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锐
|类型:人物·传记
|更新时间:2019-10-07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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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果这个地方是当时湖南省长赵恒惕的家乡,田地大都为赵家及其亲故所有,农民所受剥削和虐待很重。在刘东轩、谢怀德的宣传鼓动和串联下,岳北的农民们就暗地进行活动。经过半年的工作,仿以工会组织的办法,以十家农户为一小组组织起来,举出“十代表”和“百代表”,再产生区的总代表。衡山这时已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在党的领导下,1923年9月中旬在白果召开了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到会有周围几十里的1万多农民,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7人为委员,刘东轩、谢怀德分别任正副委员会长。据1924年1月3日《中国青年》第12期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所载:“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决议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决议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决议案。并发表如下宣言:‘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动得汗水如淋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谷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被拖夫,明天被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量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
农会成立后,派代表四处宣传,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加入农会的很快增到4万人以上。当时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阻禁和平粜。因为粮食掌握在地主手里,他们囤积居奇,除大量外运谋取高利外,对农民则任意抬高谷价,进行盘剥。刚收割时,一元钱可以籴谷三斗;到过年时,只能籴一斗;青黄不接时,只能籴三升米,还要讲尽好话。农民吃够了高价籴谷的苦头。针对这一情况,在农会领导下,便轰轰烈烈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谷米出境的斗争。同时,也开始酝酿减租减息的斗争。
有组织的农民运动起来后,以赵恒惕家为首的地主集团恨之入骨,便以“岳北遍地皆匪”为词,用重金千元贿买衡山县署。县署于10月中旬派兵包围农会,上万的农民闻讯赶来援救,军队开枪,打死农民1人,受伤的极多,刘东轩、谢怀德等9个农会负责人也被捕去。这时正逢谭延恺、赵恒惕发生战争,谭军正占领衡山,农工会连夜派人赴衡阳向谭延恺请愿。谭延恺为了笼络人心,达到取代赵恒惕统治湖南的目的,出了几张告示,表示支持农工会,并通知部下释放被捕人员,刘东轩、谢怀德等9人得以出狱。谭、赵战争结束后,谭军退出衡山,11月25日,赵恒惕再调军队一营,将农会的会址以及农会负责人和许多农民的房屋放火焚烧,并且打死4个农民,打伤的更多,农民被捕去70多人。岳北农运受到沉重打击。1926年北伐军打到衡山时,曾特别举行过盛大的追悼岳北殉难农民的大会。
192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在家乡韶山住了五六个月,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他同许多农民交往,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要求,其中有几个在地方上惯打不平、常同地主团保作自发斗争的农民积极分子,他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朋友关系,争取他们很快成为农运真正的带头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农运,毛泽东发动贫苦的知识分子庞叔侃、李耿侯等,利用赵恒惕用以装饰门面的所谓平民教育的名义,在韶山冲、郭家亭、银田寺等地的小学里,开办农民夜校,用学文化的形式,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杨开慧当时就在韶山冲的农民夜校里当过文化教员。
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1925年春,韶山开始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这一年的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立即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号召,在韶山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了公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组织——雪耻会。雪耻会的宣传队演讲队到处演戏,讲演,散发传单,举行群众示威游行。韶山地区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秘密农会和雪耻会建立以后,开始作了一些阻止地主运粮外出、平抑谷价、增加雇农工价以及减轻租额等经济斗争,同地主豪绅时常发生冲突。地主告到省城,要赵恒惕捉拿毛泽东,农民报了信,同时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毛于1925年9月便到广州去了。1926年8月间,“湘潭农民协会第一次全县代表大会宣言”中还特别提到这件事情:“各地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经过很艰苦的斗争和伟大的牺牲,虽在赵恒惕的铁蹄之下,加以土豪劣绅、团防、地主武装的严重压迫,而农民协会的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且作了不少的斗争。如韶山、株亭农民因作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平粜阻禁运动,农民领袖被赵政府捕押者凡3次,被团防局捕捉及诬控为匪者盖已屡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且以煽动农民嫌疑几至被捕。”
韶山的共产党支部也是毛泽东这次回韶山的时候亲手建立起来的。在开办农民夜校和组织雪耻会的过程中,拥现了钟志申、庞叔侃、毛新枚和李耿侯等一批积极分子。毛经常找他们商量如何开展工作,在实际斗争中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1925年6月,这4个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在自己卧室的楼上,亲自主持了他们的入党仪式。从此韶山成立了党支部,由毛福轩担任书记。这个支部及其领导的农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像毛福轩那样优秀的农民革命干部。
毛福轩,雇农出身,没有读过书。毛泽东曾带他到长沙,在学校中做过校工,他半工半读,进步很快。后来又派他到安源煤矿参加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回到湘潭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经过毛泽东的培养和实际斗争锻炼,原来不识字的毛福轩终于变成一个能说能写,颇具才干,且为农民所爱戴的领袖人物。1926年,他担任省委特派员,1927年,担任省委委员,1928年春,党派他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在延安时,毛主席有一次谈起毛福轩同志,他说: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其他如革命烈士毛新枚、蒋迪空、庞叔侃等,都是毛泽东亲自培养的韶山的农民干部。”
毛泽东为农民运动、革命运动大规模培养干部,则是到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后,1926年春,由他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届规模扩大了,成为全国性的培养农运干部的学校,学生名额比过去增多了,共有327人,包括20个省(区)的学生,其中以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省学生最多,湖南第一位,36人。湖南党组织这时动员大批的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广州去受训,有的进“农民运动讲习所”;更多的进了“政治讲习班”(班主任是李富春),毛泽东是讲习班的理事,并在班上讲“农民问题”。政治讲习班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北伐军中当政治干部。
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和“地理”等课程。讲授“中国农民问题”时,“他从人口上、生产地位上、历史上和革命的目的上,说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指出:(一)从人口上看,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没有广大农民参加,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二)从生产地位上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全国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广大农民又是生产的主力军。(三)从历史上看,他举出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的竭力拥护,是不可能成功的;1925年和1926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消灭陈炯明反动军阀,都出了很大的力;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几百次农民起义……还有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这些革命斗争,都是在农民没有得到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时,就表现出来那样伟大的力量,如果有共产党对农民正确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四)从革命的目的上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总之,假如农民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
“当讲到《农村教育》时,毛泽东指出:要立体地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残酷压迫剥削,使我国农村自然经济和手工业大量破产,贫困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这是我国遭受贫穷和苦难的根源。特别是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雇农,没有土地或很少土地,是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实行‘耕者有其田’,这就是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要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要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开展农民运动,就必须和贫苦农民打成一片,和他们结成知心朋友,才能真正了解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民的疾苦和革命的要求。取得了农民的充分信任,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领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
农讲所的学习时间约四个月,共有20多门功课,除到海丰实习两周外,实际授课13星期,毛泽东的“中国农民问题”共23个小时,为所有功课中授课时间最长的。据当年学生的听课笔记,内容共分五编:第一编,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内有八章:无人注意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时应注意农运;何谓国民革命;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共五章)——从人口上说,从生产上说,从革命力量上说,从战争关系上说,从革命目的上说。第二编,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第三编,军阀对农民的剥削。第四编,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第五编,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引用材料非常丰富,关于帝国主义的剥削,从“销货”,外洋输入商品有多年统计资料,到“收原料”,到战争“赔款”皆有统计数字。地主阶级与中国政治一编,篇幅最大,讲了许多古代历史,包括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如黄巢、李自成的起义及其失败。也谈到大小地主的关系及区别。关于“国家”,则引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观点。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情况也作了概括说明,其中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从战争关系上说”,讲到历史上有名的知识分子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处也没有,及一出山,拥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所以知识阶级没有民众的拥护,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所以我们要到工农中去,组织他们,才有力量,空说革命是没有用的。民国元年河南游民无产阶级首领白朗起乱,袁世凯使张军总长打了年余才平。而袁氏平湖南、广东、四川、江西只有10余天。这是因为四省的都督没有生根,没有基础,是浮飘着的。而白朗则全栽根在地,有农民的拥护。如果全国农民组织起来,不知力量大到怎样了。
毛泽东讲课时密切联系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讲“牛王庙、三薯加一米这些为学生熟悉但不能从其中看出道理的农村情况。因此学生听了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他也向学生要东西,“这就是各人所住的那个村庄的居民情况,土地情况,生活方式,他们的出身,张三如何富起来的,李四如何变穷的具体事实,那个村里官(公)地有多少,归谁管,归谁种,租金数目……他又经过分析研究作为教材讲给学生听。”
鉴于农民运动的有关材料异常缺乏,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运讲习所工作时,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其中关于各省农村状况调查这一本,就是第六届300多名学员的劳动成果。各省学员分别开会研究,就各种有关问题讨论出一个结果。经过审查,付印成书。
当时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毛泽东组织讲习所的全体学生到海丰参观和实习。“学生于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人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毛泽东讲课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讲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的学生现在还能回忆起来:他在黑板上画了许多图表,说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具体而形象地从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对革命的态度,来说明哪些是革命的朋友、哪些是革命的敌人,以及在革命运动过程中,各个阶级革命的态度又会起怎样的变化。他把阶级压迫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最下层的塔基是工人、农民,还有城市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说,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劳动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头上的这座塔就一定可以推翻。他用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打比方,说“人心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先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上,1926年2月又在广州出版的《中国农民》第二期刊登。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篇伟大的文献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是公开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当时陈独秀曾拒绝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发表这篇论文。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篇文章成为湖南各地群众干部训练班的讲义,实际上指导着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思想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