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尧一家人（他有3个弟弟：敬舜、敬禹、敬汤），专横残暴，贪欲无已。1919年，他本人做“四十大寿”时，设“帅座大庆筹备处”，准备定寿筵400席，寿仪分福禄寿喜四级，即1000、500、300、200元，指名分配。后传吴佩孚将率官兵前来拜寿，恐起变故，方停止铺张。但寿辰这天，送“万民伞”等锦旗队伍仍排成一二里。勒索寿仪，则未停止。以金佛、现金最得欢宠。有个矿务局长奉金佛两尊，各重500两。四帅、少帅、小姐、妹妹、姨太太、姑奶奶等，无不有寿，每寿必享多仪。除活人做寿外，还曾为其母做十周冥寿，由他的政务厅、副官处正式通知各机关，筹办礼物。民间传言：“棺材里伸手，死了还要钱。”张还曾强迫一学校的女校长做妾，用湖田进行贿买，使得舆论大哗。他又公开提倡迷信，常常带领大批卫队到玉泉山庙烧香。他的四弟、第一混成旅旅长“四帅”张敬汤，他的继子“烂五团”团长、“少帅”张继忠，横行霸道，招权纳贿，尤为人民所深恶痛绝。当时的民谣说：“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因此，除开极少数安福系分子外，湖南各界，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统治及其残暴的“北军”，无不恨之入骨。

张敬尧所以严厉镇压学生爱国运动，除接受段祺瑞政府的命令之外，还同直接危害了他的切身经济利益有关。

自1915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要求以来，湖南人民抵制日货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运动。1918年至1919年间，张敬尧大铸铜币，大量购买外铜，其中以日铜最多。五四运动时，湖南人民排斥日货运动空前高涨，张敬尧出动军队压迫，也不能制止。因此日商受挫，不敢再进货；张敬尧的铜币铸不成了，严重影响他的私囊收入，使他更加老羞成怒。

1919年7月7日，学联大举焚烧日货之后，张敬尧将各校学生代表和一些教职员找到教育会训话。当时到场的人还记得，正是暑天，四个卫士为他打扇，他粗鲁地叫喊道：“你们今后不准游街，不准开会，不准检查商店。你们要好好读书，好好教书，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9月间，毛泽东便开始了秘密的驱张活动，以学联为基础，联络教育、新闻各界人士，策商驱张办法；同时派彭璜等人到上海，同全国学联等团体取得联系，开展反张宣传活动。

暑假以后，各校陆续开学。学生联合会虽被张敬尧明令解散，但在毛泽东领导下，仍秘密进行各种工作，并于11月间，以重新组织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学联发表“再组宣言”，提出人民对于国事应“自主自决”，鼓动湖南人民起来，推翻张敬尧的统治。宣言说：“欧战告终，潮流顿变，自主自决，权在国民。强敌觊觎，为日已久。倘无团结，何以争存。山东问题，急待解决，政府麻木，施措乖方，既失于前，当慎于后，主权回复，谁负仔肩？若以政府为万能，置安危于不顾，则丧尽国民之资格，而永为臧获矣，不亦大可哀乎！人将灭吾国而奴吾族，而吾犹自得，杏不知其所以。任彼佥壬，植党营私，如昏如醉，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这些痛切的话，都是直指段祺瑞、张敬尧之流卖国虐民的罪恶而说的，实为湖南人民的第一次驱张宣言。

学联的主要活动，仍是借检查日货，坚持反日爱国运动，同张敬尧对抗。11月29日，发生日本人在福州殴伤中国学生的事件。学联立即发布声援闽事惨案传单，要求全国人民加紧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政府媚日卖国。12月1日，长沙学生、纠察队和店员工人在火车站查出大批日货，当即要求焚毁。商会会长张先赞是张敬尧的亲信，有恃无恐，拒不交出日货。窃运的奸商勾结军警将日货强运至国货维持会，拒绝焚毁，张敬尧立即下令保护。学联不顾张的威胁迫害，通知各校和各界，于第二天即12月2日，在教育会坪再次举行焚毁日货大会。这天黑铅炼厂等处工人和许多店员工人都参加了。以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高举“民众联合”、“牺牲奋斗”、“打倒强权”、“抵制劣货”等旗帜，到国货维持会取去所有日货。同时，好几批学生纠察队自八角亭一带商店中，清出大批日货布匹，一齐运到教育会坪准备焚毁。“合计在坪先期守候之学生与旁观人，约近万人。学生将各项劣货抛置坪内时，欢呼之声雷动。”正待举火时，“张敬尧遣弟敬汤，带领军警千余人，包围会场。张因受外人运动，甘心媚外，反骂称：‘你们这班东西……怎么敢挡外人，不怕惹起交涉吗？在此瞎闹！你们要知道我们张氏兄弟拿钱给你们读书，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兄弟是军人，只知道杀人放火，你们再不解散，我就把你们做土匪办，一个个拿来枪毙。我从前只知道湖南有男土匪，今天才知道湖南还有土匪婆（指女学生）。’旋有学生联合会会长、湘雅医学院学生等五人发言：谓今天的事，须我们自决。语未毕，即被军警拘缚至教育会内，张敬汤以手枪相抵，谓之曰：你们怕死否？随各拍一照，声将骈戮。又有长郡中学职员向张敬汤发言，谓今天学生出于爱国至诚，焚毁日货，并无不法，张即手批其颊，立呼笞责，卫兵攒殴。并令员殴杀，枪柄、刺刀、拳足四向纷飞。可怜文弱学生，身受重伤者数十人，即数龄小学生，亦同遭毒打。驱逐解散者，不下数千名。哭声载途，为学界未有之惨剧”。

这是对湖南青年学生、对湖南教育界、对湖南人民的绝大侮辱。

这是一个爆发点，横暴昏庸的张敬尧点火自焚了。

学生们回到学校后，异常愤怒，感觉难堪到了极点，誓欲雪此奇耻大辱。但也有些人表示畏惧，散布悲观失望论调，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就从这天起，张敬尧对学生采取了进一步的残酷镇压，甚至还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这使得学生不敢上街，乃至不敢上学校。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开会，易是一师的国文教师，当时思想开明，为教育界驱张的中坚分子。汇报情况，研究形势，商讨对策。他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湖南各阶层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到了极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已到忍无可忍的程度，驱张已有群众基础。张敬尧的臭名不仅传遍湖南，且已传闻全国；如北京的湖南名流熊希龄、范源濂不仅不受他们收买，反通电揭发他的贪赃枉法的罪证，向北京政府控告“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同时，皖直两系军阀正互相水火，张敬尧同驻扎在衡阳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矛盾正在增长，驻扎常德的冯玉祥对张也很表反感。在军阀内部的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张极为孤立、脆弱。驱逐张敬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毛泽东认为过去有少数湘南上层人士到省外作过撤张的活动，4月间上海南北和会也讨论过撤换湖南督军问题，但是没有群众力量做后盾，自然发生不了大作用，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现在关键之举是把群众首先是全体学生、教职员动员起来，同张敬尧斗争到底。经过讨论，决定第一步是立即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高举驱张大旗，争取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只有罢课之后，大家才好集中精力做驱张的工作。

学联的主要干部紧张地四处活动，酝酿在两三天内总罢课。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张敬尧一面派密探往各校侦察动静；一面派出官员恫吓各校当局，严令制止罢课。各校当局和部分教师、学生，对罢课驱张抱有怀疑观望态度；有的主张驱张，但不主张罢课。毛泽东一面与湖南教育界进步教职员组织的学术团体——健学会的骨干分子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驱张的认识，由他们去发动其他教师和广大学生；一面以学联的名义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进一步研究发动群众问题。在最后一次各校代表会议上，还有少数学生代表犹豫，只主张请愿，不主张罢课。有一个女校代表斥责这些学生没有爱国心，毛泽东支持这个女学生的发言，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毛泽东激动的感情，坚定的语气，给代表们以极大的鼓舞，扫除了一部分人的畏难情绪，增添了斗争的勇气。于是，这天的会议，终于促成了总罢课。

自12月6日起，由工专（工业专门学校）、一师、商专、湘雅、修业、楚怡、明德、周南等校，首先发动，各校就陆续罢课了。

不到一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包括教会办的雅礼大学，以及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一致罢课了。

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13万多学生，发布了慷慨激昂的宣言，首先历数张敬尧摧残教育的情况：“50万之教育经费，即尽提做军饷，不得不减成发放，初犹六折五折，渐至三折两折，最后连一折不发。6月份至12月份，积欠7个整月，酿成教员罢课。学校驻兵两年不撤，学生久无上课课堂。学生组织联合会，交换知识，启发民智，则两度被其解散。”继述2日发生的事件，“学生受此奇辱，又回想两年以来，有教育等于无教育，学生受尽摧残之实，张氏反得维持湖南教育之名。呼吁无门，不得已于12月6日全体罢课，解散归家，守候湘局解决。张敬尧一日不去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亡！明知此为极大牺牲，为前此之所未有，亦实因张氏罪大恶极，浮于中外古今。”

“时日曷丧，誓与偕亡！”这八个字表示了全体学生多么大的愤怒和决心。

学生总罢课之后，张敬尧于11日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还想用高压手段，迫使各校当局屈服。各校长职员齐集后，军警各界到者甚多，会场军警林立，备极森严。张敬尧两兄弟相继演说。张敬尧略谓“此次学生风潮，是新思潮的结果。学生闹新思潮，诸位职员是否亦有闻见？听说楚怡校长提倡新思潮不遗余力，这真是岂有此理”。并且厚着脸皮说：“此次学生因焚日货问题，全体解散。虽有人借此加我以摧残教育名义，但是我不承认。”最后下令：“各校应照常开课。旧学生愿来者听便，否则另招新生，注重读经，教忠教孝。”至张敬汤的演说，尤为可笑。略谓“湖南治安，就是我们的治安。我只知尽军人天职，维持湖南秩序。况湖南百姓，都是督军子民……日前学生在教育坪焚毁劣货，督军派我到会维持秩序，我对付学生，亦甚‘文明’。盖恐惹起外人交涉也……我们姓张的在湖南，也没有对不起湖南人的地方，且亦问心无愧。”

这是湖南教育界人士最后一次听“张督军”的训斥。招收新生，当然无人睬理。由于本身的利害关系，湖南教育界同张敬尧的矛盾一直是很尖锐的。上海和会讨论撤换张敬尧的问题时，张曾邀集各校校长开会，以发放经费为交换条件，要挟他们联名发一个通电，挽留这个“仁爱湘民”的督军。大部分校长都还有点骨气，有的当场严词拒绝。于是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被指为社会党；孤儿院院长徐特立说了一句“清乡队扰民”的话，被指为通匪；明德学校校长胡某被指为谭（延恺）派；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被迫一度逃避省外。五四运动时，为了推进新的民主教育和加强本身的团结，朱剑凡、徐特立等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性的团体“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会员多是各公、私立学校校长和教职员，出面主持的人是当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的楚怡校长陈润霖。何叔衡、罗宗翰等一些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该会6月间成立时，朱剑凡作过“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的演说。他们每周聚会一次，并举行学术讲演。毛泽东很赞成这件事，曾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一篇《健学会的成立及进行》的长文，介绍这个团体的活动和表示自己对它的希望。称这个团体的出现为“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它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这个团体的分子，思想当然也是复杂的。有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者，有主张“防止过激主义”者，有主张“采用杜威教育主义”者，也有“只要研究，不要主张”论者，常常争论纷纷，莫衷一是。但是在反对张敬尧的昏暴统治这一点上，大家则是完全一致的。后来在谭延恺、赵恒惕统治时期，健学会中的许多分子，这些五四运动中的右翼——知识界的上层人物，如楚怡、明德等校校长，即逐渐同新的统治者合作、合流了。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毛泽东还同其中一部分有一定影响的人士，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关系。

以健学会的成员为中心，教育界上层的驱张活动也已酝酿成熟。毛泽东的活动早已转向教育界和新闻界，学联的工作由其他新民学会成员担任。

学生总罢课之后，各校教职员是否也宣布总罢教，在教育界曾引起激烈的争论。许多中间分子倒不是怕打破饭碗，因为早已有碗无饭，长期领不到薪水，多靠借债度日，学生罢课后，也无书可教；而是担心受到张敬尧的迫害。这一场争取工作，自然比学生罢课困难得多。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毛泽东与何叔衡、罗宗翰等在教育界工作的新民学会成员活动的结果，长沙73所公、私立学校的教职员终于紧跟着学生总罢课之后，随即宣布湖南教职员1200人总罢教了。这对张敬尧的统治，自然是比之学生罢课更加难堪、更加沉重的打击。

在总罢课、总罢教的前夕，形势已很紧张、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流传种种谣言，某某、某某将被逮捕等。学联与各界的驱张活动，早已转入秘密状态。教育、新闻各界坚决驱张人士，利用五四运动时成立的湖南各界联合会以统一行动。毛泽东这时参加了各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许多人表示了孤注一掷、誓与偕亡的决心，不达驱张目的，绝不罢休。毛认为这是实行湖南民众自决、各界民众大联合的绝好时机，只要能在省内外开展一个坚决的持续的驱张运动，必将促进张敬尧同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在总罢课、罢教的基础上，其他各界群众也一定能逐渐发动起来，同“张毒”作斗争。大家一致商定这样几个办法：

一、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汉口、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地，一方面伸张民气，造成声势，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北军各系内部矛盾和湘军急欲收复失地，从军事上压迫张敬尧。

二、由各校派出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分别组成学生和教职员两个代表团，去北京的还组织一个总的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团。

三、一部分人留守长沙，继续组织学生和各界人士坚持省内驱张活动，并负责同外地各代表团的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