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1923年4月离开湖南后，由郭亮继任总干事。北伐军进入长沙之后，全省工团联合会改为全省总工会，郭亮继任总工会的委员长。

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第一个大斗争，便是在1922年12月11日、12日和13日3天，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工团联合会所属的11个工团代表23人，同赵恒惕政府及赵恒惕本人进行的一次尖锐的当面说理斗争。

在澎湃的工人罢工高潮中，赵恒惕政府（自长沙县署、警察厅、内务厅到省长公署和省议会）弄得手忙脚乱，处处被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今天这个工会送呈文，明天那个工会来请愿。用软办法，工人不上当；用硬办法，更僵持不得下台。有次省议会开会，讨论到罢工问题，一个省议员如实地反映了赵恒惕政府当时的苦恼心情说：“现在湖南社会潮流，已无五分钟宁静，今后恐怕永无安静之日了！”

自泥木工人罢工斗争胜利之后，赵恒惕政府对于毛泽东等这批知识界的“过激派”领导工人运动的事，越来越注意；由于驱张运动等影响，自然以毛泽东的名声特别大。

赵恒惕感到再不能等闲视之，于是想方设法来镇压工人的罢工运动和对付这一班学生出身的“过激分子”。

1922年11月到12月间，正是水口山和长沙人力车、铅印活版、笔业等工人罢工高潮的时候，赵恒惕政府放出种种谣言。这些谣言诬蔑说：有一批专门干罢工运动的人，他们是受人雇用的“过激派”，政府如杀一人，罢工方面给500元恤金，这笔钱都是外面输进来的；罢工的人都是倡无政府主义的，要推翻现在的政府，等等。并且传出政府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以威胁工人群众。这时又接连不断发生新的问题：如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取下人力车工会的会牌；长沙县署准备重新封闭理发工人开的七家新店；机械工会中学生派（原来的甲种工业学校和楚怡工业学校的学生，有些人曾是无政府主义分子）同工人、学徒发生冲突；旧缝纫工会（轩辕公所）的封建把头同工人闹纠纷；笔业罢工未了结，等等。

工人群众对这些谣言和新的挑衅事件极为愤慨；但也有少数落后分子动摇起来，害怕发生新的黄、庞事件。工团联合会虽然已大张旗鼓进行活动，但赵恒惕还没有正式准许立案。为澄清群众思想和进一步鼓舞工人的斗志，毛泽东考虑必须力争主动，有正面向赵恒惕政府及赵本人作一次说理斗争的必要。党组织召集负责工人运动的主要干部开会，都觉得时机很紧迫，不能再延宕。决定的办法是由工团联合会和各工会派出代表，正式找长沙县县长、警察厅厅长、政务厅厅长和赵本人当面谈判；斗争方法还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赵恒惕的“省宪法”向他进攻；谈判的目的，则要达到使赵恒惕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和集会结社这些主要问题上，不能不公开重述自己的“诺言”，并且就势解决一些具体纠纷事件。

于是毛泽东以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张汉藩、仇寿松等23人，于1922年12月11日会见了长沙县县长周瀛干、警察厅厅长石成金，12日会见了政务厅厅长吴景鸿，13日会见了赵恒惕本人。

12月13日和14日的长沙各报，都刊载了这次会见的新闻；新闻都比较简略，且有跟事实不符之处。因此全省工团联合会将这三天双方谈话的经过情形，写告各报社。12月15日长沙各报都刊载了工团联合会的《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的申明书。

社会上由此知道了这次事情的确实经过，这对于当时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当时不采取毛泽东这种先发制人的手段，则敌人必定会使用步步进逼、各个击破的办法，整个运动将逐渐处于被动乃至最后涣散的可能。“申明书”于说明前往交涉的目的和会见经过后，指出交涉事项，约分十项：一、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二、集会结社问题。三、表明工界的态度。四、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头，免生误会。五、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六、人力车工问题。七、理发工问题。八、笔业工问题。九、机械工问题。十、缝纫工问题（以下引号中语都是“申明书”的原文）。

关于第一项，在毛泽东正面质询下，赵、吴、石、周四人，都不得不被迫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赵省长、吴政务厅长并谓，政府虽听到许多传说，如总同盟罢工之类，亦以谣言置之，并未用何种压迫办法。”赵恒惕又提起黄、庞事件，仍然无赖地将这一残酷暴行说成是“迫不得已”；以“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的莫须有罪名加诸黄、庞，还狡猾地说：是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当即予以反驳：“所谓‘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及运动造币厂罢工’，都不是事实。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需的活动。”

关于集会结社问题，毛泽东拿出赵恒惕的“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12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须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12条就根本取消了。”毛泽东又提到集会的问题：“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扰，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吴、石、周四人因此也只好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是提出“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的问题，作为侵犯人民自由的借口。因此在政务厅时，关于法律问题，毛泽东同吴景鸿展开了尖锐的辩论。毛泽东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律理论驳倒了吴景鸿。毛泽东说：“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侵犯刑事法典为词，殊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于是这位“吴厅长谓法律本有动机主义与行为主义二派，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毛泽东就说，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英法等国一些法律条文为论据，这样就使得吴景鸿无词以对了。

在交涉中，关于所谓工人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如此鲜明而严正地表明工人的态度：“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三事。”赵、吴、石、周之流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实是“深恶痛绝”的，但对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完全茫然无知；因而他们“均以工人采取这种态度极为得当”。滑稽的是：“吴、石两厅长谓社会主义为进步之主义，将来一定可以达到。”同时讲出他们的老实话：“周县长主张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之损失。赵省长亦谓目前应以开发实业为主，劝工人稍为忍点痛苦。”对周、赵保护资本家的意见，毛泽东反过来幽默地说道：“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致与之冲突了。”

人力车工会问题是在警察厅交涉的。毛泽东说明：“长沙人力车工会依照《省宪法》第12条组织，人数1800余人，组织极其完善，乃西区警署忽将会牌取下，指令上有‘擅自设会’之语，并且出言粗恶，气势汹汹，警厅周科员更拍桌打椅，出言辱骂，毫不尊重工人人格。外间传言，有谓业主与厅里职员串通舞弊，未知确否。各工会异常愤激，以为一个工会可以取牌，其他的工会都可以取牌，危险实甚，并且完全违反《省宪法》第12条。”事实俱在，无从逃避，石成金只好故作惊愕，说并未下此项命令。随即承认人力车工会备案，文到即可批准。

关于理发工会问题，“代表在长沙县及政务厅，指出此案各项情弊，并指出原判违反《省宪法》营业自由之规定。码头陋规事实上要打消，四六分账最为持平各点。周县长允停止执行原判，候省署将原判变更即可了结，并允保释被捕工人骆美祥出狱。吴厅长竟否认有重新指定要长沙县执行原判之事，谓我并不知道（可见此案弊病极大）；随允依照省议会议决案办理，如议决案不到，则由工界来一呈文，请求变更不合理之原判，即可办理了结”。

其他，笔业罢工延未解决；机械工会与缝纫工会中，少数把头分子捣乱，引起纠纷问题，长沙县、政务厅都被迫“允照实在情形办理”。

在毛泽东和代表们理直气壮的辩驳之下，这次面对面同这些庞然大物——省长、厅长、县长老爷们的“交涉”，赵恒惕政府打了一个彻底的败仗。这一次两个敌对阶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历时3天的说理斗争，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和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智慧和蔑视敌人的无畏气概，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工团联合会“交涉”胜利的情形传播开来之后，广大工人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都深深感到：真理和正义是在我们这一边，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因而工人们斗争的勇气和信心更加高涨了。社会各界也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之大，是绝不可侮的。

据不久后传出的消息，赵恒惕曾对他的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赵恒惕这时对工人运动和群众革命运动虽还不敢大肆镇压，但对毛泽东个人则处心积虑要加以谋害。

1923年春，为收回旅顺、大连及否认21条，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有一个新的高涨。毛泽东因工作的需要在离开湖南之前，布置了这件工作。以工团联合会为首，联合学生联合会和教育会、商会等公法团体，4月5日成立了湖南各界外交后援会，郭亮被举为后援会的主席，夏明翰、夏曦为主要负责人。于是全省各地尤其是长沙，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空前规模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因此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日本水兵6月1日在长沙上岸，枪杀一工人和一小学生）。赵恒惕媚外事敌，镇压群众爱国运动，封闭外交后援会，并通缉郭亮、夏明翰、夏曦等人。自1923年5月起至9月间，赵恒惕通缉“过激派”前后凡7次。

在上海，毛泽东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时，仍继续指导湖南党的组织展开对赵恒惕的斗争。这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和北伐战争时期。毛泽东从事了建立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巨大工作。1925年初，毛泽东曾再度回到湖南，着手研究湖南的农村状况和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为湖南伟大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基础。根据在湖南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毛泽东这时写有《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和我们当前任务》一文，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行。这篇文章现在还没有找到。据当时的读者说，文中分析赵恒惕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地主阶级；当前任务是要将农民普通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1925年秋，毛泽东回到家乡养病时，受到赵恒惕的通缉，他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1926年，毛泽东在广东主持有名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这时他所写作的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自然根据了在湖南长期工作的经验，也包括了《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和我们当前任务》文中的基本思想——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如大家所知道的，1926年12月，正当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和陈独秀机会主义者非难的紧急时刻，毛泽东来到湖南，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提出了“‘糟得很’就是好得很”、“‘痞子’（反动派对农民积极分子的诬称）就是革命先锋”的口号，直接鼓舞了、指挥了湖南农民运动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依靠他奠定的湖南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基础，领导了秋收起义，组织了最初的工农革命武装，在井冈山燃起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附录：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和早期，毛泽东在湖南进行了广泛的、深入的革命活动，包括学生运动、驱逐军阀运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在1921年以后，以大力从事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在革命活动过程中，毛泽东建立和发展了共产党与青年团的组织，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革命干部，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并且创造了朴实的革命作风。这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太平天国以来，湖南一直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大舞台之一，每个时期都出现了典型的维新与反动的斗争，出现了各种革命的典型人物和反革命的典型人物。因此，湖南人民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湖南的反动派也具有丰富的反革命经验。大革命时期，湖南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是全国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紧张的地区之一。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大革命的发展。在这样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到了湖南，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毛泽东领导下，1923年初，湖南党的地方组织已开始领导农民运动。

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干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于1922年9月设了补习班；在补习班国文课中，他特别讲授了根据湖南情况写的《告中国的农民》，其中详细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说明土地日渐集中和农民日益破产的原因，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

1923年4月，在水口山矿区做工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刘东轩和谢怀德两人，被党派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民工作。这里的农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农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水口山罢工斗争的情形和工人俱乐部的作用，都非常兴奋。不久，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这是湖南最早成立和最早与地主进行大斗争的一个农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