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年党史研究者的考证，毛泽东这一段有关三本书的回忆有误差。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920年8月，恽代英译的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出版于1921年1月，李季译的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出版于1920年10月。很显然，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时，不可能读到这三本书；他又确切地记得读了，时间当是稍后一些。但他第二次在北京逗留有五六个月，尽力找为数不多的中文共产主义书籍来读，这个记忆是不会有误的。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北大公社”成员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办了一个“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组），收藏了许多俄国革命的新书，内中有刘仁静从德文译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油印本）。毛泽东常去那里看书，他最早读到的《共产党宣言》很可能就是这个油印本。这里附带说一下，毛在回忆中断定自己“1920年夏天就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也只是基本确切的。这从他当时同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和湖南自治运动时写的文章，可以证实，这些在下一章将会谈到。要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标志，应当是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清算了自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根据《新民学会通信集》第三集所载，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复蔡和森的信中，这个根本问题说得很是清楚。因此，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体上是在1920年秋冬之交。

1920年三四月间，驱张运动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张敬尧必将滚蛋，是指日可待之事。张敬尧赶走之后，湖南下一步怎么办？怎样利用这个形势，为将来的根本改造创造一个较好的环境，这是毛泽东着重考虑的主要问题。离开湖南之后，他同上海的彭璜和衡阳的何叔衡等，经常通信，交换意见。湖南问题同全国问题一样，应当依靠人民的力量求得一个根本的解决，这个原则，大家的认识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当时新民学会当前的基本政纲。这在《天问》和《湘潮》上都有反映。1920年2月1日出版的《湘潮》第三号《湖南问题的解决》一文，即提出：“要根本的解决，不是枝节的解决；是积极的解决，不是消极的解决；是湖南人民自己解决，不是请政府代为解决；是为湖南人民全体的利益解决，不是为少数特殊人利益解决；是按照湖南现代潮流去解决，不是因循从来习惯去解决。”但是当前究竟怎么办？采取什么步骤和办法来实现这个“根本解决”的目标，在学会会员之中还没有产生一个统一的意见。

1920年3月间，彭璜等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提出一个《湖南建设问题商榷》的纲领性文件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废督、裁兵、银行民办、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是一个纯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纲领。毛泽东接到这个文件后，即分发与北京的有关人士，征求意见。他对这个文件的某些具体内容是怀疑的，3月12日，他在分发这个文件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

他向朋友们借了够买车票的旅费，于4月中旬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终于初次一尝“汗漫四垓”的夙愿，而且是来到自幼仰慕的孔夫子故乡。在旅途中，他登了泰山，游了孔子林庙，还环绕三国时有名的徐州城和“虎踞龙盘”的南京城，走了一遍。这是这个具有热烈的爱国思想的青年，在徒步洞庭湖周围各县以后，对祖国山川名胜、历史古迹的第一次漫游。

5月初，他来到上海。“湖南建设问题”自然是他同彭璜等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了正式表示湖南人民自觉自主的决心，《天问》第16号刊出一个《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宣言反映了对当前中国政治和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从《天问》第23号上由毛泽东署名的《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来看，这个宣言当出自他的手笔。宣言说：“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在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据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时到今日，吾等乃翻然觉悟，知道‘湖南者，现在及将来住在湖南地域营正当职业之人之湖南也’。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吾湖南人唯一无二之希望与责任，即在恢复自由，不能不求全国同胞热肠志士大大的表予同情。”宣言是向“全国各民众团体、各省军民官吏”以及各有关方面发布的。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这样告诉斯诺：

“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初，李大钊和陈独秀探讨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同年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到达中国，先后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认为中国已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小组。可是在这以后，他写的文章中还是有人性论和改良主义的痕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他身上可说是根深蒂固的。旧的世界观和新的世界观并存的情况下，新东西的接受总不可能真正彻底，旧的东西总要回潮，在一定条件下，旧的东西又必然战胜新的东西。陈独秀后来向右的方面发展，证实了这一道理。关于当前实际政治主张，陈独秀这时是比较激进的。他过去曾长期迁就既成事实，热衷于废督、裁兵、地方自治等一套方案。他1919年12月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刊《新青年》7卷1号），于此有了很大改变，已强调人民直接立宪是“自治”的总原则：“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以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文中还认为，自下而上、自小到大是改造国家的主要途径：“由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基础不坚固的建筑，像那沙土上层楼，自然容易崩溃；没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装饰的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毛泽东同他讨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这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可以作这样的估计，是站在人民的革命立场还是统治者的改良立场上来实现这些民主改革，他们之间想必已完全一致。这从《天问》上登载的反映了毛泽东有关思想的许多文件中，特别是他随后发表的一系列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文章中，可以证实这种估计。

1920年6月14日出版的《申报》，正式发表了《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和由该会提出的《湖南建设问题商榷》。这时，张敬尧已被逐走。宣言中说：“然吾人尚未可遽作乐观也。何则？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环伺欲来。至其时，无论吾人方不胜其驱除之苦，而朝三暮四，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亦何如是之智短耶！湖南人自民国，三被兵灾，遭难最多，牺牲特大。推原事始，无非督军恶制，为之祸根。督军一日不除，湖南乱象一日不止。无论当局者属南属北，抑其人为恶为良，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湘局之无望治安，早已成不移之铁案……现今国内问题，为种种特殊势力所牵制，有不能遽为全盘解决之势。求之实际可循途径，还在有一个地方之群众为之先倡。同人之愚，以为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应乎时事要求之条件，合省内外湘人之公意，驱除一切私见私利。持此宗旨，为一种合理的继续的群众运动，不达不止……吾人对于湘事，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今特将军务、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条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种条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以废督、裁兵为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便利交通，为达到‘实行民治’之目的。吾人宜不顾一切阻碍，持其所信，向前奋斗。盖历史上世界各国民权、人权之取得，未有不从积极之奋斗与运动而来者也。”

据当时在民厚南里29号同住过的李凤池回忆，29号门前挂了“湖南改造促成协会”的牌子，有人提出改造显得比较空洞，毛泽东解释说，这个“改造”有三个意思，一是政治改造，一是社会改造，一是个人改造，湖南统统要改造，湖南改造好了，再改造中国，中国改造好了，再改造世界。

这个“湖南建设问题”方案的内容，虽然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性质，但是从整个宣言的精神来看，这个方案是完全站在人民革命的立场即彻底的革命民主派而不是妥协改良派的立场提出来的，是作为一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作为一种考验向新的执政者提出来的。宣言对于未来的张敬尧的继承者没有寄存任何幻想，而是认为“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将希望寄托于“一种合理的继续的群众运动”，即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人民力量本身的壮大。刊载在这一期《天问》首页的长篇评论《驱张岂如是而已乎？》如此明确地对可能的继任者谭延恺指名说道：“督军之特殊势力未去，即张祸不能一日幸免。”“无论何人拥有督军之势力，他日即不免于为张敬尧之祸湘。”文中特别强调人民自己起来负责。所有提出之改革要求，“不当专以责诸当局之能必行与否，但视吾人民能有觉悟使其必行与否。人民使其必行之权安在？在于自决，在于三千万众之人心。此次驱张之役，实为人心能挟有潜势力以表现其功用之一大试验。在当局固当引为可畏可摧之无上威权。”评论最后说，必须“打破军阀之包办政治，而与人民以自决之实，俾得从事于新国之建设，以恢复元气。吾人驱张，必至此方可告一段落。苟仅去一张敬尧，而后来者又袭张敬尧之故智，或貌为好而恶且甚之，则吾人何贵拼此最大之牺牲，以暴易暴？自今以后，吾湘民誓当合三千万群众之力，解决湘事，以谋长久之治安”。

驱张运动刚在长沙进行时，就有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来信，怀疑驱张的意义，认为既相信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就不应该顾及目前这些“小问题、小事情”。毛泽东批评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回信说，这是很大的很重要的事情，是为达到根本改造所必由之路、所必须进行的斗争，尤为改变目前环境的有效办法。现在面临着驱张的下一步，他仍然坚持这同一的正确看法。在上述3月12日致黎锦熙的信中，他风趣地说：“根据‘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为善为恶，尽可以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得太不好意思了。”

由此可见，在对待当前现实政治问题上，毛泽东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来争取当前可能实现的一些资产阶级的民主措施，以利于作根本的国家与社会的改造。他对一切旧政客、新政客，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不寄存任何幻想；他深切了解，即令在这些人当权的情况下，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些民主改革，而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改革。因此，他认为必须继续发展革命的群众运动，壮大人民的革命力量，这才是根本之道。同马克思一样，刚一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毛泽东就提出人民政权这一思想，以此否定现存的国家政治制度。作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不是要求限制政治专横，而是力争消灭政治专横；不是空谈废督、裁兵，而是如何消灭军阀势力。在驱张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成为毛泽东后来正式确定地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的萌芽。

毛泽东在上海停留的时候，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同四个驱张代表挤住在一起，一张方桌吃饭兼办公之用。他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五人轮流司炊，油盐蚕豆拌米煮饭。他跟长沙的驱张人士保持了经常的通信联络。老的新民学会会员还记得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楚怡小学校长出示毛主席的一封信，内中说到他的生活是靠接洗衣服维持的；他说洗衣服不苦，只是因为接送要搭电车，洗衣所得又转耗在车费上了。”这大概就是指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活动之事。

毛泽东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了大量的革命活动。据当时搬到民厚南里29号同住过的李思安回忆，在这段期间，毛泽东还去看望过孙中山（当时住在上海环龙路44号医院），并同廖仲恺商谈政事。

张敬尧逃走的第二天，湖南学生联合会就恢复了公开活动，立即打电报给各地的驱张代表团，敦促早日返省。1920年6月底，各地驱张代表团就陆续回来了。

毛泽东在上海送别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后，于7月初回到长沙。

此后，湖南的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