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编的这套《农民问题丛刊》，内容包括有关政策、策略、论著、教材和师生调查研究成果等，其中有些是介绍苏俄等农运的译本。如有孙中山的讲话，国民党的农民政策，广东几次农代大会的文件，有《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还有《列宁与农民》、《农民国际》、《俄国农民与革命》、《苏俄之农业政策》、《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以及有关农村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问题等，现在已经发现的有20多种。毛泽东为这套丛书写了一篇序言：《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一开头就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这个“国内统治阶级”，乃“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的坚实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轻重本末？”“我们预计，全国3万以上的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3000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受了毛泽东这样明确的阶级教育和策略教育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的湖南籍学生，由于形势的发展，没有等到毕业，就先回来了一批人。他们以国民党省党部农运特派员的名义，大多数被派在铁路沿线工作。他们一开始工作就走上了正确道路，因为他们从毛泽东和彭湃那里学到了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他们从下层访贫问苦开始在联络了相当数量的积极分子后，就成立乡农民协会。有二三个乡成立了农会，然后才成立区的领导机构（县的领导机构多半是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才成立的）。那时农民协会的主要成分是贫苦农民和一部分农村贫苦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由当地共产党员早就联系了的小学教员。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毛泽东从组织新民学会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共产党在湖南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以及在广州办训练班时培养出来的大批革命干部，质量上一般都很好，这样就使得在群众运动中扎的根子很正。

北伐军进入湖南之前，在农民运动中开展的多半是宣传、教育和组织方面的工作，也有小规模的经济斗争。农会的工作在反动势力强大的地方是秘密状态，有许多地方是半公开或公开状态。比如当时益阳的农民运动就是公开进行的。1926年的阴历元宵节，益阳郊区“农民诉苦队”1万多人，举着灯笼到县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苛捐杂税”，等等。大队以16个溜星（火球）开路，农民把牛牵到县衙门的“大堂”上，向县长说：“我们喂牛都喂不起了。”

北伐战争前夜的湖南形势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湖南掀起了革命群众的反帝、反军阀运动的高潮，进一步为迎接北伐铺平了道路。

当时以共产党领导的“雪耻会”为中心，团结各界群众，进行各种斗争。长沙和各地都先后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对英、日经济绝交，提倡国货，收回大金码头（被日本强租的长沙码头）等群众运动。运动中心是在长沙，但各县的群众爱国斗争也是很多的。例如平江于1925年12月至第二年2月，发生了有名的拒绝英国煤油起岸的群众爱国运动。赵恒惕对群众革命运动采取了高压手段，“宣传过激者斩”的告示布满长沙。于是共产党湖南区委员会（即省委）积极发动群众，把所有反赵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开展驱逐赵恒惕运动。

因此，在北伐战争的前夜，湖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湘南（衡阳）和湘西（常德）已经建立了两个地方委员会，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有了相当强大的组织基础。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达40多万人，受共产党直接影响的农民群众在百万以上。全省工团联合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达11万人。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有组织的，他们已经历过许多革命斗争。在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协助下，全省已有17个县市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其中包括省党部在内，绝大部分是由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当时国民党中的左派所领导的，右派分子处于劣势（在湖南是先有共产党，后有国民党组织）。共产党湖南省委并在1925年到1926年初，先后派人到当时倾向革命的赵恒惕的部属中，如驻衡阳的唐生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说服他们起来驱赵，参加北伐。

在1925年末至1926年初，有两件流血事件对于全省革命运动影响最大。

第一件是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被杀事件。安源煤矿自1922年9月罢工胜利，成立了全国闻名的工人俱乐部后，矿局主权缩小，一直处心积虑要解散工人组织。1925年9月，矿方勾结赣西部队，派来一团兵，以“反对赤化”为名，开除了5000多名工人，武装解散了工人俱乐部，捕去工人俱乐部主任黄静源等70多人。工人与士兵发生几次冲突，工人被打死打伤10多名。最后煤矿停工，使11万多工人完全失业，安源顿时变成恐怖世界。长沙和各地工人团体及各界群众，发起了大规模的援救安源工人的运动。10月16日，黄静源终被枪决。当时的报纸这样记载着：“临刑时，黄面不改色，问‘何罪？’临刑军官答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乃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黄静源死不要紧！’等语。”黄的尸首随即由工人抢出，经醴陵运到长沙，长沙1000多名群众抬棺游行，将灵柩停在教育会坪。10月26日，又举行了几千人的追悼大会。

第二件是株洲（湘潭县属）农民领袖汪先宗被杀事件。汪先宗是株洲的一个机匠，1925年参加了共产党，在本地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这年收成不好，地主豪绅和奸商囤积居奇，引起谷价飞涨，农民无法生活。于是共产党号召各地群众开展救灾运动。汪先宗领导株洲农民群众，向地主进行平粜等斗争。因此地主豪绅汪孝逵等恨之入骨，诬告他是“匪首”，由团防局逮捕下狱，将他百般拷打，但问不出口供。后来汪孝逵等贿通驻军叶开鑫部炮兵营，于11月下旬，在三门市将汪先宗杀害了。汪就义时，向农民慷慨讲话，高呼“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工人、学生群众得讯，纷纷开追悼会，株洲农协立即成立汪案鸣冤委员会，向长沙、湘潭各界揭露事实真相，抗议赵恒惕政府，扩大革命宣传，发展农民运动。

连续发生的黄静源、汪先宗事件，给了湖南群众以深刻的教育。群众更加认识军阀的残暴，进一步开展了迎接北伐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随即准备领导群众驱逐赵恒惕的实际行动。赵恒惕也加紧压迫群众的革命活动。1926年二三月间，由国民党省党部（领导人夏曦、郭亮等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首，联络长沙各群众团体，酝酿成立一个人民的带临时政权性的组织。3月9日在教育会坪召开上万人的市民大会，满街贴着“打倒赵恒惕”、“反对联省自治”等标语。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省党部提出的“对付此后湘局主张24条”，成立了“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选工、商、教育各界9人为委员。24条主张的第一条即“打倒赵恒惕”，其他还有“请国民政府北伐”、“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督促湖南军队讨吴佩孚”、“取消苛捐杂税”、“启封赵恒惕封闭之一切团体”、“改良工农待遇”等项。游行群众在赵政府门前大示威，高喊“打倒赵恒惕”的口号。

在强大的群众压力面前，又受到归附广东革命政府的唐生智的军事逼迫，“湖南省长”赵恒惕不得不于3月12日深夜从长沙仓皇逃走。于是，统治湖南5年之久的赵恒惕军阀政府宣告垮台。

赵恒惕逃走之后，到5月间，赵部叶开鑫受吴佩孚援助反攻长沙，唐生智部被迫退守衡阳。湘中各地农民协会于是展开赶叶开鑫的运动。长沙虽处在叶军暴力压迫之下，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群众仍在积极准备直接武装自己，迎接北伐军的工作。

轰轰烈烈的农村革命运动

湖南群众等待北伐军的到来，真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北伐军一进入湖南，中国共产党即通过各地国民党党部、农民协会和工人、学生团体，动员广大工人、农民和学生直接参战和给以各种支援，北伐军是1926年7月5日自衡阳出发的，各路同时进攻，8日克湘乡，9日克醴陵，10日克湘潭，12日克长沙、宁乡，16日克益阳，真是秋风扫落叶，势如破竹。当时北伐军本身具备的进步的革命军队的性质，以及北洋军阀部队的腐朽等，都是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更基本的原因，还在广大农民和工人的援助。在湖南境内不多的几次战役，如醴陵之役，长沙之役，临湘之役，岳州之役等，都是由于工人和农民的参战，以极小的伤亡而取得很大的胜利。农民和工人除了直接作战，阻击溃兵外，其他带路、送信、运输、担架、扫雷、送饭、慰劳，以及战场鼓动、散传单等，无不踊跃参加。

叶挺同志领导的最有名的第四军独立团进攻醴陵泗汾之役，就是这样的情况：

7月11日北伐军开始分三路进攻，我们在平民救国团（工人、学生共同组成）和农民武装队300余人分布于粟山坝、泗汾一带。当北伐军进攻时，敌人扼铁江而守，泗汾桥有机关枪对河扫射，河中船只尽被敌掳，北伐军殊无过河机会。此时我武装队将松树炮分置于敌人后方之高阜处，实施袭击，起初一两炮，敌不动，武装队乃更以鸟枪、梭镖等直接进攻敌人阵线，复以革命军旗帜招摇四周以惶惑其军心。至此，敌军改变其注意力于武装队，北伐军遂得乘机分两处渡河。渡河时，敌军尚严阵不退，后来一面北伐军大队从泗汾桥上冲锋，一面武装队两旁抄击，敌始大败逃走。此次掳获敌团副一名，营长二名，连长四名，兵士三四百人，毙团长一名，营长二名，拾弃枪二三百支。而第四军独立团只死连长二人，兵士十余人。

平江之役也是这样：

我军于8月19日拂晓开始攻击，农民即携各种旧式武器及锄锹等大举帮助围攻白石岭，冒弹冲锋，挺勇登山。乱兵大乱。当夺枪械无算，毙敌甚多，并进至离白石岭30余里之清水岭。敌兵节节退却，死亡载道（所获大炮枪弹无数，概交我军收领）。农民因攻击太猛，阵亡者至13名。驻晋坑三都段之敌军，因前线溃败，仓皇逃遁。农民曾某见一荷枪之逃兵，即持扁担追击。该兵开枪射穿曾某之腹部，曾犹未知痛楚，仍以扁担猛击，卒夺其枪，将该兵击毙。曾因用力太猛，亦倒地而毙。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200余人，参战之猛烈，勇敢之精神，牺牲之重大，已可概见。农民所组之交通队，除报告敌军消息与通讯外，又以门片、木材等件作船划渡我军于白湖口，致敌军不及退却而缴械。暗探队侦探敌情，被杀被掳十余人。队员李春生，工人也，探知逆旅长陆某（吴佩孚手下战将），逃至下西街萧曹庙，即报告我军围剿，陆已自杀。向导队之工作，其最著者，由横槎引我军渡狮子岩，至县城北街，敌尚不知，致全军尽被俘掳无逃者。运输队员有运输数十里者，有自请运送不索取报酬者。宣传队除平日积极宣传散发传单画报标语外，并随我军到前线宣传，鼓励军心，号召民众。慰劳队送茶送水送饭送粥上火线，安慰士兵。疑兵队则遍处山谷，设置松炮及鸟枪爆竹，不时燃放，有时鸣号擂鼓，扰乱敌军。破坏队毁坏敌军电线，拆断桥梁，断敌归路。（1926年9月29日《湖南民报》。）

长沙的被迅速攻占，与全城秩序的维持，完全得力于工人的直接参战。7月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以后，长沙工人群众在工团联合会领导下，即准备在城内起义，响应北伐军。后以敌军众多，自己缺乏武器，没有成功。7月9日，叶开鑫逃走，长沙人心惶惶，工团联合会组织了1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队，分别把守城内外各要道，维持城内秩序。后来从湘潭溃退到长沙的叶开鑫残部，大多数都被工人保安队缴了械，有几个工人因此受了伤。实际上，长沙的工人阶级这时已掌握了部分武装。工人曾向北伐军第八军请求保持这些武装，或者全部编到第八军去，但是都被拒绝了，武装被第八军收缴去了。有一小部分枪没有交出，后来便成为长沙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基础。

在援助北伐军进军当中，湖南各地工人组织了大批输送队，帮助各种后勤运输，单长沙就由工团联合会组织了三四千人的输送队。安源煤矿和株萍路工人组织的输送队，也在千人以上。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有巨大的发展。农民由自觉地推动并参与北伐战争，迅速转而发展他们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进而自动提出本身迫切的政治经济要求，再进而要求参与并管理政权。据湖南各县1926年11月份的报告，全省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长沙、湘乡、浏阳、湘潭、衡阳、宁乡、益阳、茶陵、南县、澧县、汉寿、衡山、祁县、蓝山、慈利、平江、醴陵、宝庆、临湘、耒阳、郴县、宜章、岳阳、常德、新宁、华容、绥宁、临武28个县。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有武冈、沅江、新化、永兴、汝城、嘉禾、溆浦、沪溪、临澧、桃源、芷江、麻阳、安乡、城步、攸县、新田、常宁、安化、酃县19个县；特别区有长沙近郊及株萍路2处，通讯处有零陵、道县、安仁、桂东、资兴、东安、宁远7处。共计区农民协会有462个，乡农民协会6867个，会员人数共计1367万余人。到1927年1月，农会会员更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差不多占了湖南农民全数的一半。

从以上情况看出，农民运动的发展以湘江流域为中心，滨湖（洞庭湖）各县和资水流域次之。在湖南境内，这些地区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历来重要，是当时支援北伐战争的基本地区。

当时湖南农村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情况，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极详尽、极生动、极热情的叙述。请看，毛泽东这样生动地叙述了当时农民的革命专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