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是湖南重镇，附近有水口山等工矿企业；不久以后，这里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以后隔一个时间，毛泽东就要来这里巡视工作，找青年干部谈话：大家从思想、学习、工作方法等方面，得到很大启示和教育。他在这些本地青年学生中，发现了一批最先进的分子，如夏明翰、蒋先云、黄静源、谢维俊等；他们出学校后，即成为党的得力的干部。五四运动以来，第三师范在衡阳（和湘南），起了第一师范在长沙的革命摇篮的作用，北伐战争时期，为党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如黄克诚、曾希圣等都是三师的学生，黄1925年入党后，即去广州。

党必须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一开始就极其重视这个建党的基本原则。他当时常对同志们讲小组织、大运动的道理：精干有力的党组织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群众组织相结合，两者才能互相依存，互相发展。

毛泽东原来住在船山学社，这是自修大学的校址，一个公开活动的地方。建党之后，公开工作、秘密工作需要分开进行。这时他同杨开慧已经结婚；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省委的机关和毛泽东的住所。这是城郊一个冷静、荒僻、无人注意的地方。一片菜畦，几间茅屋，隐蔽在长满树木的小山丘之中。菜畦南面有两口清浊分明的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因此得名。跟房东的租约上，作为一师附小教职员住宅，签订租期七年。直到1923年4月，毛泽东一直住在这里，易礼容夫妇也同住在这里。省委的会议大都是在这里开的。有时会开得很晚，个别不能回去的同志，就住宿在客房中，白天，毛泽东来往于自修大学、一师附小、文化书社和工人群众之中，往往夜深才回家。杨开慧夜以继日从各方面协助毛泽东工作。

杨开慧是建党后第一批入党的党员。她为了便于掩护秘密工作，将母亲接来住在一起，并且让母亲将父亲逝世时朋友所赠奠仪款捐出，解决党的经费的困难。在艰难的环境中，像马克思夫人作为秘书帮助马克思一样，她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抄写文件，有时亲自站岗放哨，保护机关和同志们的安全。有一位当年衡阳第三女师的学生，在校闹过风潮，杨开慧曾代表省学联到三女师指导过工作，因而同杨建立了通信关系，被发展为团员。1922年4月，她和另一位女青年为了参加革命，脱离家庭，跑到长沙来，在举目无亲、无处可留的情况下，杨开慧将她们两人安排在清水塘暂时住下。这个女学生在55年之后，为我们从一个侧面留下了清水塘主人这一期间战斗生活的珍贵回忆：

“开慧姐不愧是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和亲密的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使毛主席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写东西，寒冬腊月天也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用具给毛主席准备好；深夜一二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主席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主席经常夜里只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主席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写“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杨开慧是1930年10月在长沙家乡板仓被捕的。她带着大孩子岸英，在狱中坚持斗争，严刑不屈。11月14日在长沙就义。据杨开智回忆，1950年毛主席接见开慧同志的堂妹时赞杨开慧说：你霞姐（开慧乳名）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又说，你霞姐，那时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1957年5月11日，毛主席复柳直苟烈士的夫人李淑一信中，写上了缅怀先烈的词《蝶恋花》，“章士钊先生曾问毛主席，词中‘骄杨’二字怎样解释，毛主席回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毛泽东对杨开慧和其他革命烈士的感情是很深的。复李淑一的信中还写道：“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苟的墓的时候，请代为我致悼意。”

从建党之日起，毛泽东就很重视党的会议制度和党的纪律，有一次在会议上，有人对缴纳党费表示异议，他便立予严正批评，指出这是违反党员的基本义务。他极重视党的民主生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常拿有病就要吃药作比方；这种制度，在新民学会时期就已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贺民范，年近60岁，受不惯纪律约束，不参加组织生活，受到他的批评，终于在1922年4月自动脱党。党中央的文件来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认真地传达。省委的文件和向中央的报告大都是由他起草的。他最勤于执笔，常同各地方组织的负责同志通信，具体地指示工作。他对同志非常谦逊、诚恳，关心有如家人。他很尊重别人的意见；谈话时，总是尽量让对方讲，自己细心倾听，重要之处，就笔记下来。他解答问题简明扼要，极其中肯。他的生活一贯艰苦朴素。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总是教育大家，要向工人、农民学习的东西太多，他整日不知疲倦地工作，有极高的工作效率。所有这些作风，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同志们。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以前，湖南劳工会的领袖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杀害后，毛泽东来到上海开展反赵运动，同时准备参加这次大会。他回忆说：“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出席。”

这次到会代表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12人，代表党员123人。大会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制定了党章，规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加入共产国际等决议案。大会发表了宣言。宣言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分为相敌的两大营垒的国际形势；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必须同世界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宣言还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状况，及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独立、统一的真正民主共和国。但是宣言还存在一些缺点，没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没有提出工人、农民的政权要求和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1922年9月13日，由蔡和森主编的党中央机关刊《向导》，在上海出版。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大会所通过的党的纲领和当前民主革命的任务，是他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在革命实践中自觉地执行着的。大会宣言的缺点，没有明确规定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及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民，这也是他在思想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前者从驱张运动以来，他在革命活动中就是这样认识和实践的；后者，他在自修大学就以此教育青年干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123名党员中，湖南占了三分之一。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毛泽东就是党最正确的领导者之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同时，他又是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带头人，但他的一切言行，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从开始革命活动之日起，他在人民群众面前，总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革命面目就起了根本的变化。1921年，由于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及马克主义的传播，使中国的革命者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等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毛泽东在湖南最早发展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成分的党员，在湖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的，其中不但有许多优秀的党的领导者，而且有许多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群众领袖，如何叔衡、郭亮、李维汉、方维夏、谢觉哉、夏明翰、蒋先云、陈佑魁、张秋人、黄静源、朱少连、姜梦周、李六如、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夏曦、杨开慧、毛泽民、柳直苟、毛泽覃、杨福涛、张汉藩、任树德、刘东轩、谢怀德、毛福轩等同志。这些中国民族的精英、中国革命的英雄，其中大部分都已先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了。他们为党、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不朽的功勋，树立了永久的楷模。

自修大学与《新时代》

关于学校教育，毛泽东素来有自己的主张和理想。1919年4月，他从北京回到湖南时，受当时日本传过来的所谓“新村”生活的影响，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把创造新学校同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结合。他起草了一个计划书，将其中第一章《学生之工作》在《湖南教育月刊》一卷二号发表。文中主张学校授课时间力求减少，使学生有较多时间自动研究。每日时间分为六份，其中读书二份，“睡眠二份，工作一份，游息一份。读书二份中，又分解为自习一份，教授一份”。即每日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游息4小时、睡眠时。鉴于一般学校学生所学知识同社会脱节，“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认为学生在求学时期就应做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家庭、社会和生活。由于五四运动爆发，大家都投入紧张的革命活动，这一设想就自然搁下了。

毛泽东没有参加赴法勤工俭学，他愿意留在国内为新民学会打好基础，也不打算再进学校。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能”。

1920年11月给罗章龙的信中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的话——当时一师教员），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的思想，也没有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

办一种私塾式的自修学校，采古讲学今学校二者之长，结合同志，自由研究，共同讨论；同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适当结合，这是毛泽东久已在朋友间酝酿过的想法。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上，他有几次发言。一次谈到读书：“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30岁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另一次谈道“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到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可以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自炊自濯等）等取得。“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工读互助团”的活动，1920年上半年间，随即在北京和上海出现过，不久都失败了。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培养团和党的干部，有一个好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以便于开展各方面的活动，1921年8月间，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船山学社有宽敞的房子，政府每年拨给4000元活动经费，这时贺民范正任学社社长。毛参加党的“一大”回来后，即住在该社，同何叔衡、贺民范一道，具体筹办学校。船山学社守旧的社员对此多加阻挠，省政府方面也拒绝拨款，他们分头活动，向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作传，同时争取老同盟会员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的支持，贺民范还极力发展一批新社员，于是使得进步势力在学社中取得优势。由于何叔衡、贺民范、仇鳌、王季范、李六如、方维夏、石广权、熊瑾玎、张唯一等，在几次社员会议上的坚持，陈章甫、杨开慧等人成为新社员，于是学社终于通过了办自修大学这一创举。仇鳌和贺民范等，打通了省政府的关系，继续领取活动经费。8月16日，长沙报纸上刊出《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学校的招牌正式悬挂在学社大门上，由贺民范任首届校长，学校设有校董会，由15名校董组成，负责筹措经费，掌握办学方针。校董会推举驻校校董一人，任校长，管理日常校务。贺民范、毛泽东、何叔衡先后担任过驻校校董。校董会还设有名誉校董，蔡元培曾接受聘任，校董会下设学长，负责指导学友的学习和成绩考核。1922年12月，经毛泽东的邀请，李达从上海回到长沙，担任学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