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工人力量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从而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何着手

1919年五四运动时，自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运动的主力也由学生转移到了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上海、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的政治罢工，使得全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迅速地得到了胜利。中国工人力量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左翼，使他们决心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工作，从而使得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中国工人阶级一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舞台，就表现出极大的战斗力量。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内外反动派压迫下人民爱国运动的兴起所促成。但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其特殊的战斗性，还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残酷的压迫。工资低、工时长、生活与工作没有起码的保障。中国军阀政府历来认为罢工是犯罪行为，一贯用镇压、屠杀办法来对付工人运动。第二，中国工业虽然很薄弱，却很集中。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工业集中的大都市，都聚集着十万至数十万以上的产业工人。据1919年13个省的统计，500人以上的工厂有144个，1000人以上的工厂有29个，煤矿、铁路、纺织、造船等企业，有的有几千人甚至超过1万人。第三，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占少数，五四运动时期约200余万人。但全国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连农村中的半无产者——贫农在内，就大大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他们所受的各种压迫是极其深重的。这些原因，就使得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高涨时期能形成很强大的战斗力量，尤其是产业工人，“他们特别能战斗”。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南的工业虽然极落后，只有锡矿山（锑矿）、水口山（铅锌矿）两处较大的矿场，以及长沙的纺纱厂、造币厂、黑铅炼厂、电灯公司等屈指可数的几家现代企业；包括矿山、铁路在内，全省产业工人约二三万人（安源未计在内）。但上述形成中国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几个基本原因，在湖南也是存在的。水口山、粤汉铁路、造币厂等处工人，早在五四运动和党成立以前，都曾进行过罢工斗争，表现出很大的战斗力量。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工人阶级也积极参加了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工人运动。他设法接近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生活的具体情况，常去参观、考察一些由学校和社团举办的工人义务学校。那时长沙有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劳工会”，他们在工人中进行了一些缺乏明确政治方向的活动。毛泽东很注意这个组织，认为他们的道路不对头。经过长时间的耐心的工作和事实的教训，这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长沙各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终于被毛泽东争取过来；“劳工会”的领导者黄爱、庞人铨在他们被赵恒惕屠杀之前，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五一节，长沙各工厂工人几千人曾举行过游行示威大会，提出“改善待遇”和“加强团结”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成立了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毛泽东被任为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他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到湖南以后，集中力量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他将党的重要骨干分派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和长沙各重要产业与手工业中，去开辟这块处女地。他自己带头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初期人手少时，他曾担任过8个工会的秘书，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亲自当工人的代表同赵恒惕当面作说理斗争。因此，在1922年至1923年初，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湖南工人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长沙的产业工人和各行业手工工人都普遍组织起来了，并且普遍地进行了胜利的罢工斗争，一共建立了20多个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四五万人。在罢工斗争过程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在有些工会组织中逐渐发展了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建立了团和党的支部。被派去参加领导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干部，则得到极大的锻炼和迅速的提高，使他们学到的初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能够同中国当前工人运动的实际结合起来。

1922年11月1日，在胜利的斗争和坚实的群众基础上，成立了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任工团联合会的首任总干事。这是继湖北之后，全国成立的第二个全省性的工会组织。

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时，只有湖南的工人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到1924年时，全国城市工人依产业而组织的公开工会，只有湖南是全部存在的；全国各矿区的工人，也只有安源和水口山二处被全部组织起来。虽然后来赵恒惕曾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工人运动，如郭亮在《湖南工人运动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所说，“集会结社概被禁止，水口山矿工会及长沙各工会多被封闭，工人遭惨杀，工人运动遭受巨创；但革命的湖南工人运动并未因此而低落，公开的斗争、秘密的组合，曾不稍懈。五卅运动突起，全国工人阶级与帝国主义肉搏血战，湖南工人一致奋斗，工人组织数量增至7万余人。”五卅运动以后，赵恒惕的迫害进一步加紧，“如安源、水口山工人之遭惨杀，工会被解散，第一纱厂工人之被拘囚，长沙铅印工人罢工受压迫等。但在此情形下，尚能扩大秘密组织，全省参加工会工人增至11万人。”北伐战争中，安源、株萍路、粤汉路、长沙、醴陵、平江、湘潭等地的工人，努力参战，巩固后方，有巨大的贡献。1927年初，全省有组织的工人达40万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和水口山的工人都曾进行过猛烈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带上井冈山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就有几百个安源、水口山和长沙的工人。

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真理，从毛泽东在湖南最初从事工人运动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历史本身说明了中国现代革命这个伟大的变化的来由：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陈独秀在上海时，到工厂中进行过活动，随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李立三、刘少奇等一批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就出现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由此就出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特别是近百年以来革命大变化的关键，否则，中国人民不仅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和今天的一切成就，而且会继续在黑暗中徘徊。

毛泽东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以后，就是完全自觉地以这种精神从事革命活动的。他历来最懂得马克思所说“教育者先要受教育”这个真理，他常说：“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他在自己的革命活动中，一开始就根据这种精神办事。毛泽东最初接近工人是下过一番苦工夫的。他常穿草鞋、戴草帽、穿粗布短褂，以便跟工人接近。譬如为了了解粤汉铁路工人的情况，他曾在长沙北站的茶馆内，同一些铁路工人、搬运工人一连许多天一起喝茶，亲切谈心，终于交到了朋友。他交到的第一个铁路工人朋友是广东人陈地广，陈在机务段做机修工，技术熟练，在工人中有威信。”

毛泽东能够同工人打成一片，也由于他真正做到了语言的大众化。毛泽东说过：“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毛泽东自幼在农村长大，同农民有深厚的关系；在第一师范办夜校时，又接近过工人。因此他从来熟悉和重视人民的丰富而生动的语言，这时为开展工人运动，自然就更加注意学习工人群众的语言。据当时最接近毛泽东的人们的回忆，他的通俗生动、深入浅出、简明有力、形象亲切、富于幽默特别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地方特性的语言，有莫大的吸引力。这种情况从当时罢工运动中的许多宣言、传单和有关文件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宣言、传单和文件有许多是毛泽东亲自执笔或者参加修改的。

毛泽东那时身体比较瘦弱，他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同普通工人差不多。他常到工人区域中去，广泛地同各行业的工人接触，工人积极分子包括黄爱和庞人铨也常到船山学社等处来找他。与工人群众相交之后，他就觉得自己面前展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新世界。他一方面深入了解工人的生活、思想、感情和要求；另一方面，他又以极其谦虚恭谨的态度向工人群众学习；用群众的智慧、创造、勇敢和力量，来鼓舞自己、丰富自己，从而使自己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不仅从理性上而且从感性上获得根本的改造。他在中国革命的最初时期，就与那些坐而论道、关在房子里发指示、满口马克思主义的张国焘之流根本不同。“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这个千古不灭的真理，是他最初从事革命活动时，从实践得来的亲身体会。毛泽东后来曾讲到同工农群众结合之后，他自己思想感情上发生的变化的情况。不深刻了解这种情况——一开始革命活动，毛泽东就同工人、农民交朋友，既当先生，又当学生，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20多年后，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讲的这个真理：“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要将工人组织起来，从何着手呢？

1921年，北京和上海的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都是首先在工人区办夜校。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自己就有办工人夜校的经验。1920年下半年，他在一师附小任主事时，也曾主办过工人夜校。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他派出许多党员、团员干部，在安源、粤汉铁路、水口山和长沙的产业工人中，在泥木、制笔业、人力车等行业中，创办了许多所工人夜校，工人最初不免有怀疑和犹豫，不大肯来。如安源就是先办工人子弟的日班；通过工人子弟，跟他们家长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日班巩固了之后，工人夜校就好办了。起初，租用校舍、油印讲义、纸张笔墨等少数经费，都由党拿出。每所夜校开始大体配一个干部，教课、编讲义等全部由这一个人负责。工人运动大规模开展之后，参加夜校的工人多了，工会也组织起来了，夜校才由工会接办，一切经费也由工会筹划。这时，党就动员大批干部去当教员了。有的地方，如安源、水口山罢工胜利后，迫使矿局出钱为工人盖校舍，每月供给经常的费用。

编讲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没有现成的有革命思想内容的通俗教材可用，毛泽东特别着意解决这个问题。最初为了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他要教员利用中国旧的历史课本上的材料，由巢居穴处进到茅棚窗室，由茹毛饮血进到取火烹饪，由披挂树叶兽皮进到蚕丝棉织衣服，由渔猎畜牧进到农业手工业，由石器铁器进到机器等事例，来说明劳工神圣的意义和资本家剥削工人血汗及贫富悬殊之不合理，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工人夜校增多之后，迫切感到有编辑统一教材的必要。

五四运动以后，出现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和“平民教育”的思潮。“平民教育”这个口号看由谁来利用，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完全可以成为一种在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的合法工具。1919年从日本回国的李六如，在家乡办工厂，由于经济破产，1920年8月到长沙，在法政专科等校教书。但不甘于当教书匠，于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到处演讲，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他通过政、教两界的朋友关系，自上而下向各县推动，成立了全省平民教育促进会，被举为副董事长（董事长为赵恒惕省府的秘书长）。方维夏时任省教育会会长，为李的同乡至交，给的帮助最多。通过平民教育运动，还推动四五十个县办了县报，全省县报联合会由他任会长。在长沙城区，经工厂、基督教青年会等办的工人夜校达100多处。这种有大影响的进步活动，自然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便派人与李六如联系，从此，李与毛泽东、何叔衡等新民学会中人来往密切，结为同志和朋友。1921年，由毛与何介绍，李六如先入团，随后入党。入党之后，李任湘区文委委员，同时负责平江的建党工作。在建党初期，李六如与毛泽东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的原配夫人中年忆旧时曾谈起过：“当年住在城中文运街，毛泽东常来我们家，我给他洗补长褂子都记不清回数了。”

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好几十个县都成立了分会，都有一定的经费。各地党和团的组织，都通过“平民教育”来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这时主要的问题就是缺乏通俗的课本。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主持平民教育工作的李六如编出《平民读本》四册，在湖南通俗报上发表，并于1922年10月出版；不到一年，发行四版，销了几万册，这在当年是了不起的发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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