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具体谈到，五四运动已经产生了许多的人民团体组织，虽然其中许多会、社有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有的会、社“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但是像全国学生联合会、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些组织，已经是一种相当大的联合组织了，这就证明全国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完全可能的。皇帝和独夫的统治总是不准人民有思想、有组织、有行动的，现在五四运动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一旦行动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文章号召中国人民采取民众大联合的方法，去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表现了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革命英雄气概：“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得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作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充满无限乐观和胜利信心，而且认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将立于世界革命的最前列。文章的结尾这样预言道：“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大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国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泽东能这样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力量，对勤劳、坚忍而智慧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性，有充分的估计，这同他熟悉近代历史，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历史及其失败的教训作过思考有关。在80年之中，中国人民同每一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都打过仗，从来没有向任何反革命势力屈服过。他深深懂得，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中国人民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结合五四运动时的经验，他这样明确地开始提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略之一：必须进行人民力量的大联合，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而其基础是工人与农民两大阶级（到1923年，中国共产党才正式决定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干的革命统一战线）。同时，在自己的革命实践中，在领导湖南人民的五四爱国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以及随后的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初期工人运动中，他都创造地、卓越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之一——人民革命统一战线政策；以革命群众、工人阶级为主体，用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开明人士以及各种民主力量，建立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由于具有对革命形势的正确估计，对统治阶级本质的透彻认识，以及对人民群众力量的充分信任，毛泽东一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就表现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的弃旧图新的雄伟胆略。他像马克思一样，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什么。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全部文章，充分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如《创刊宣言》发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什么也不要怕”的号召：“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他要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强权”、“命运”等偶像，扫除一切旧的思想、旧的传统、旧的习惯。他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历史上人们长期受专制统治压迫的结果。他鼓舞大家革除“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的积习；他认为，只要是真理，我们就应该以“日光之普天照耀，探海灯之向外扫射”的精神去追求它，不达目的，决不休止。在这个黑暗的社会、诡诈的世界，中国人民必须从安于做旧思想、旧习惯的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不要害怕来自旧势力的一切指责。他说：“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

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浪潮，激励着毛泽东以高昂的独立精神和不屈的坚强意志同旧世界相对立，预告这个世界的必然灭亡。从《湘江评论》上这些永放光芒的文章中，使我们了解到一个革命家的最重要的品质，必然是不顾一切旧传统的束缚，敢于冲破旧社会的罗网和壁垒，唤醒人们的创造精神；这也就是永无止境的革命的辩证精神。比之《伦理学原理》批语上那些多从唯心的纯粹思辨出发的辩证观点，《湘江评论》上的这些战斗檄文，已经开始从实际出发，开始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并且成为动员群众、变革社会历史的思想武器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这时还只有零星的传播。《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后出了五期，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六三”运动以后的情况。由于陈独秀的被捕，编辑权为胡适攫得，刊物即转而主要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了。因撰稿人多忙于实际斗争，《新青年》在1919年6月至10月间曾停刊五个月。只是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晨报》副刊于1919年1月至11月开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才算是稍稍弥补了当时比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迫切需要。这个专栏共发表了以下五篇论著：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最早译本《劳动与资本》；考茨基写的马克思主义通俗作品《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最早译本《马氏资本论释义》；以及从日本刊物上翻译过来的三篇文章，其中包括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写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另外两篇也是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有一篇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除了这个专栏之外，《晨报》副刊还刊登了第三国际宣言等重要文件，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者的并非马克思主义的评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到这时为止，就接受马克思主义来说，李大钊是水平最高的人。他写的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已认识到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知识分子非同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当然，由于他当时正经历着一个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因此，其思想也难免有某些不够确当或错误之处。毛泽东当时所能得到的马克思主义的养料，自然是很有限的：他正处在由急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当时的思想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如在谈到“如何打倒强权”的问题时，在《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一）中，有这样明显的唯心主义思想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在谈到民众大联合的办法时，他写道：“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按指贵族、资本家）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人叫做马克思。一派是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的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们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于俄国的人叫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就传到中国，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无政府主义主张推翻资本主义，在五四时期自属新思潮之一，许多先进分子，包括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等，都受过影响，一时将之作为“朋友”，连《新青年》也给予“一席之地”。毛泽东当然不能例外。他这时虽然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过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烁着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光芒。例如《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开始就说：“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批判维新变法时期的“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尤其是“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可说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可宝贵的收获，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

上述情况表明，毛泽东这时正处在世界观剧烈转变的过程中，思想上呈现着矛盾而复杂的现象，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有正确的认识，又夹杂错误的观点。这种现象毫不足为奇，当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存在这一情况。《民众的大联合》这一长文，分别刊于1919年的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显然看出三个星期中作者思想认识发展的痕迹。三篇内容相对独立，都有新的见解，论述逐渐深化，尤其第三篇，如前所引，强调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同《创刊宣言》也有所不同了。

关于所谓“过激党”的问题，《湘江评论》发表了好几篇短论予以说明。

当时的反动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进行各种诬蔑宣传，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过激主义”，布尔什维克被称为“过激党”，而且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同起来，北京政府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等军阀也严禁“过激党”，并多次下令检查邮件，查禁进步书刊。于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恐惧心理，好像“过激党”来了，就大祸临头了。张敬尧政府也散布空气：“湖南了不得了，过激党来了。”针对这种情况，《湘江杂评》这样写道：“请问什么叫过激党？过激主义是什么？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能够答复得出来吗？”你们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从强权索自由的志士。湖南倘然真来了过激党，恐怕就是倡言过激党来了的人招惹的”。《世界杂评》中则具体指明，“过激党”一词是袭用的日本名词。因为日本军阀贵族惟恐俄国革命思潮传过去，“动摇他们的阶级制度，就译之为‘过激党’”。“其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照字义讲，就是‘多数党’；照主义讲，就是要组织纯粹工民的共和国，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也有政府，也有宪法，并不是‘无政府’。”短论“放言”就简单明了地将“布尔什维克”予以通俗解释：“这不过是要强制作工。”毛泽东自己还写了一篇《研究过激党》的短文，这样风趣地说道：“过激党这么厉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的空话，一晃眼，过激党布满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在这里，毛泽东已开始注意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了。

这样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当然受到广大革命青年和爱国人士的欢迎，他们尤其从毛泽东的文章中，感到从未有过的一种痛快和力量，许多平时焦虑的问题得到解答。人们的思想大大开朗起来，觉得前途充满希望。广大革命群众认为这是真正代表人民说话的刊物。然而长沙有一家报纸，却认为这是“怪人怪论”；一般守旧分子则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是“大逆不道”；他们最不满意的是攻击孔夫子，是提倡劳工神圣和男女平等。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印了2000份，当天就销尽了，继续来订买的仍很踊跃，随着又加印了2000份，还不能满足外地的需要。因此，自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这个份数，在当时的期刊中是很大的数目了。长沙和湖南各地的青年学生、许多中小学教师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都成为它的好友，尤其是思想进步的学生，口袋里总放着一份。每一期送到各校阅览室，大家纷纷抢阅，先睹为快。这个刊物在武汉、广东、四川等地的青年学生中，也很快传播开来，外省订户也日益增加。许多学生义务上街卖《湘江评论》，毛泽东自己也到街上去卖过。

通观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众多进步期刊，《湘江评论》是思想性、战斗性最强的一种。毛泽东以如此辉煌的成功和巨大的影响，开始了他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活动。

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1919年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6期作了介绍，这样兴奋地说道：“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并且指出：“《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第三、第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北京《晨报》也予介绍，说它的“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当时全文转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有成都的《星期日》周刊（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机关刊）、北京的《又新日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推荐这篇文章和《湘江评论》的期刊，还有《新青年》、《新潮》、上海的《星期评论》、《湖南》等。这篇文章在《星期日》转载后，对四川后来一连串轰轰烈烈的青年爱国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1920年五四周年纪念时，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还在上海的刊物《新教育》（2卷5期）上写文，介绍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湘江评论》对于张敬尧的专横统治，不啻是接连投下的炸弹，它的出生宣布了“反叛”的力量在蓬勃成长。这个军阀在钳制舆论上已经有了一套经验。承印这个刊物的湘鄂印刷公司，就常有军队去检查、捣乱。1919年8月上旬，第5期出版后（这一期现在还没有找到），张敬尧于派出军警解散学联的同时，查封了《湘江评论》；并且警告印刷公司，以后绝对不准再为其承印。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5期，前后仅一个多月，寿命非常之短，但对于当时湖南的革命运动却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特别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对于许多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自己的回忆也说到这一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萧劲光曾谈到任弼时和他自己怎样受到《湘江评论》的影响：“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那时，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知道得还不多，而对于帝国主义和当时的卖国政府则是充满了不可抑遏的仇恨。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一个坚决的反帝国主义、反卖国政府的革命战士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