维持会的商人弄假成真了。当时一些奸商见到学联的调查员，就像耗子见到猫一样害怕。

有一位1919年至1920年在一师附小读书的女学生，回忆当时毛泽东在长沙“展开宣传活动，到处讲演，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和抵制日货”的情形时，如此亲切地谈道：“我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第一次给我们讲演时的情景。我们称他毛老师，但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叫我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同学，以后就叫我老同学好了！’……毛主席每一次来讲演前，我们整个小学部的同学都坐在大礼堂的竹椅上，有好几百人。大家都在热切等待，一见毛主席出现，大家都热烈鼓掌，有些小同学高喊：‘老同学来了！’更有些高兴得跳起来。”“他讲的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决不接受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另外还讲抵制日货。他说：‘买玩具不要买日本货，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他的讲演完全可以激发我们小学生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他的语言生动活泼，手势又多，激动中又带有幽默，大家都非常喜欢听他的讲话。但可惜毛主席每次只讲一个钟头，就要匆匆忙忙地走啦。同学们都舍不得他走，很希望他多逗留一阵子。”

为了使人们永远记住这次外交失败，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坚持到底，6月25日，学联联合工商界共几千人，举行游行大会，口号是“一致对外，大家努力；毋忘国耻，坚持到底；提倡国货，莫置日货”。学联的调查员动员了长沙各商号的店员工人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的运动。如贩卖日货出名的吴大茂百货店，由于店员的检举，就被苏广业的国货维持会开除了。这时奸商的抵制花样是很多的。有一家华泰长洋货号不遵守规约，暗中勾结日商，以日货冒充国货出售，经学联再三劝告，犹诈狡不服，终于被学生们捣毁了。为了惩一儆百，国货维持会、学生联合会、绸布业国货维持分会等，于7月7日这天，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据第二天报载：游行队伍从绸布公所出发，高举“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前导，学生队每人肩着一匹日本布，其后是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游行队伍经过长沙最热闹的街道后，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堆放在一起，浇上煤油，直到布匹烧成了灰烬，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散去。如此认真抵制日货，在社会上自然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抵制日货的同时，学联和各界团体还发动了“爱国储金”运动。学生们减餐捐款，成立十人储蓄会，号召人们为国储蓄，准备物力，同日本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

根据北京、上海、天津各地经验，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界人民，7月9日，学联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当天参加成立会的有苏广业、纱业、染织业、轮船业、泥木行、印刷业、理发业、箩业（码头工人）等30多个工商行业，以及基督教联合会等代表。大会认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须联络一气，共策进行”，并号召湖南各界人民起来“推翻武人政治，排除官僚派及阴谋家”。会上组成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联合会成立之后，即以学联为主干，发行了以鼓吹新思潮为宗旨的会刊。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是救国十人团，这也是从北京、上海传来的经验。救国十人团是比较广泛的群众组织，各界爱国人士都纷纷加入。例如徐特立等领导下的教育会所属各校教职员，共成立了250余团，长沙的报纸用“风起云涌，蒸蒸日上”的话，形容救国十人团的组织和发展。

7月15日，在400多个“十人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湖南救国十人团联合筹备会，10月下旬，正式成立了十人团联合会。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苟被推举为这个联合会的副总干事，他当时在美国教会办的雅礼大学教育系读书。

抵制日货的运动很快在各县开展起来了。醴陵、湘阴等县，也焚毁了一些日货。6月中旬，常德学生宣传抵制日货时，遭到日本商人的嘲讽，愤怒的群众将三所日本洋行的门面尽行捣毁，日商要求赔偿，驻军直系旅长冯玉祥查获日本人贩毒，以罚款相抵，并派兵保护日本商店，使之门可罗雀。

在全国爱国反日运动高潮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向群众直接进行威胁和迫害。六七两月，先后发生福州大批日本浪人殴打学生事件；济南日本军警拘捕学生、镇守使汉奸马良捕杀爱国市民马玉亭等人的事件。日本政府并派军舰驶抵马尾，恫吓福州人民。这两大凶案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就在此时，6月29日，日本兵舰一艘也开至常德，向常德人民示威。7月4日，长沙学生在湘江码头劝阻旅客不要乘坐日本轮船时，日商戴生昌汽船公司居然指使流氓，将一个学生扭入该公司毒打。长沙各界群众联合向日本领事抗议并要求惩凶时，张敬尧公开为日人辩护。这件事前后斗争了一个月，张最后只令法庭判凶手三个月徒刑了事。这时，驻华日本公使小幡公然要求北京政府取缔南京、长沙、安徽、济南、福州等处的反日运动。畏日如虎的段祺瑞政府训令张敬尧“切实执行”，并令查禁救国十人团。

当时学联与各界爱国人士同张敬尧的斗争是多方面的。为了将原来的地方绅权机关——省议会改造成为一个御用机关，张敬尧极欲效法段祺瑞包办安福国会的选举办法，改选省议会，但阻碍甚多，久未办成。7月间，张雇用的一批政治流氓组织所谓“湖南公民会”，发动“请愿”，被长沙各报痛予驳斥；湖南各界联合会，在报上发表了反对非法选举的宣言。这个“公民会”开会的一天，张派军警武装保卫，企图吓退各界代表不敢前来辩论。不料彭璜为首的学联代表多人，到达会场，登台侃侃发言，这个“公民会”就开不下去了。彭璜等人当即被军警逮捕，并声言要枪毙，各界代表群起抗议，主持会议的人恐引起大乱子，才将彭等释放。第二天，湖南《大公报》、《湖南日报》被查封，编辑被逮捕。于是学联以合法方式，“呈文省长”，揭发此种非法选举阴谋，要求严惩“公民会”的政治流氓，启封报纸，释放编辑，“呈文”中说：“防民甚于防川，扬汤何能止沸！”

张敬尧的包办选举，当然也办不下去了，终于老羞成怒，八月间，强行将学联解散了。

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有一个大的发展，新入会的会员达21人，多为第一师范、周南女校、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湘雅医学校等校学生和教员，其中有罗宗翰、彭璜、向警予、夏曦、郭亮、易礼容、李振翩、唐耀章、蒋竹如、张国基等，以及李思安、周敦祥、魏璧、劳君展等女同志。“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其始长沙会友对于会章条文，觉太简略，于是提议修改。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又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各部。至是长沙会友适用新会章。”（见《公务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执行委员长；毛泽东、陶毅、周世钊等八人为评议员。

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这一切迫害，并不能阻止湖南学生和各界爱国人民的革命活动。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领导下，学联和各界救国十人团，继续进行秘密的和各种公开的活动。

暑假期间，学联组织各校留校学生在长沙成立讲演团十四处。到街头和挨家挨户作反日爱国宣传。在赤日炎炎的大热天，学生们奔走呼号，有的累得中暑晕倒。讲演团常宣传朝鲜亡国的惨痛，如几家共用一把菜刀、爱国志士怎样被残杀等，真是讲者垂泪而道，听者掩面而泣。讲演团还演出各种新剧，如《鸦片战争》、《哀台湾》、《高丽亡国惨史》等。男学生演，女学生也演。这种“化装演剧”，虽然被一般顽固守旧的人们视为“下流事”，有的家长甚至跑到学校“质问”。但是这些宣传活动，引起很大的反响，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许多在长沙读书的学生回到本县后，推动了本地的爱国活动。益阳、衡阳、常德、岳阳、平江、汉寿等县，讲演团尤其活跃，也演出各种通俗新剧。

在爱国反日高潮中，学联同工人群众已经有了一些联系，有许多学校办了夜校，动员工人上学。长沙第一纱厂、黑铅炼厂、造币厂等产业工人和泥木等行业工人，都组织了宣传队，同学生一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