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的马路上，车水马龙，各式各样的新式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鱼贯而来。当时赴约而来的都是上海地区的汪伪高级汉奸官员和伪军高级将领，并有军统局和中美所处、组长以上的大特务作陪。

他们都是在接到戴笠的请柬后，兴高采烈地前来出席中秋赏月晚宴的。其中，比较出名的汉奸有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周佛海，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伪浙江省省长丁默村，伪税警总团长熊剑东，以及汪伪特工的重要负责人陈恭澍、万里浪、苏成德、胡均鹤等人。与会的汉奸及特务共约500余人。

席间，戴笠继续玩弄他那一套欺骗汉奸的手法，站起来讲话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戴笠再三向汉奸们重申“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求汉奸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不可听信谣言，自相惊扰等等。

戴笠的一番话，本是出于特工手法的一派胡言乱语。但是发表在这种喜庆场合，由权势熏天、信誓旦旦的戴笠来说，汉奸们一个个听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

戴笠的那种鼻音很重的浙江江山官话，也不时被汉奸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特别是那些几乎在“八·一五”的一夜之间被军统们“策反”过来的汉奸，原先还多少有所疑虑，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来个“一锅端”。

现在戴笠代表政府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许诺，不啻如获救命灵符，个个欣喜若狂，认为身家性命、前途地位、荣华富贵等等，总算有了切实保证。他们手中拼命地鼓掌，心中却恨不得要大呼戴笠万岁，席间气氛以至热烈得几乎像开了锅的粥。

但是，戴笠的中秋祝酒辞完全是虚晃一枪，目的也还是要把汉奸们稳住，以便他在暗中调集各方面力量，然后一网打尽，不使漏网。

就在中秋聚餐后，戴笠的上海肃奸行动的策划和部署已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在肃奸行动碰头会上，戴笠正式把肃奸任务交给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负责，并调集军统所能掌握的上海军、警、宪、特的全部力量行动。逮捕时，一律以第三方面军的名义进行。9月23日，也就是中秋聚餐后的第三个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指挥100多个行动小组，拿着印刷精美的请柬，分头到预先指定的汉奸家中，诳骗说军统局在愚园路公馆请客。

戴笠导演的鸿门宴要开场了。

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3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这一晚，戴笠亲自通宵达旦地守在杜美路70号办事处里主持。结果，第一批预定要捕捉的100多名汉奸全部到案，无一漏网。

第二天晚上，毛森、程一鸣、刘方雄等人如法炮制，再次按戴笠的计划分头行动，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市又新建了一个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这次行动，除了在行政担任伪职的汉奸外，经济汉奸也是戴笠肃奸行动的主要对象。

在肃奸行动中，特务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查抄汉奸财产的工作，特别是对出名的大汉奸，特务头目都争先恐后地要带队去查抄，更有的因财迷心窍，干出一些使戴笠大发雷霆的事来。

本来，上海有一些大商人，诸如上海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上海南京路四大百货公司中的永安公司经理郭顺、新新公司的经理李泽等，因他们在抗战期间暗中资助过军统特务及忠义救国军的活动，被戴笠视为有贡献于“团体”事业的人员，予以保护。戴笠从重庆到达上海后，还抽出时间召见他们，当面表示谢意。

其实，在戴笠看来，多捕一个汉奸或少捕一个汉奸本无所谓。可是，如果能选几个将来对自己有用的汉奸保护下来，将对军统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据此，戴笠审定逮捕汉奸的名单中，也就没有把周作民、郭顺、李泽等人列进。但这件工作是由邓葆光具体承办的，毛森并不清楚。

毛森认为，周作民是一条大鱼，油水一定很丰，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亲自带人闯进金城大楼把周作民捕捉关押起来。并派人来向邓葆光请示，周作民的财产怎么查封？邓闻报大吃一惊，马上向戴报告。戴大骂毛森自作主张，当即命令邓葆光亲送周作民回家，并代戴向周作民表示歉意。事后查明，毛森逮捕周作民是根据重庆方面直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决定的，戴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这次肃奸行动之前，戴笠亲又点名将军统出身、中途叛变的26名汉奸也列入名单，一并逮捕。其中汪伪政治保卫局上海分局长万里浪、金华分局长及伪杭州市市长傅胜兰名列榜首。万里浪毕业于军统金华训练班，初期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被派到上海。1939年被76号逮捕并落水当了汉奸，先后任76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要职。由于他是军统中落水较早的汉奸，后来投汪的军统特务，大都投在他的名下，在汪伪特工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军统”，很有些实力。

本来，戴笠只打算把这些人关押一段时间，等肃奸的风头过后，再分别予以斟酌处理，能释则释，不能释则关，不能关则杀。总之须做到家丑不可外扬。岂知，戴笠很快死去，在1946年8月15日，即抗战胜利1周年的时候，军统上海办事处奉蒋命将26名军统叛变的汉奸，予以枪决。罪名就是“中途叛变，担任伪职，无恶不作”。

也有一些中途叛变的军统特务受到戴笠的保护。原上海区长陈恭澍投敌后曾写了1本《蓝衣社内幕》，气得戴笠在重庆几天吃不下饭，因后来查明是王天木捉刀代笔，戴故而没有深究。加之陈叛变后，当了一段时间的76号挂名顾问，后又去杭州帮李士群办特工学校，尚无大恶；抗战胜利前夕，又重新与戴挂上关系，得到戴的谅解。此事被日军沪南宪兵队发觉后，因而再次被捕入狱。胜利后才放出，在上海干了一段时间后，戴认为此人在上海名声太臭，有碍军统观瞻，难以开展工作，因而派他到华北任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戡乱”大队长。另一个中途投敌的军统大特务王天木，自知罪恶太大，必不能见谅于戴笠，也就不抱任何幻想，抗战胜利后就迅速逃到华北，由他原先在华北的亲信特务协助，逃出关外，后即不知去向。

在上海肃奸行动中，逮捕最多的是那些从cc系内中途投伪的汉奸特务。由于汪伪76号的头目丁默村、李士群都是cc系统的人，诱迫拉拢cc特务下水也就特别容易。在抗战后期，cc系统的这些投伪人员迫于形势的变化，也有不少人暗中与中统组织接上了关系，成为中统特务的所谓地工人员。

抗战胜利后，中统局发现肃奸大权尽入戴笠之手，中统方面针插不进，心中暗暗叫苦，只得派人大量出具证明或补造证件，向戴笠交涉，希望军统在肃奸时放过已被中统“策反”成为“地工人员”的汉奸特务。但戴笠不吃这一套，下令统统逮捕。

这使中统局对戴笠几乎恨之入骨，只好大量派人挤进法官之林，以便在量刑判刑方面尽力而为。汪伪特工总部的南京区区长及政治保卫局局长苏成德，就是在被军统逮捕后，利用法庭审判的机会，由cc系法官援手，并由其妻王静贞出示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江苏省保安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王懋功的亲笔函，为其证明“曲线救国”的“功绩”，结果未以汉奸罪论处。但军统并不罢休，仍以苏成德杀害国民党地工人员张小通一案告发，由上海高等法院判苏成德死刑。

在上海肃奸中，人们最为敏感的是如何处理周佛海。

论汉奸，在整个沦陷区人民的心目中，莫过于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了。汪精卫已病死东瀛，死人谁还追究；陈公博出逃日本，据说，也将押解回国。剩下的只有1个周佛海，在胜利后竟然大红大紫了一阵，弄得人人对此侧目而视，天怨人怒。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惩治周佛海等大汉奸的舆论十分高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为此推波助澜，借机向戴笠施加压力。

戴笠是个极敏感的人，从抗战胜利开始，他就已经意识到周佛海的利用价值将越来越小，而带给他的麻烦将会越来越大。当他发现上海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周佛海时，权衡半天，一个进退自如的两全之策已经在他头脑里产生，这就是把周佛海等人送到重庆软禁起来。

此计进可以对周佛海等人说，是让他们离开舆论的中心，送到重庆进行保护；退也可以对国人辩解，把周佛海等汉奸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审查处理。

戴笠的这个方案经蒋介石批准后，很快组织实施。他圈定的人选，除周佛海外，还有罗君强、丁默村、杨惺华三人，都是周佛海集团的核心分子。

方案批准后，戴笠与周佛海关起门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戴笠故意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征求周佛海的意见，说：“考虑到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你继续住在上海和南京都不方便，所谓‘翻手作云覆手雨’，这些流言没法阻挡。现在为了佛海兄的安全，我主张你们住到重庆去，夫人、幼海母子还住上海。”

周佛海谨慎地问：“到重庆后，还能不能回来？”

戴笠又欺骗周佛海说：“委员长将在重庆召见你们，并指示我亲自送你们去重庆，一切都很安全，请放心。”

周佛海、丁默村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戴笠的这番话虽是商量，其实就是不容置疑的命令。

周佛海虽然自知重庆之行绝不可免。但还是要摸摸蒋介石、戴笠的底牌。于是，决定派自己的密友、多年来帮助他办报进行舆论宣传的金雄白，去试探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代表蒋伯诚的口风。蒋、周过去是嫖友，抗战期间，蒋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处境危险，也是周佛海经过与日本方面反复疏通而获释。有此一层关系，周故派金雄白去问计。

金雄白到达蒋宅，按周佛海事先的交代，说道：

“有人劝周先生避开上海这乱糟糟而又多是非的环境，飞往重庆异地静养。因周先生这时心绪已乱，不知该怎么办，所以派我前来请教蒋先生。”

蒋伯诚听了，当即失笑道：

“佛海既已决定同雨农飞渝，又何必多此一举再来问我？丁默村将与佛海、雨农同去，刚才他已来向我辞行。”

这番话，顿使金雄白狼狈不堪，不知所措。

接着，蒋伯诚故意用左右为难的口气说：

“佛海知道我与戴雨农是不对劲的，如果照我旁观者的立场说真话，可能会坏了戴雨农的好事，招人致恨；但不说真话，过去我和佛海是朋友，这几年他也对我照应不少。那这样吧，照我的想法告诉你，你回去和佛海转述时，千万不要说出是我的意思。”

金雄白说：“您放心说，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于是，蒋伯诚毫不客气地点出戴笠的用心，剖析周佛海处境的危险性，并直言相告：

“佛海此去，凶多吉少，情形会更加严重，以他的聪明，而且过去又太熟悉当局的事与当政的人，又何必再来问我？”

金雄白回到周宅，把蒋伯诚的口气坦直转告，周佛海听完后，已知事不可为，神态几至失常。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存着一丝侥幸，并对他周围的一些人说：“你们放心，我想此去，蒋先生不过让我做个把月的休养罢了。”

戴笠的用心其实也不只是蒋伯诚洞悉，局外人也都看得很清楚。戴笠的玩友唐生明知道周佛海等人将由戴笠送往重庆时，就曾经当面不客气地对戴笠说：“过去尽量利用他们，拉拢他们，今天用不着他们时，便不肯代他们负责了。”

戴笠看到唐生明一下子戳穿了他的西洋镜，便连连地“咄！咄！咄！”了几声。并说：“一切要听从领袖酌处，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戴笠将周佛海这边的行动安排妥当后，又给重庆毛人凤、沈醉打了长途电话。交代毛人凤和沈醉：派人将中美所白公馆内的美军校级军官招待所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1个排的武装和1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1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将总务处1名最得力的科长侯祯祥调去负责接待工作等等。

9月30日晨，江湾军用飞机场戒备森严，任何行人或车辆，没有戴笠盖章的通行证均不得进入。不久，3辆军用轿车和1辆民用轿车鱼贯而入。第一辆军用轿车上坐的是戴笠，第二辆是周佛海和罗君强，第三辆是丁默村及周佛海的妻弟、伪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伪中储行总务科长马骥良，马平时专门负责照料周的生活，本不是戴笠圈定的对象，但他自听说周佛海将去重庆的消息后，也主动要求同去，经戴笠同意，由周佛海也将他带上。一辆地方轿车上坐的是刘鸿生的二公子刘念义、四公子刘念智。

刘念智本不认识戴笠，一次因到刘念义家吃晚饭，正要上楼时，忽听见后面有人高声叫唤：

“赶快说你是谁，否则我就要开枪了。”

刘念智转身一望，只见一个身穿军服、满面短胡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的人，带着一大批手握短枪的警卫，在他后面跟上来。

刘马上回答：“我是刘念义的四弟刘念智，奉父亲刘鸿生之命，从重庆到上海来执行任务的。”

那个满脸短胡子的人告诉刘念智说：“我是你父亲和你叔叔的朋友戴笠。”

刘念智这才认识此人就是父亲和叔父口中经常提起的那位特务头子戴笠。

当即走下楼梯，向戴笠鞠躬说：“戴将军，久仰！久仰！”

进入客厅，一大批警卫即在公寓周围布岗，戴笠第一句话就问刘念智：

“你在重庆呆了多久？为什么你父亲从没对我提起过你的名字？”

刘谦逊恭维地说：“戴将军是最忙的人，我哪有机会见到你？”

戴笠哈哈大笑。

原来，当晚戴笠要在刘念义家举办一个大型舞会，特来询问准备情况，并告诉刘念义，他将特邀刘念义作为他的私人客人一同去重庆参观游览，故刘念义得以9月30日与周佛海等人同机赴重庆，而刘念智是当时仅有到机场送行的人。

到达重庆后，周佛海等人便被送到白公馆，形同囚禁。

白公馆建在重庆杨家山的山腰，因原为川军师长白驹所修建而得名。杨家山一带环境秀丽幽静，景色宜人，白公馆依山而建，山泉、瀑布、石崖、小径，得天然之趣。1943年以前，这儿是军统看守所，后因被梅乐斯看中，故又向戴笠要去改成中美所第四招待所，经过一番豪华的装修，专门用来招待美军校级军官。

经毛人凤等人安排，周佛海一行人等全部住在楼上。周佛海住左边的1个大间，这里曾关押过叶挺将军。丁默村住右边的1个大间，罗君强、杨惺华等也都一一安排住下。周佛海看到房里有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俱全，脸上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