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中午，毛人凤设宴为戴笠和周佛海等接风洗尘。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可是周佛海等人自知从此走进牢笼，前途凶险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强作欢笑，气氛显得尴尬沉闷。

酒席吃到一半，戴笠预先交代好的1个秘书走进客厅故意大声对戴笠说：

“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你马上去。”

戴笠马上站起来招呼说：

“很抱歉！不能奉陪，要先走一步了。”

周佛海一听是蒋介石找，也马上站起来送戴笠走，并用恳求口吻说：

“见到委座时，请为我们美言几句。”说：

“那是当然的！那是当然的！你们过去对党国的功绩，委座不会不重视，也不会忘记的。暂时委屈各位一下，一切包在我身上，请放心好了。”

从此，周佛海、罗君强、丁默村、杨惺华等人被戴笠软禁在白公馆内。

戴笠死后，蒋介石一声怒吼：“要这条死狗干什么？”周佛海死于狱中。

京沪肃奸活动告一段落后，戴笠便开始考虑策划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如何进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命令汉中行营主任李宗仁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主持平、津及华北地区的接收活动。戴笠也很快任命对华北地区情况比较熟悉的马汉三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先期赴北平调查和部署平津地区的肃奸活动，掌握汉奸名单，拟定肃奸预案。

1945年10月下旬，戴笠分别视察天津、北平地区，听取了马汉三关于华北地区汉奸情况的汇报，确定了在平津地区准备逮捕的伪政权特任级大汉奸名单，准备亲自送蒋介石审阅。

戴笠到北平后，把随行人员安排在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北平什锦花园。自己却经常住到他的盟弟吴泰勋公馆里，由吴的老婆陪他过夜。当时，宋子文因接收事宜也来到北平。他们几乎每晚都要开舞会，或找人唱戏。有一次，戴笠叫特务去“请”言慧珠唱戏，由戴笠先点了段《凤还巢》，唱完后，宋子文又点了段《金玉奴》。唱完戏，戴仍然不让走，叫特务把言慧珠胁迫到他的临时公馆过夜，第二天才放了人。

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肃奸时的老办法，借李宗仁北平行营前进指挥所的名义，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1号举行盛大宴会，向北平市50多名汪伪特任级、简任级和兼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宴会。

这一天，受戴笠邀约按时赴宴的特任级大汉奸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曹汝霖，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伪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简任级）等。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等情知不妙，托病住院，不肯赴宴。伪华北政委会委员、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因向戴笠、马汉三交代有功，被戴笠从逮捕名单中剔除，内务总署署长吴瓯有先见之明，在这之前已经逃逸，不知去向。

汉奸们接到请柬，一个个带着疑惑不安的心情来到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已知宴无好宴。虽然酒席极为丰富，但汉奸们已是味同嚼蜡，难以下咽。

在大家匆匆吃完以后，戴笠拿出经蒋审定的名单，对宴会上的汉奸宣布说：

“根据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兼任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因此，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做任何主张。”

“第一个，王克敏。”

王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糜烂生活，早已把身体掏空，精神更是衰弱不堪，在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任上已不能坚持职守，于1944年2月去职。

这时，“鸿门宴”已经结束，王克敏饭后正在漱口，听戴笠一开始就宣布到他的名字，精神突一紧张，身体不能支持，即倒在沙发上不能立起。

戴笠见状，对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

王期期艾艾地回答说：“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看到王克敏表示愿意与其他汉奸一起去坐牢，显得很随和地说：

“你愿意去很好。”

王被押不久，即畏罪服毒自杀于狱中。

“第二个，曹汝霖。”

曹汝霖在日军筹组伪华北临时政府时，曾被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他每想到“五四”期间受国人唾弃的历史，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卖国罪孽。因此下决心不在伪临时政府任职，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后来，经王克敏极力拉拢，仅挂了1个“最高顾问”的虚衔，月领公费2000元；王揖唐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曹又被挂上了1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均未到职视事。蒋以此而对曹有赏识称许之意。“八·一五”光复后，曹汝霖即打电报给蒋祝贺抗战胜利，蒋当即回电对曹表示慰问。

因此，当戴笠把预拟的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名单送蒋审核时，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从名单中划去。戴笠没有按蒋介石核准的名单照办，仍把曹汝霖请到了东城兵马司汪公馆。但戴笠也留了一手，并未把曹汝霖与其他大汉奸一起送往炮局胡同关押，而是留在汪宅软禁起来，以防蒋查询时辩解。

所以，戴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汝霖即向戴笠表示了谢意。

后来，由于蒋介石的直接干预，曹汝霖被开释回家，虽然庆幸这次逢凶化吉，由蒋出面，才从魔王戴笠手中逃了出来。但他感到蒋是反复无常之人，戴是心狠手辣之徒，加之以他历史上的所作所为，随时有受到法律制裁的可能。

于是，在儿子曹朴的一手策划下，曹汝霖将他在北平住宅的家具、古玩等财产全部售出，把房产则交给女儿管理。然后曹汝霖先到天津定居，随即又转道上海，秘密潜往外国当寓公去了。

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也在戴宴客之前托病住进中央医院，并暗中重贿国民党高级地工人员张文波，但遭张拒绝。马汉三根据戴笠的指示，将王揖唐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并将材料移送法院审理，被判处死刑，在北平第一监狱执行枪决。

在东城兵马司一号被逮捕的40余名大汉奸被关进炮局监狱后，戴笠指示马汉三把他们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只有齐燮元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其余的继续关押，后在南京解放前，通过各自的渠道星散。

在1945年秋冬的肃奸行动中，戴笠前后共捕捉汉奸4692名，查封逆产1456户，其中依法惩办者占三分之一。其中，大汉奸缪斌因蒋介石通过戴笠派其于1945年3月赴日本与小矶内阁议和一事被盟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查获，并就此事向蒋提出质询，蒋恐此事泄露，即指示戴笠将缪斌提前交出，由苏州高等法院宣判死刑，于1946年5月21日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礼子监房第一号执行枪决，成了被处决的第一个汪伪大汉奸。

其后，陈公博、褚民谊等巨奸亦相继被判死刑执行，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1959年病死于上海第二监狱）。周佛海、丁默村、罗君强等人在戴死后被军统局抛出：周先被判处死刑而被蒋赦免，改为无期徒刑，而后死于狱中；丁默村因叛变中统，cc系不肯放过，亦被处死；罗君强被判无期徒刑（于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化整为零以退为进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会谈纪要》。这个纪要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享受的身体、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明确要求“取消特务机关”。蒋介石秘密向戴笠发出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的指示，以减少中共及民主党派攻击特务机关的口实。

戴笠听到蒋下的这个命令，心情十分紧张。他害怕一手建立的家业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1945年底，戴笠在北平，召集龚仙舫、马汉三、文强等一批负责内外勤的大特务座谈，听取有关军统局进行改组的意见。

在此之前，戴笠、郑介民、唐纵军统三巨头之间对“化整为零”的计划一直在进行酝酿策划，由军统局处长龚仙肪、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等极个别核心大特务进行承办的。

文强、马汉三等外勤大特务是第一次听说有“化整为零”一说。

戴笠便对此作出具体解释说：“第一是准备改组后的国防部二厅谍参系统和对外使馆的武官系统，要合法化地全部控制起来，这个任务是介民先生去完成的。”

“第二是将内政部警政司扩大为全国性的警察总署，是合法化安置人员最多的一条出路，然后才能全部控制警察方面的行政、人事。教育。对李士珍派，能容就容，不能容就去。”

“第三是与交通部早已说定，在交通部成立一个交通警察总署来统驭全国铁路、公路的警务机构系统，并将本局的所有武装部队改编为交通警察部队。”

戴笠唯恐特务们听到化整为零的部署后感到泄气，便给大家打气说：

“世界上哪个朝代、哪个国家没有特务机关，人家越喊要取消便越显得重要。但是军统局这个名称有些臭了，组织也太庞大了，经费确也筹措不易，所以要化整为零，凡事要为领袖分忧着想，我跟他30年，深知此道。”

为强化自己的力量，戴笠进一步提出了“裁弱留强，里外三百”的口号，即把弱的、不好的人员裁减掉，把好的、能干的人员留下。把军统局的内勤人员调300人到外勤工作，把外勤人员调300人到内勤工作。

戴笠虽然心中有了化整为零的初步想法，但他绝不轻易地草草行事，而是想拖得越久越好。他想一旦内战爆发，国共两党对抗，取消军统的名义就会不攻自破。最好是自己当上海军总司令后，自己有了出路，再取消也不迟。同时，所有特务组织和特务人员一律转入地下，绝对秘密，不再以公开机关和任何名义作掩护。这是戴笠根据建立特务处以来的实际活动经验，为了在军统改组过程中，保存实力，以防不测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措施。

1946年1月，国共双方签署《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蒋指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将为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郑介民虽然对这一个重要职务感到很满意，但是对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却感到信心不足，因而找戴笠商量。戴笠则认为在军事调处过程中，正是对中共进行特工活动的大好机会，于是专程赶回重庆，具体交代当时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武装方面的情况。戴还向军统局各部门的负责人指示，凡郑介民提出要人、要钱、要电台、要武器、要交通工具等，一定要优先供给。

戴笠还迅速整顿清理军统内部的贪污受贿问题，整顿风气，以免被蒋介石或政敌抓住口实，自招其祸。

1946年2月间，戴笠在天津召集特务们进行训话，指出接收大员们贪污腐化、歪风严重，必须予以重视，警告下属保持固有的“清白家风”，如再违反，定予严惩。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日政协）在重庆召开。会议再次喊出“打倒特务”“取消特务机关”的口号。

戴笠的政敌陈诚、陈果夫、陈立夫、李士珍等人也抓住这一契机，兴风作浪。一时间，军统受到前所未有的攻击。

戴笠的既定方针是，以不变应万变，用一个“拖”字对付方方面面的逼迫。从二月中旬开始，戴笠借巡视各地肃奸案件为由，索性避开重庆喧闹的局面，在华北、华东各城市之间飞来飞去，以便躲过困难时期。

1946年2月，蒋指出要唐纵主持召开特工会议。由于原先出席会议的八人（戴笠、唐纵、郑介民、宣铁吾、张镇、王茂生、徐佛观、叶秀峰）因工作变动，有的无法参与工作。蒋介石特意让宣铁吾拟订一个新的八人小组。这个小组由宣铁吾、陈辉、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8个人组成。

蒋介石拟定的这个名单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戴笠在新八人小组中的地位和影响大大降低。在新八人小组的成员中，戴笠对手的势力更加强大。增加了一个李士珍，一个黄珍吾。李士珍与戴笠你死我活地争了15年，是早已被戴笠拉下马的人，现在居然又被蒋介石扶上马，这是戴笠无论如何不能忍受的。

八人小组成立后，其中宣铁吾、黄珍吾与李士珍抱成一团，开始秘密策划如何将军统彻底搞垮的办法。