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善于以各种文化——古文、浅近文言文、白话文和通俗文，写不同内容、形式的文章。这两份建议书，不由使我们回想起在第一师范办工人夜校时那份招生广告，恳切而通俗的口语，两者何其相似。从内容的提倡读书要作共同的研究，以及强调读报的重要意义来看，这两篇建议书想必是他亲自起草的或至少经过他的修改。从这两份建议书我们可以估计到，当时文化书社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将他自己多年实践中肯定的用之于新民学会组织中的读方方法——作共同的研究，向广大要求进步的青年推广，经过学联的具体组织工作，在许多学校中必定发生过良好的影响。

1921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还在都正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杨开慧为负责人之一，组织社会青年进步书刊，并且发展团的组织。

对于党的组织工作，在经济支援和交通联络上，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止，文化书社也曾起过重大的作用。1920年，毛泽东开始在湖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全省建党，党的经费除中央拨给点外，始终是极其困难的，中间常靠少数几个同志教点书，拿一点薪水做生活费用和活动费。有时实在周转不过来了，便通过文化书社借钱；因为在社会上，这总算一个“商业机关”，有资格向钱庄贷款。同时在书社内部也可养活几个人（实际只领最低生活费用）。由于那时的军阀政府还没有一套严密的特务制度，书社也常被利用作为党的省委同省内外的通讯联络机关；1921年到1923年，有时也在这里开党和团的会议。1924年，赵恒惕反动统治更加严密后，为了组织的安全，党就停止利用书社再作为通讯联络之用；但一时的经济周转，书社是始终担负着的。

关于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的活动，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就是他亲定的书社的民主管理制度，以及自己的严格监督执行。从这方面也可了解到他办事的坚持原则和严密细致的作风。

1921年3月出版的第2期《社务报告》中这样说过：“头一层：与我们社里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的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情形，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神秘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为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

这种铅印的“社务报告”，是毛泽东亲自编订的；除发给投资的社员外，并送与社会上各有关方面作为一种宣传品。“社务报告”的内容极为详尽周密，不仅历述办社目的、经过和经营方法等，而且将全部的经济收支、盈余情况分目细列。关于书报推销情形，更有详细统计：“一来，见某种书在湖南销数若干，便知某种书所及于湖南人的影响；二来，每半年有一次统计，可以比较某种书每年销数的进退。”

《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刊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公布了从开始营业到10月20日为止的“消耗及营利之情形”，赢利减消耗实余35元。附注说：“办事人临时经理一人、营业员一人、送报二人、煮饭及走杂一人，均未支薪。”

将一切业务往来、明细账目彻底公之于世，这样的“商业”机关，在旧社会当然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商业“社务报告”实际上也是向社会宣告，这是一些怀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人经营的事业。

根据易礼容的回忆，书社直接管理经费的人，有时没按制度定时清理账目，毛泽东必来催促，并亲自协助结算。他来了后，将社内仅有的4张桌子并拢来，大家一起算账，银钱出入如有马虎之处，他必立时表示不满。

1927年“马日事变”后，毛泽东所一手创办的、帮助一代青年获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文化书社，被国民党反动派捣毁。然而书社的精神和事业，是为后来的革命文化机关所发扬光大了的。

在群众文化活动方面，另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是何叔衡接办《湖南通俗报》。1920年9月间，何叔衡被省教育委员会派充通俗教育馆馆长。这个馆原来发行一种四开四版的《湖南通俗报》，是辛亥革命后创刊的，算是政府对民众教育的一种“关心”。内容不过是剪贴大报的消息、文章，刊登一些政府文告之类，发行的份数很少，读者不多。何叔衡邀了他的老朋友谢觉哉和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周世钊，担任报纸的经理和编辑。周世钊回忆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提出办这个报纸的基本方针：“报纸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隔不上几天，他总要到馆里来一次，随时对编辑工作提出建议性的意见，使编辑质量得以不断提高。”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崭新的面目出版了。报纸的分栏有：《讲演》、《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新智识》、《小批评》、《社会调查》、《琐碎话》、《谚语》、《儿歌》、《新字课》等。征稿启事中特别写明，欢迎下列各种投稿：记述本省各地的劳动状况、教育状况、实业状况的文字；记述本省各地的风俗习惯的文字；本省各地的童谣谚语；科学浅说，等等。由此可见，通俗报力图结合湖南的乡土特点，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进步的政治和科学的教育。从现在发现的3期（1920年11月6日、10日、11日）的内容来看，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文字特别生动活泼而通俗，是真正的“通俗报”。《世界新闻》栏注重劳动问题、殖民地问题和苏俄情况等方面的介绍；国内和本省新闻注重内战消息、自治问题、人民生活和教育问题。《琐碎话》等专栏同北京出版的《新生活》通俗周刊同名各栏内容相近。《谚语》栏也是在旧谚语后面加上批语，发挥新的见解。如“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勃勃飞”，下批：“我们同胞，都要知道这两句话，互相团结，谋自存的方法。”《新字课》一栏也同《新生活》上的字块一样，借字义谈政治，如“雌”字下注：“少数人争‘雌雄’，把小百姓弄得疲癃残疾，这有什么道理？”“迂”字下注：“当这湖南大倡人民制宪的时候，还在那儿高谈‘约法’，未免太迂腐了”。《儿歌》栏中，有旧儿歌，也有新编的。如一首新儿歌的末一句说：“中国如睡狮，睡狮莫长眠，改造全靠新青年。”这样内容新颖的报纸，当然大受读者欢迎。大家觉得通俗报敢于说话，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出的问题。人们常从报中读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民众联合起来，和反对吃人礼教，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的文章，特别是《小批评》中署名“觉斋”的杂文，揭露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和驳斥流行的谬论，话虽不多，却击中要害。如《到底谁是过激派》一文（载11月10日该报）说：“今人称‘过激派’是指俄国的劳农政府，他的办法是要人人做工，才有饭吃；不准哪个多占些，不准哪个吃闲饭；算是最和平的政策，偏偏要喊他‘过激’！中国的军阀，天天持刀杀人，却天天在那里怕过激派。好多不懂世事的乡先生，并不知道‘过激派’是什么一回事，也随声附和的怕起来，我看过激派并不过激，只是怕过激派的太过激了一点咧！”这3期中还刊有《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启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个报纸，作为新的文化、思想传播的重要阵地。这时，他与何叔衡已在长沙开始建党的准备工作，常在通俗教育馆约集新民学会有关同志谈问题，此地也成了革命活动的一个联络中心。

通俗报的发行量从此大大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纸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社会上一些顽固的人，则纷纷议论，说通俗报宣传“过激主义”。赵恒惕的左右亲信向赵恒惕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到1921年5月，何叔衡终于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了馆长的职务。通俗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的老样子。

驱张之后，湖南的教育界扬眉吐气，呈现出一派新的气象。驱张代表、第一师范教员易培基，被任为湖南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相当于教育厅厅长），并兼一师校长，五四前后是进步的民主派人士。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他决心把一师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1920年9月，毛泽东被聘为一师附小的主事，并在一师兼教语文和担任一个班的级任。师范毕业即教师范，这在当年是破格之举。易常对人说：“毛泽东将来要当平民天子。”可见毛泽东当时在社会上的威望。直到1921年冬，毛泽东没有离开这个社会职业；他同时还被推选为一师校友会的会长。因此，这两三年间，第一师范和附属小学充满了革命朝气，成为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之一。毛泽东充分利用了这个阵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同志和培养新的革命力量，同时也实践了他的教育主张。

关于学校教育，他素来有自己的主张和理想。1919年底，他写过一篇论学校教育的文章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文章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同社会实际、同生产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因而主张学校在教学自习之外，还应当安排一定的生产劳动的时间。他担任主事之后，一师附小设有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目，使学生有机会参加一些生产劳动；还常带学生到工厂、农村参观。在每天举行的朝会上，常对学生讲国家大事，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当年的学生还有人记得他讲过这个道理：在我们周围，那些做工夫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譬如校门口的皮匠（修鞋的）和小贩，都可以做我们的先生，我们要向他们领教；在作文中，描写他们的种种生活，由此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高年级的国语就不用当时的官方教本，而选用时文做教材。小学生也组织自治会，民主管理学生的事情，使得孩子们既活泼又愉快。附小的礼堂内，挂了这样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是主事亲笔写的，由学生刻在竹板上。

毛泽东在一师当学生，主持学友会时，主办过工人夜校。考虑到配合工人运动的开展，这时，他在附小又办了民众夜校。“他的工作极忙，但仍亲自主持夜校的教务工作。并常在课前课后，约学生作个别谈话，了解他们劳动生活各方面的情况，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不管严寒酷暑，不管雨夜风宵，他从夜校回到附小，常在夜半大家就寝之后。为了使社会失学青年特别是工农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又在高小部办了一个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以补习国语、算术为主。所选国文教材，多是五四前后的进步文艺作品。这些学生多来自农村，年龄大，对旧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事实，了解较多，因而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也较快。他们入学不久之后，居然能写出长篇大论的文章，大胆地反对旧礼教、反对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他的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这时分别在补习班和附小读书，毛泽民还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组织师生种菜、喂猪，师生同桌共餐，这样不仅改善了伙食，而且有利于师生打成一片，体会劳动生活。

第一师范的办学方针，贯彻了五四前后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易培基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以及省内，聘来十多位进步教员，陈昌也破格任国文教师，熊瑾玎负责学校的总务。毛泽东是22班的级任。在教务会议上，他提出3项主张：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参加教务会议，对于教师、教学改革、生活管理等，都可以提意见；充分发扬学生自治精神，发展学生的个性，不开除一个学生；学校的经济采取公开政策。这3项主张都被学校采纳。学校有印刷部，他自己选择教材，作国文活页文选，如李大钊的《今》、徐特立的《一个留法老学生的自述》、鲁迅的，以及《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都被选用，还从《共产党宣言》上节选了一部分。上课时，毛泽东逐段逐句讲解，说明作者的思想流派和时代背景，文中反映了什么问题，从而联系当前中国现实，详加分析；然后由学生提出问题，经过讨论，他再作总结性的解答。“每逢他上课时，学生的座位上都坐双人，教室挤满了，室外走廊站满了。这些人是其他班次的同学，他们有的是那时没有课，有的放弃了本班的课来听他的课。别班的同学们自己备钱，请教务处多印一些毛泽东所选印的讲义；没有钱的就向有讲义的同学借阅。”他指导学生作文，不但注意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尤其重视学生通过作文在思想认识上得到提高。他给学生出的第一道作文题是：“试述本地方的风俗习惯”。有一个当年的学生还亲切地记得老师的嘉勉，他一气写了一本，详细描述了家乡的风俗情景，不仅得到一个很长的批语予以鼓励，还被老师叫到房中，殷切地谈了话。有一次，学校的工友跟同学发生争吵，以至打起架来。老师就以这个事件出了一个作文题，让学生各抒己见。有一个学生的作文，认为学生是斯文之人，工人既敢同学生殴打，实属野蛮无理云云。老师在这篇作文后面写了3页评语，详细分析了这个同学的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是从剥削阶级立场产生出来的。由此就进行了生动的深刻的阶级教育。学生作文，也常由自己出题，不拘体裁。学生的好作文，他写上评语，批上“传观”，装在教务处公布栏内。

毛泽东号召学生养成看报的习惯，常把报上重大的时事政治社会问题，详作分析介绍。关于学习的方法，他一方面教学生要有高尚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同时又定要踏踏实实地学，不要以一知半解而自满。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说，“读书求知主要靠自己，教员不过是块指路碑，告诉你们向何处去。假使你自己不走的话，就一辈子停在碑跟前。不仅如此，久而久之，教员所指的，你都会忘掉。”他风趣地说，读书求知所得，最为保险，一不怕盗贼，二不怕水火，三不怕人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