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只是《新青年》杂志忠实而热情的读者，完全赞同它鼓吹民主和科学的大方向，并且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以为声援，他还直接参加了《新青年》的工作。早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了他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3字繁体共28画）。这是一篇长达8000字的力作，首先强调指出了体育的重要性，在德、智、体“三育”之中，“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他并且举出实例，如颜回、贾谊、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毛泽东认为，体育之效，可以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关系身心两个方面。“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文章并且探讨了当时体育教育的状况、不足和改进的方法。

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还不只是就体育谈体育，它是配合着《新青年》总的战斗方向的一次出击。鲁迅曾经回忆说，“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热风·题记》）。一些反对新文化的人物，常常发表反对民主与科学的文章。《新青年》必须予以回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把这一任务担当了起来。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也作了这样的努力。文章中说道：“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之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因是子”，本名蒋维乔，号竹庄，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来是教育部参事。他在1914年出版了一本《因是子静坐法》，鼓吹“静坐”，妄谈生理，例如说什么：“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蒋维乔的主张。有趣的是，一年半之后，鲁迅在《新青年》上（《随感录三十三》）也批驳了这一位因是子。鲁迅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于是讲鬼话的人，便需想一个方法排除他。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鲁迅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出自这一本《因是子静坐法》。

静坐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种健身的方法，它与气功、瑜伽功等有何异同，这问题在今天还有人在研究，也可能是有益的吧。但是蒋维乔书中的论述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新青年》杂志（包括毛泽东）对他的批驳，是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斗争的一部分，在当时说，是完全必要的。

1919年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后，全国进步的书籍报刊开始在湖南得到销售的机会。书社同《新青年》杂志社有了直接的发行联系。在《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中可以看到，半年内书社销售的书籍和报刊中，销售量最大的几种中，《新青年》销了2000本，这在当年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读社会这一本大书

在学生时代，勤奋地读书，这是一般人多少能办到的事，毛泽东与众不同的地方，便是不但勤于学习，而且讲究实践；不但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善于读活的书本，即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不但要读有字书，而且要读无字书。这一方面是深受杨昌济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是受了顾炎武、颜习斋、王船山等的影响；后来则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但最根本的还在他有明确的为了改造中国的行动目标。他在当时已经领悟：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只有实践才能产生真知，才能考察自己所知的究竟正确与否；如果不经过刻苦的锻炼，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他预计到自己的将来，好比一艘远洋的航船，定将遇到无数险恶的风浪，光有一些书本知识，怎能应付这种命运？正如他在《讲堂录》中记下的：“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最注重的是当代的现实，用笔记中的话，即是，要“通今，读史必重近世”。

这个特殊的学生还特别有好问——虚心向人请教的习惯。他最懂得学与问是不可分离的。不论读书、看报、听讲，遇到疑难的地方，他总要记下来，以便随时向别人请教。他经常同朋友们交换读书心得，研究各种问题。“板仓杨寓”去得最勤。1915年前后，杨昌济、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等6位一师教员都住在李氏芋园，园中有假山、水池、树木，小有庭园之胜。毛泽东和他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他们星期日和假期常到这里来，向杨、黎各位老师求教，讲学论道，互阅日记，边议论时局、臧否人物。

现在我们从黎锦熙保存的日记中，从1915年4月至8月，找到这方面最可靠的记载。现摘录如下，以见一斑：

1915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社（宏文书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芋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5月9日星期日。上午润之至，稍谈读书事。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7月4日星期日。上午阅《神州日报》。润之至，阅《甲寅》六期。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7月15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7月20日星期二。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竟，甚爽适，润之亦移此室。7月13日星期二。上午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8月8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为佳。8月11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教课连贯。8月14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焜甫处，焜甫前日来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8月15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8月29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

他们也到船山学社去听讲。船山学社于1915年创办，是当时湖南一些具有民族思想和忧国忧时的人士专讲船山学说的地方，每周公开讲学一次，并办有《船山学报》。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船山学社是长沙能听到反对呼声的场所之一；《学报》上也敢于刊载一些非难的文章。

凡属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者有时从外面来了有名的学者，毛泽东常趁星期天去访问，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虽然那些人并不认识这个师范的穷学生，也不一定高兴接待这个年轻的不速之客，但是他从不计较这些，只图达到求学的目的。

1917年春，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的日本人士白浪滔天（官崎寅藏）亲临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植蕃（即萧三）得知这个消息后，特地给这位日本知名人士写了一封信，高度赞扬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并表示“愿一望见”和求教。信的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萧植蕃、毛泽东，上关于毛泽东这种好学勤问的习惯，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还有一段珍贵的回忆：“1916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同志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120里，来到当时还是穷乡僻壤的板仓冲杨家下屋我们家中。这是他第一次来板仓。在板仓期间，他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一次，我的父亲跟他谈到，距板仓40多里路的地方住着一位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后来为革命牺牲了的柳直荀同志的父亲），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问题是他悉心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二天，他就由一位农民带路，去访问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同志，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他回来时跟我父亲谈到了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较高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青年毛泽东还极看重游历的作用。他在《讲堂录》上这样写道：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即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上面这些话还是1913年写的。毛泽东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除开每天仔细看几种报纸外，平时上街都注意看告示，以了解社会情况。学习不只是读书，游历和考察、接触种种人和种种事，同样是很重要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这样一种观念：不游历名山大川，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大文章的。颜习斋和严复都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尤其颜习斋最反对闭门读死书的书呆子。这都对青年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1915年9月6日，毛致萧子升的信中，谈到博学、通识之重要，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一次，毛泽东在翻阅旧《民报》时，看到一篇文章，记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四川靠近西藏边境的打箭炉（今康定）。从这件事受到鼓舞，很希望自己也能够这样去旅行。他自己的回忆说：“这件事非常鼓动着我，我很想仿效他们，但是没有钱，所以先打算办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有志者，事竟成。不久他就实现了这个愿望。那是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他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商量，怎样度过漫长的假期。他们订出的度假计划是十分奇特的：去当叫花子（湖南方言：乞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做长途旅行，靠着乞讨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看社会，来看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看不到的东西。旧时有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做游学先生，以解饥困，社会上叫做“打秋风”。这是穷秀才一种解决旅途生计的办法：每到一处，遇上机关、商店或者住户，就写一副对联送去，接受一点馈赠。结果，一个多月“乞讨生活”的“游学”，没有花一文钱。他们走过许多市镇，经过更多的冷僻农村，一路了解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社会风俗人情。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谈话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次“游学”，他们漫游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个县，是一次大丰收，使毛获得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据一师老同学的回忆，他曾将此次游历中一些有意义而有兴趣之事，写寄湖南通俗报发表。

萧子升的回忆录中几乎有一半篇幅记录了这次“行乞游记”。这一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最先脱稿的，可信的程度较大。以下所述，主要根据此书。

楚怡学校先放暑假。不久第一师范也放暑假了，一大早，毛泽东就赶到楚怡来了。他剃了一个大兵式的光头，穿一身已经破旧的白裤褂，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只是一套换洗衣、洗脸巾、笔记簿，还有毛笔和墨盒。萧子升脱下日常教员穿着的长衫，换上了同毛一样的装束，只不过包袱里多了一些信纸信封和一本《诗韵集成》，以备诗兴发了两人可以吟诗唱和。

萧子升去跟校长告别。校长陈润霖大吃一惊，问道：“萧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

萧子升解释说：“我只不过要做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方便些。”萧并告诉他：有毛泽东同行。说起毛泽东，陈润霖是有印象的，毛是他在第四师范当校长时的学生，他曾夸奖过毛的作文，当教员的有几个能写得出。他说：“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两个奇怪的小伙子！”

出了校门，是向东还是向西呢？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对于乞讨生涯来说，横竖都是一样。如果说有一点分别的话，向东，10分钟便可以出浏阳门（长沙东面的一个城门），来到旷野之中。向西，10分钟之内便会为湘江所阻（湘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建起大桥）。这样，他们就决定了方向，向西走。因为走在空旷的平地上，没有阻碍，也就没有什么趣味。而设法渡过宽阔的湘江，就是克服第一个障碍。

当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以惊异的眼光瞪着他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平日看来很庄严的教员，会穿着得这样奇形怪状，走到街上去。但是以后他们就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样破旧的衣裳。

出小西门（长沙西面的一个城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江边了。他们望着滔滔江水，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怎样过江呢？游泳？包袱全会湿掉，不能考虑。灵官渡有不收费的义渡，但是得沿江向南绕行三四里，而且，就这么平平淡淡渡过江去，似乎也无大意味。眼前就有不断往来于两岸的划子，收费也便宜，每人只要两个铜板。今天的年轻人多不知道铜板是怎么一回事，得解释一下。清代使用的中间有一个方孔的铜钱叫制钱，一枚叫一文，一千文就是一贯，或者叫一串，湖南人叫一吊。大约是清末民初，又铸造了一种币值较大的铜圆，一枚当制钱20文，叫大铜板，也有只当制钱十文的，就叫小铜板。小铜板比较少，日常所说的铜板大都是指20文的大铜板。银圆跟铜圆兑换，大约是银圆一元可换铜圆五吊多，两个大铜板还不到一分钱。钱虽不多，可是毛泽东和萧子升连一个铜板也拿不出，怎么能上渡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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